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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4月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三十年来，一座城市的传奇在这片沃土上被不断书写，创造了中国奇迹。浦东的成功，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趋势，离不开那些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今天我们回望三十年来浦东开发开放的故事，向这些努力开拓进取的人们致敬，也为未来浦东的发展提供历史的视角。
杨昌基，1932年生，上海市人。曾任河南省医药局副局长，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国家经贸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等职。1990年5月至1991年8月，任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
口述：杨昌基采访：张东保 黄金平 杨晓燕整理：杨晓燕 黄金平时间：2013年6月27日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浦东开发开放已经23年了。23 年前，组织上调我参加浦东早期开发开放工作，回忆起当时在浦东的那段工作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那是1990 年4月30日，我出差去上海，在朱镕基同志家中畅谈了近4个小时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事宜，后经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上海市委老领导胡立教同志的鼎力推荐，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调至上海市从事浦东开发工作。5月15日，我到浦东开发办报到。当时，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同年7月5日，市政府任命我为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而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当时已年近 58 岁，如果干到 60 岁，总共只有 700 多天了。我只能是一天一天算，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算，来日不长，时不我待，我要争分夺秒地干，尽可能地多干点。队伍精干刚到浦东开发办的时候，同志们对我说，办公和交通条件相对比较艰苦。 办公室是由黄浦区浦东文化馆的仓库改建而来；交通也不方便，从浦东到浦西要几个小时。但我认为，初创时期，有这些条件已经不错了。而且，从总体上来说，整个开发开放浦东的大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是在上海的浦东搞开发，有大量人才做支撑，有上海做保障，所以说再艰苦、再困难，还是比别的地方强，各种条件总比开发大西北、大西南，或者某一个内地城市要好很多。浦东开发开放最困难的工作是如何创设一个新体制，如何充分把新体制和原有的体制优势协调，发挥各自的长处，如何充分发挥上海的人才优势和科技、社会科学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优势。上海一直是产业工人素质最好的城市，把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起来，浦东开发一定可以成功。当时第一批来浦东开发办的有 88 名干部（一开始说是 100 名，后来实际是 88 名），是由市委组织部牵头，从所有自愿报名来浦东工作的同志中选拔出来的。这 88 位同志来自浦西各个单位，都是精兵强将。当然，这与这些同志的原单位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各个单位都是这样考虑，不是说这个人不行我踢出去，而是挑选本单位能力最强、素质最好的同志向浦东开发办推荐。此外，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都全力支持，有些干部是由市委领导亲自点名的，下面单位没点到，市里领导倒点到了。这样，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市委组织部门牵头总抓，全市上下结合、通力合作，为浦东开发输送来了精兵强将。浦东开发办的工作正常开展后，市委组织部也继续关心，不断派人来调查。他们到我们开发办来，看起来似乎跟我们“闲扯”，但实际上既是了解已经选派来的干部的工作情况，同时也是了解我们这里还急需什么样的人，并且不断地跟我们通气。当时拟安排担任浦东开发办研究室主任的王安德同志到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任总经理，我已按市政府意见和他谈了，也告诉他拟安排的副手的情况。为了工作需要先请安德同志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可是，有一些同志认为浦东开发正处初创时期，人手少、事务忙，劝我不要“放”人。我把王安德的副手找来，请他顾全大局，大家努力工作，尽量顶一顶。我认为金融事业对浦东开发开放很重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增长点新知识、交点可交的朋友，对浦东开发或全国的改革探索都是有利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领先一步，以后其他公司的领导或副手都会分期分批出去学习，学成回来，工作能力就会大大提高。这批人今后回来可以干的时间长着呢。我这个建议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市委组织部的领导也非常赞同我的意见。后来朱晓明、张贤训、舒榕斌等浦东开发办的“大将”都陆续送出去培训。