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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一个网友的来信（为了保护他，我不在这里披露他的姓名）信中用萨斯病毒的研究做案例，分析了疫情分析的复杂性。不仅是科学分析的复杂性，还有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参与媒体造势叠加的复杂性。他的具体内容可以启发有关专家的分析和争鸣， 也有助于破解西方经济学所谓“完全信息”，“有效市场”，和“言论自由”的迷信，教育被自由派和民粹派误导的大众。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复杂科学的分析方法，和世界公民的客观视野。
我不会自封道德高地来为自己的试错文过饰非，而是和各学科的各国科学家对话，来破解当代问题的源头和应对方法。天下没有新古典经济学宣称的普适的最优的制度或方案，各种体制各种环境下发现的方法可以互相借鉴，但要在实践中检验。
中国的文化自信，在于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所以可以学习各文明的成果，综合人类的知识，探索更好的未来。
其中有些猜测和场景有待将来的历史检验，大家可以发展自己的假设和叙事，丰富舆论市场的创新和竞争。谢谢大家。
信件如下：
尊敬的陈老师：
您好！
我是在美国做生物研究的，之前就给您发过邮件。对于目前的新冠肺炎，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认识，但这些认识不适合公开发表。您对国际局势的理解是我极为仰慕的，所以把文章发给您，期待您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指教，
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全文如下：
首先要说的是，这篇文章整个是社会分析，没有也不会公开发表，其中涉及的医学内容仅仅是个人科学探讨。具体疾病防疫请遵权威医嘱。
第一，我们先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冠状病毒SARS，Mers，和Covid－19的区别。从本质上来说，这三者没有区别。因为按照RNA病毒超高的突变率和进化速度来说，过去17年，获得大约10%碱基的差异，甚至获得几个插入突变，在病毒进化的尺度上都是很正常的。
第二，那么基于第一条是不是可以认为2019年武汉对SARS谣言的管控就是错误的呢？答案并不是，因为SARS本身就不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只是一个流传了17年之久的谣言。这其中证据有很多，比如最近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的
第三，那么为什么武汉死亡那么多病例，第一是因为医疗体系被挤兑，导致城市去工业化，因为人正是因为工业化才使得寿命从原始社会的30多增长到80多岁的，如果没有工业化，人的寿命将骤然降低。一些本来能够抢救的病患可能因为医疗资源不足而死去，比如一些老年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如果在这个时期，病毒在人群中有十分之一的感染率，那么很可能这些因为生存预期低下的死亡病例会归罪于疫情。另外，把因为信息的集中效应，我们把平时正常发生的死亡事件放在新闻上也会造成如此的轰动效果，所以看上去爆发了严重的疫情。那么到底有没有方法鉴定一个传染病到底是不是严重的疫情呢？学界主要是看18岁以下人口的死亡率，美国CDC有一个重要的评价流感肺炎死亡率的指标，就是18岁以下的死亡率。可以理解为生存预期最好的人如果意外死亡，那么很可能是爆发了严重的疫情。但无论03 Sars（香港大学的研究），和目前的covid都呈现一个相似的年龄死亡率分布，就是老年人死亡多，18岁以下几乎没有。
第四，那么是不是说我国对疫情的控制有过当的嫌疑，导致了我国经济的衰退？并不是。这个事情有点复杂，牵扯西方利用一些商业集团本身的利益，同时对中国开战舆论战。如果被不受控的舆论战攻击要害，可能带来的损失不仅仅是经济受损，而是解体风险。这是否是危言损听呢？答案并不是，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配合金融战的攻击。其中不仅有华尔街的众多对冲基金参与，也有生物医药企业涉及其中。
第五，如果我们说SARS和Mers也不是那么严重的传染病，但为什么03世界爆发SARS会引发那么大的恐慌和心理阴影？这件事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值得注意。第一是某公司的抗病毒药物某某在1999年上市，2001年进入中国市场但一直名不见经传。直到03年SARS后，在中国大卖。所以这里不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益相关方可能通过舆论操作的方法刻意夸大疫情的严重，借此获得商业利益。这些事情没有证据，但是可以用一些侧面的情况看出端倪。
第六，我们再来看看一些与上述情况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网络上时时刻刻都在流传一些关于中国的谣言，这些文章抹黑中国，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说得水深火热。于此相反，把西方国家的生活说得非常好，人民生活十分幸福。这些编造的消息有时候非常荒唐，比如前天晚上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了种族主义言论，明确说chinease virus，海外华人无不愤慨，但不到一小时后，网上就出现了一个截图，是川普在推特上道歉的内容截图。而事实是川普根本没有发那条道歉推特。那么是谁造的这种假图呢，是美国的公务员吗？肯定不是。那么是谁？答案是移民中介，美国买房中介，海外医疗中介等等，他们有抹黑中国，美化外国的原动力，如果不把中国说的那么不堪，人民怎么会想着移民。说上述例子，就是说确实有一些利益团体和外国政府心战部门的利益一致，心战部门可以在最少的投入下，起到最好的宣传效果。这就所谓以商养战，以战促商。
第七，现在再回到covid这件事，看看一些侧面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这件事也是一个类似的商战结合事件。例子有很多，我先大致罗列一下总体的观感。1. 西方政府怠于抗疫的态度，2 .美国通过不检测隐瞒疫情的态度，3. 新加坡，英国，瑞典等等的佛系抗疫等等。这些说明其实西方国家高层政府有一个共识，就是病毒严重性不强。但由于当时他们舆论和社会稳定性较高，所以可以不采取措施。中国的情况不同，政府对舆论的负担较重，而且当时就处于西方舆论战的靶心，所以严重到甚至可以影响稳定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比较妥当的措施是必然的选择。再看一个很重要的例证，那就是印度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爆发，可以先下一个一句话的结论，“印度不是西方制药企业的目标市场，也是不西方心战部门的假想敌”。
