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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小编来给你们讲一讲关于先周历史故事：宁县“餱餱”与“廼裹餱粮”的事，《大雅·公刘》不但记述了公刘之迁的全过程，也携带出那个时代的食物“餱粮”。粮，是干粮，而餱其名古怪，其谜亦深。历代释家考之甚多，但仍使人不知其为何物。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真的在社会发展中消失了吗？要解此谜还需从它的产地着手。先周时周族生活于戎狄之间，“餱”是公刘从庆城县迁往宁县时所携带的食物。因此寻找它的踪迹就要到这一地区来寻找。诗中已明确告诉人们，它是一种能够携带的干食类食物。从诗意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它是全族人都吃的普通食物。它的平民性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我国现在的粮食结构在主食上是南稻北麦。但在上古时代，就无此明显特征。
从《豳风·七月》中得知，当时豳地粮食种类有稻、麦、黍、稷、豆几大类。在这些粮食中，稻为水田作物。而整个陇东的土地是原、岭、川，属于干旱少雨区，岭与原皆缺水。川台地虽多，但地高水低，几乎无法灌溉，推想水稻种植仅在靠近水边少量川台上依靠引水浇灌，种植非常有限。所以这一带的粮食应以麦、黍、稷、豆为主，餱应由这几类粮食做成。在陇东，玉米未传入中国前，麦、谷(黍)、糜子、荞麦、高粱(宁县民间叫“稻黍”)是主食，豆类在其嫩时当菜食，成熟后相应为次要食品，一部分做汤，一部分做炒面，亦为牲畜饲料。因此麦、谷、糜子、高粱是农民的主要食粮。但在现实生活中，小麦产量低，又是诸种粮食中的高级主食，一般都交了皇粮，在上古时代可能是上层人士的主食。所以，农夫平时主要吃的还是高粱、谷子、糜子和荞麦，即杂粮。
《公刘》中的“餱”为大家的共同食品，也就可以把“餱”的原料锁定在杂粮中。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上古时期的陇东粮食种类与今天的粮食种类变化不大。唯一区别是，现在增加了从美洲引进的玉米，也成为平民的主食。旧《宁县志·民族志》记载：“先代土著：刘昌氏，辍耕偶谈，周余民。在安定北地者，为刘昌氏，不与诸戎伍，自谓公刘后裔。”这条记载是可信的。刘、留谐音，昌为光大。望文生义，自称“刘昌氏”则意味他们是公刘遗留在宁县而逐步壮大起来的一族。“不与诸戎伍”，表现出两种不同文化的特性。在外族多、本族人口少的环境里，人数少的部族，在多数的占统治地位的外族统治下会有一种压抑感，特别注意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
前文引证的拜姓和云南纳西族就是明证。何况在春秋战国时宁县为义渠戎国之都，异族政权对周族遗民的心理压抑是明显的，“不与诸戎伍”是刘昌氏长期高度警惕形成的一种特有文化心态。根据上述分析，餱是一种由杂粮做成的平民大众化食物，公刘有后裔生活于宁县，粮食种类又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历史上怎么会把这么一个平民化的食物给弄丢了呢？其实，它丢失于上层贵族生活中，丢失于文献中，丢失于文人生活圈中。它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存在于产生它的宁县大地上。它连名称亦未变，叫“餱餱”。双声叠韵，是宁县的称呼习惯，对许多名物，宁县人都喜欢以双声称，以示亲昵。“餱餱”一名，存在于宁县太昌乡、和盛镇、新庄乡一带，而该物却存在于陕、甘两省，只是称呼不同。它又名“窝窝”，陕西有人称“将军帽子”。
据说武功一带现在仍称“餱餱”。得知它的异名，可能相当一部分人就知道它是什么了。“餱餱”在玉米进入中国前是用糜子面做的。有黏(宁县人读rán)性的叫“黏面餱餱”;无粘性的叫“硬面餱餱”。它的做法是先把面在温水锅中烫和均匀，再于案上糅和成圆条状，切成馒头大小的块，做成圆球，两手合拿面球，掌根靠拢，前四指抠劲旋转面球，在旋转中前面抠成圆窝，后面被两掌根挤成乳尖，从而形成顶尖腹凹弧底带窝的桃形。上笼置温水慢火锅中，经一夜发甜，第二天早晨大火蒸熟。出锅后带酒味的甜香之气喷人，色黄形美。硬者入口酥，甜香可口，冷却后表面有层湿润的糖迹，黏者亦可切片油炸，是一种很好的食物。在小麦短缺年代，它是宁县农家粗粮细做的一道主食。