出国培训使他们如虎添翼，如今，当年送出去培训的这些年轻同志，都成了浦东新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顶梁柱，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大显身手。所以，我认为市委组织部在浦东开发开放中立了很大的功劳。我到浦东开发办后，领导让我当一把手。但我很清楚：第一，一把手是班长，是召集人，别人一票我也是一票；第二，我刚从外地调来，虽然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对上海的情况还不熟悉，必须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第三，和朱镕基同志畅谈时，我们就已经讲清楚了，浦东开发开放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只是开了个头，争取把这个头开好，以后的事情还得靠年轻人来做。所以，在和班子成员研究分工时，我先请大家各自讲一讲原来是怎样分工的，你希望在新分工中干什么。沙麟、黄奇帆、李佳能等同志个个谈了自己的想法，都对原来的分工没意见。我说，原来怎么分工仍怎么分工，一律不动。 当然，分工不是分家，我们班子间要互相通气，工作分开，重大事情党组集体研究，一旦决定，各方去办。我们班子成员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会后，有的好心人提出你这样做不是大权旁落了吗？我说，浦东开发要靠大家的积极性，浦东开发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研究，要思考干什么、想干什么，无论谁想到什么都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的分工还缺乏综合平衡，如形态规划和经济规划怎么结合，产业政策如何确定，政策法规如何取得国家的许可，金融和产业如何结合等都不是一个人能单独负责干下来的，而这些却往往比别的重要得多，都要依靠群策群力。当时我们主要领导班子内部非常团结，我们办事是这样，先讨论问题把点子想出来，表决是否同意，再确定谁来干。我们虽然有固定分工，但不完全按照这个固定分工。有些事谁愿意干就谁干，积极性多点总归比较好。但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不同观点。有不同观点，大家可以交换意见，最后能够达成共识。之后，市领导又让我兼任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外资委）副主任。这样，我常常上午跑浦西，下午跑浦东，两头来回跑。为什么我能在浦东开发办人手那么少的情况下，腾出精力来两头兼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班子团结，互相帮助，互相补台，齐心协力地干，而且班子里没有疙疙瘩瘩的事。所以，大家到现在还比较怀念那一段共同奋斗的经历，怀念那时大家的精神面貌。当时到浦东开发办工作的同志都是自愿报名来为浦东开发作贡献的。大家思想观点一致、目标一致，都一颗心扑在浦东开发上，个人困难、名利得失都不考虑的，素质非常高。出自公心地说，这些下属非常好领导。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官兵一致。领导班子以身作则，领导也是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没日没夜地干，大家群策群力，像兄弟姐妹一样，比较平等，比较民主。另一方面，工作中出了点差错，大家都勇于挑担子。有些差错如果出在普通干部身上，他一个人也许扛不住，但是如果是领导，挑一挑就扛过去了。大家互相帮助，你给我扛一点，我也给你扛一点，多总结总结经验，下次注意别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就好了。正是这样一个团结的集体，再加上那么多上海市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我们工作的积极性完全是不一样的，发扬拼搏精神，努力追求效率。首抓规划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浦东，这是浦东早期开发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刚到浦东开发办时，我就向胡立教、汪道涵、裴先白等老领导汇报了我的基本思路。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浦东作为上海的一个新城区，必须抓产业制高点，不能单一搞传统工业。要大力发展金融、商贸、航空、航运、信息咨询等服务功能。城市的服务功能越完善，它的辐射力、凝聚力、影响力就越大。为了浦东新区更好地发展，就要做到规划先行、基础先行、科技先行、项目先行、金融先行。规划更应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规划是城市开发建设的百年大计，而城市功能的确定，则是规划的关键。我的这一思路得到了市领导的认可。浦东既然要建成国际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其形态规划就必须与经济规划相匹配。所以，浦东开发早期，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开展了陆家嘴沿江中央商务区（CBD）城市配套规划的国际设计招标竞赛，依靠国际智力，搞出了一个国际一流的城市形态规划以及交通规划，这就为以后的大开发、大建设打下了基础。我在担任浦东开发办主任的同时，还兼任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院长。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城市规划只注重形态规划，没有将形态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形态规划得很好，但经济实体不能盈利养活规划好的这块土地，那也是没有用的。而在浦东开发初期，我们就将城市规划、形态规划与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当时浦东开发特别强调容积率，容积率很重要，高楼与土地合理配置，这样城市规划出来后也好看一些，生活质量也会高一些。比如在陆家嘴金融区搞一些绿化、绿地，可以通过金融区挣的钱来养活这些绿地和公共设施。还有就是在规划中实施级差地租。