第八，从03年的SARS再次说起，03年的疫情和这次疫情性质一样，也不是严重的传染病，更大程度上也是舆论事件，为什么我们今天对SARS的记忆会非常恐怖。是因为目前生物医学学术界的放大效应。就是当年SARS开始和结束后，许多人变成了依靠SARS本身吃饭，申请了许多与SARS相关的课题，那么试问如果这些人说SARS不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怎么会获得经费支持呢？更何况还有许多商业组织从中获利。那么就变成了一个皇帝的新衣，全世界最多的资金，最聪明的人和最有权势的人都在传颂一个同样的谣言。这个谣言从2003年一直到了2019年。这与中古时期欧洲社会流行的末日谣言十分相似，当时也是有许多社会上层在重复这些谣言，并且与巨大的经济利益绑定。
第九，说起谣言，其实每年都有与SARS爆发有关的谣言，从03年到现在几乎没有间断过。只是今年巧合多个事件碰到了一起。有几个关键性的事件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就是某公司1999年上市的某抗病毒药物，在2001年进入中国市场后一直名不见经传，销量不佳，但03年SARS以后，变得红火起来。与此类比，我在今年1月就有一个预测，那就是，当中国决定喝中药，跳广场舞对抗疫情，而不用美国神药的时候，就注定预示着美国疫情的严重爆发。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中国控制不力，导致疫情蔓延。而是因为某些制药公司在中国拿不到利润和相应的临床资源，就会把游说方向转向美国。并且，针对这个药物，武汉病毒所也在第一时间抢下了同类化合物运用在国内的专利，并有药物所等多个单位筛选出了新的化合物，包括磷酸氯奎等。目前，在中国针对covid-19进行临床实验的药物有200多个，把某美国某神药埋没在这200多个实验中。这并不是说我们小气，不让美国赚钱。原因是因为，既然这个不是一个严重的疫情，那么为什么非要让自己的国民去吃那么贵的药物呢？而且，本身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有借助这件事配合心战部门对我国进行舆论战的嫌疑。这样的话我国还让他们赚到钱，岂不是鼓励他们继续黑我国，也鼓励其他人有黑我国的动力。所以绝不能让黑中国的人还赚中国的钱。因此，如果前面说的成立，这个疫情本来就不是一个严重的病，仅仅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携带的，是一个武汉大规模检测就成为武汉肺炎，东京大规模检测就成东京肺炎，纽约大规模检测就成纽约肺炎的病。我们的防控措施关键，就成为了治心为大，治身为小。
第十，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国家最高层一定第一时间得知这是对我国的舆论战攻击，并不是真正的疫情，而这个舆论战攻击如果应对不力，可能存在解体风险。如果解体，那损失就不可估量。苏联解体和乌克兰事变时，当地居民的自杀率直线上升，这说明无论如何，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对国民的基本生存是有严重影响的，这个损失无法弥补。为了杜绝此事的发生，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稳住社会，那么策略就是首先承认严重疫情的存在，严重的疫情会把居民本身吓得不敢出门。另外，采用中药和口罩等，用最低的代价，给予居民防疫的信心。口罩不仅仅提升居民防疫的信心，同时也起到规训居民的作用，带着口罩出门就好比一张良民证，戴口罩相当于听从国家号召，不戴口罩起码说明此时此刻不是良民。并且在疫情期间，由于广泛的动员和疫情本身对全社会的说服力，国家也可以做一些在平时时期无法达成的事。总之，因为这一期疫情，和武汉人民的付出，使得整个国家受益匪浅。
第十一，对的，说到这里的确是要说，武汉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起码承受了医疗资源被挤兑带来的危机。究其根本这是西方对我发动饱和舆论攻击的结果，我们已经尽了全力。所以现在西方因为舆论而反噬，是十分正义的报偿。
第十二，另外，这次事件还配合了西方对中国的科技战，就是针对武汉病毒所的谣言和打压。对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的科技战其实有多次。比如细胞治疗魏则西事件，打压了我国蓬勃发展的细胞治疗产业，结果这次事件不到半年后，诺华公司的细胞治疗产品上市，每疗程20万美金左右。再就是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最后按照非法行医，贺建奎被判处有期徒刑。说句实话，能进行这种实验，手续肯定是完整的。这件事的本质就是在利用民意和舆论搞臭新兴行业。前不久，我看到美国的基因编辑临床公司在进行募资。还有前一段时间针对中科院药物所开发的肠道微生物抗阿兹海默药物的抹黑，这是为了打击肠道微生物这个风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微信群里充斥着一篇论文《通过靶向肠道菌群调控人体的物质需求欲望有望提高廉政建设效率》。这些都是通过舆论打压我国生物医学产业风口的行为。而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作为重要的大科学装备，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经略非洲，帮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等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总结一下，就是此次疫情本身是舆论战的产物，我国应对得非常及时有效。西方国家的许多应对也不能说无效，但对西方的舆论反噬，一切皆为正义。中国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大约2个月或者更久的战略机遇期。要进行未来的预测，必须搞清这一次事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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