宁县“餱餱”与《大雅·公刘》中的“迺裹餱粮”的产地一致，用料一致，食用对象一致，形式一致(干食)，名称一致，完全有理由确认它是公刘迁徙时所携带的食物“餱”。先周时期，周族主要居住地在董志原上，太昌、和盛、新庄地处董志原南部，因此保留了“餱”这一名称。而宁县的南、东、北三区已无此名了，他们都以其形改称“窝窝”，实则是一样的东西。这一异名在太昌等三乡镇也叫。周人在古公亶父下岐山后，作为上层统治者的贵族当然不吃这种杂粮食物了，而文字又掌握在贵族手中，文献只记其字，稍后的周人上层则已不知其为何物。陕西人又称为“将军帽子”，也是因其像将军戴的帅盔而称之。因此，几千年来学者们从文献到文献考证，当然考不出结果来。
“餱”既然在先周时期就存在，我们根据它的形状还可以考出它产生的时间，它产生于斝、鬲器物出现时期。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到了齐家文化时期(黄河中下游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出现了一组由尖底瓶演化而来的袋足类饮煮器：斝、鬲、甗、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三个袋状足。三袋足显然是由尖底瓶演化而组合的结果。这四种器物中的斝、甗、盉，都是在鬲上附加了部分器形。因此，可以大体排出这些陶器从仰韶文化到齐家文化发展的趋势：尖底瓶—鬲—斝、甗、盉。在陇东齐家文化中大量发现的是鬲，其次是少量的斝，甗与盉则几无。因此“餱”这种食物就诞生于鬲、斝器物中。“餱”大概先是无意间自然生成，然后由人再加工而成此形状。
古人懂得了把粮食磨成面就能做出比原粮更多更好吃的食物时，推想他们先把面粉投在鬲、斝里与水搅和，第一阶段可能是糊状物，即宁县所说的“搅团”。稍干硬些翻转倒出，食物下部就有三个袋足乳尖。若食物冷却后全倒出，上部中间就会下沉为凹形坑。古人发现了这个现象后，由于其形状奇异美观，就有意识仿造，再后来把三袋足形食物分开为单个足，“餱”的形状就形成了。宁县“餱餱”腹部为凹弧，当初鬲、斝等器物翻倒出的食物腹为凸弧，乃是人们手工仿制时变化的结果。至于它为什么是甜食，则更容易理解。糜子含有较多糖分，古人在造饭时未必就一次做成。他们有可能把装入食物的鬲、斝放在火上让其慢慢烤，如同发现酒的酝酿之法一样，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半生不熟的食物经发酵有了甜味。这种甜味食物要比其他食物好吃，故尔就专门做这种甜味食物。
因此，也可以说“餱”是我国甜食之祖。“餱”之称“餱”，是因形命名的。“餱”的形状倒置，上圆下尖，像“猴子脸”所以就叫餱。“餱，干食也，从食，侯声。乎沟切。《周书》曰歭(同糗，郑注：糗，擣熬谷也)乃餱粮。”这种解释与我们的理解似乎有一点近似。宁县还有一种玩具可为其佐证。孩子们玩的“木猴”，与“餱”的形状相似，它是用木头削成的，就是今天台湾时兴的陀螺。一般的木猴高约四至七公分，孩子们用手旋转于地后用鞭子抽打，使其不停旋转。这两种本不相干的东西为什么同呼一音？是象形之故。玩具“猴”可能受食物“餱”启示而产生。古人食用时不小心把“餱”掉在地上，它旋转起来了，人们觉得好玩，就仿食物“餱”制作了玩具“猴”。
“餱”是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它的名称的变化，说明社会在变化。本来广泛存在于陇东的“餱”一名，至今仅存在于宁县西区的少数乡镇，一方面证实它可能就是生活于这一带的公刘的后裔刘昌氏保留下来的，因为宁县的几座公刘庙正好在叫“餱”的这一范围内。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传统文化在快速前进的社会条件下，在快速消亡。因为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在食物结构上，农村已由过去以杂粮为主而变为以小麦为主，过去的杂粮食物几乎绝迹了，农村中某些人家间或做也仅仅是为了吃稀奇。若过不久，我们这一代知情者下世，“餱餱”大概也就绝迹了。因此本文也算为中国古今文化传承上搭一座独木桥，让后世子孙能和他们的先祖们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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