如黄浦江边，景色好，级差地租就高；有的地方交通发达，就搞商业区。土地的使用规律是一门学问，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所以，浦东的整个规划是把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形态规划的两张皮问题解决了。但是为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争论了多少次，现在看来，这个规划还是比较成功的。当时，有外商要到浦东搞一些污染性项目，如建拆船厂，虽然很赚钱，但由于它的油污和细菌污染严重，出于环保考虑，我们没有批这个项目。老百姓很关心“行”的问题，一个城市不断发展，道路建设非常重要。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浦东开发的起步，杨高路进行大规模扩建，为双向六快两慢道路，道路红线宽 50 米。后来又进行了拓宽。以前，浦东没有快速路也没有地铁，后来都有了。这些问题可以借鉴外国成功的处理方式，更需要自己创新。此外，浦东新区是上海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发开放浦东的规划也是上海市一体化规划的组成部分。要使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事业顺利、健康发展，实行“新区、新事、新章程、新办法”，创造“浦东效率、浦东速度”，处处离不开浦西的支持。因此，浦东新区的管理机制是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协调运行。一方面，新的管理机制要有利于促进新区政策的落实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体制的发育、成长；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调动各委办局和区县的积极性，坚持上海市一体化的原则，做到在改革开放方面，浦东带浦西，在开发建设方面，浦西促浦东。浦东开发办着重于把应该控制住的工作控制好。因此，我们注意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如加强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完善政策法规，精心做好规划；掌握市政建设进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控制土地的合理使用，审选产业、项目和监督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工作。当时，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还缺乏经验，迫切需要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新路子。1990 年7 月，浦东开发办领导在商讨浦东开发规划（左起：李佳能、沙麟、杨昌基、黄奇帆）
齐心协力浦东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上海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制定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开发方针。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成就，绝不仅仅是我们浦东开发办这些工作人员的努力，我们身后还有中央、市委、全市各相关单位以及全上海人民的支持。所以说，浦东开发最有价值的一点是人心齐。邓小平同志要求以浦东开发开放为新起点，推动长三角地区及长三角腹地朝前发展。当时的新区定位不是特区，但是特区的政策可以参照，可是操作起来毕竟不是很方便。深圳作为特区开发前，已经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而浦东新区开发前在这方面还不行，所以法律要先行。当时，浦东开发第一步就是建立法规。我们对外承诺是 1990 年 9 月 1 日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出来，所以当时打的第一场硬仗就是制定法律法规。还有就是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计划中，浦东计划单算，经济建设规模要考虑各方面平衡，给浦东多了，给别的区就少了，如果都给了浦东，上海发展就不平衡。此外还有财政问题，比如支持浦东开发的外汇额度、贷款额度，当时这些都很紧，但我们还是按承诺对外发布，这些都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等领导的大力支持。上海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当时市里每个星期都要开会研究浦东开发的具体问题，包括商讨浦东规划和有关问题协调。记得当时土地征用，都是市领导直接抓，各委、办、局大力支持。市政府设立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后，开发办一直被外界称为“空办”，因为它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没有行政事务，没有权力。而当时，浦东 350 平方公里的规划控制范围内，含三区两县，即南市、黄浦、杨浦三区和上海县的部分地域以及川沙县大部。开发办虽然成立了，但原有的三区两县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变，我们和区县政府是平级单位。同时，我们还要贯彻市政府的意图，在它们的管辖范围内进行开发，所以这种关系的协调确实蛮难的。以整个国家、市委市政府要求以及人民的总体利益去考虑，提出一个比较公平、公正、公开的办法才能使大家各得其所，才能协调得通。浦东开发办把自己定位在“负责任的服务”上，不为名不为利，没有自己本单位的私利。而且，当时三区两县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真是大力配合，处理好各种民生保障问题，使开发办能一开始就将工作的中心放在开发上。在发动全市人民支持浦东开发开放上，主要靠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思想动员，组织全市大讨论等；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各个单位、学校、研究机构都积极为浦东开发献计献策。川沙县的农民，因为土地被征用而不得不离开世代生息的故土。那时上海市人均住宅面积 5.7 平方米，川沙可不是，基本上都是二三层的小洋房，造得很好。因为征地要把房子拆掉，他们都非常配合，说为了浦东以后更好，你们拆吧！当地居民都非常顾全大局。这里还要说到川沙县委、县人民政府和乡镇有关部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浦东开发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后，市政建设步伐加快，而大规模征地主要集中在川沙县，县委、县政府配合我们做了大量的征地、房屋拆迁、劳动力安置等工作，并及时协调解决了各种矛盾。川沙县土地局及有关乡抽调大量业务骨干组成工作组，深入现场办公，做好协调工作，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征地任务。当时，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浦东开发高于一切，都为浦东开发让路。所有的人不是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个人利益，而是考虑大局，考虑全市的利益，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大家都是不计小账的。还有像拆迁、动迁的老百姓都是一年后才能迁入新居，而且生活设施都不方便，但他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土地出让在浦东早期开发阶段，钱从哪里来是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非常穷，穷到什么程度？举一个小例子：我们编写的浦东开发开放的规划说明，别人要这个就是一张纸的规划说明，我们还要叫人家付成本费一元钱。有一次，台湾来了一大批投资者，大概有四五十人，相关部门让我去讲讲，介绍介绍浦东。我向浦东开发办的工作人员要规划说明。他们只给我了三份资料，并且说，一份你讲时做参考，还有两份谁要你可以给他们，你讲完了你的这份也可以给别人。我记得那时天气热得够呛，在上海的一个老宾馆里，空调都没有，接待方连扇子都没有发。我说，快快快，快回去给我拿个 50 份资料过来。他们去拿过来了，还带个口信给我，说我们的这个资料是一元钱一份，这次你老杨开口就只好先给你了。我给这批客商介绍完后，回来跟浦东开发办的工作人员说这样不行。他们回答我：我们没有钱。你想，连这点印资料的钱也没有，真是穷得一塌糊涂。当时，市领导叫我筹建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开发公司，尽快启动十几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按一平方公里开发成本两亿算，需开发资金二十多亿，但因为振兴和改造上海也要花钱，市里不是没有这些钱，只是一下子周转不过来。市里要求我再算算看，目前最少要多少钱。我说，我想好办法了。改革开放是要有成本的，市里这么大一个摊子，既要向国家上缴税利，又要浦东开发开放及浦西改造，缺少资金寸步难行。但是，浦东开发国家给的政策中含金量最高的是土地政策。浦东开发开放中创造的级差地租是一个特大的金饭碗。我们要多动脑筋，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市里能不能每个公司给 3000 万元现金，不足部分允许我们用金融手段去操作。我以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的名义开一个会，把有关委办局召集在一起商量，再给每个公司 2.4 亿元的土地财资，这样每个公司就有 2.7 亿元财产，也就可以运作起来了。市领导仔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同意我以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名义去操作。于是，我就与浦东开发办党组的同志商量，黄奇帆同志自告奋勇承担全盘操作。就这样，他组织了一场市财政局、工商局、土地局和企业的综合办公，即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并由工商局验证；开发公司再将支票背书付给市土地局，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并经工商局验证；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从开发公司所得到的背书支票再全部上缴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将土地收入的千分之四归中央，上缴给国家财政。通过这样一个综合办公，财政金融、现行法规迅速完成资金到位、土地到位、注册资金到位、企业实有资金到位、国家土地收益到位的运作，从而加快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上述操作主要是利用在支票规定的有效时间内快速运转，通过背书的办法不造成实际的空头支票，是金融工作中普遍允许的惯例。现代金融提倡以第三方的代收付来解决空头支票的发生。我大胆地提出了这个意见。如果领导不敢干，那我提出的意见也没用。同时，如果操作得不好，这个问题就太大了。你把这个给我，我把那个给你，他把另外一个给我，交换完后，好了，各方面都各得其所，问题都解决了。我参加浦东开发的时间只有 14 个月左右，于 1991 年 8 月，奉调北京工作。这短暂的令人难忘的四百多个日日夜夜，至今仍令我十分怀念。原载《浦东开发开放》，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4 年版，收录自《口述浦东新区改革开放（1978 2018）》，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学林出版社2019年3月版。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杨昌基：我参加浦东开发14个月的情况回忆”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