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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二桥遗址群第三期为代表。该期遗存在成都平原有广泛的分布，除十二桥遗址群的上汪家拐、青羊宫、方池街等居址外，其他重要的遗存还有成都市郊羊子山土台遗址、新都县九联墩大墓以及成都平原各地发现的大量战国前后的墓葬。羊子山土台是成都市北郊的一个人工垒砌的三层方形土台，该土台下压着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二期的遗址，上面又被战国晚期以后的墓葬所破坏，其使用时期的相对年代应在此期偏早阶段或略早，也就是蜀开明氏王朝迁都成都以后或整个开明氏王朝时期。九联墩大墓是一座有一条墓道的大型木撑墓，系四川已经发现的最大的先秦墓葬。该墓墓室早已被盗，劫余的陶豆为矮柄浅盘豆，属于第四期陶豆的典型器型，而该豆敛口浅盘、圈足甚矮的形制，又与成都平原战国晚期以后墓葬出土陶豆有一些差别，该墓的年代当在第四期的早期偏晚阶段。成都平原的战国前后的幕葬很多，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种类主要有木掉墓、船棺墓、木板墓三类。木撑墓规模一般较大，土坑呈宽长方形，如新都九联墩大墓、成都羊子山172号墓等。船棺墓均为窄长方形土坑，有独木船形棺和普通独木棺之分，如绵竹清道1号墓、成都百花潭10号墓等。木板墓也为窄长方形土坑，坑底铺木板为葬具，如成都金鱼村14号墓。这些墓葬年代早晚有一定差别，但随葬器物的情况大致相同，都有一组富有特色的铜器和陶器，这些墓葬随葬器物与遗址出土器物的情况类似，都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年代偏早的墓葬多有陶尖底盏、尖底盛等，铜器上的“巴蜀符号”比较简单，并具有较浓烈的楚文化因素;年代较晚的墓葬的陶器则流行一种形态介于豆与篮之间的圈足矮小的矮柄豆，带盖罐形豆和中口圆肩绳纹罐。这与居住材料所反映的该期遗存的发展进程基本吻合。据此可以将该期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它们分别以十二桥遗址群第三期第6, 7段为代表。
该期陶器仍然是以夹砂灰褐陶占绝大多数，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陶器组合以大口绳纹釜、小口绳纹釜、釜形鼎、中柄豆、矮柄豆、平顶器盖为特色。其中小口绳纹釜虽是从先前沿袭下来的器类.但釜的肩部耸起，大腹隆起，形态具有自身特色;矮柄豆的前身可能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第三期的凸肩深腹篮有一定的源流关系，但二者形态变异很大。这些具有特色的陶器群，按照通常对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应当单独命名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尽管早已经有学者给这种文化冠以“巴蜀文化”的称呼，但考虑到这个命名已经被一些学者用来泛称四川盆地的古往今来的物质和精神的东西，我们还是倾向于用成都一处最早发掘的遗址即青羊宫遗址来命名这种文化，将其称作青羊宫文化。
这一时期成都平原的中心无疑已经是今天四川的省会成都市区，历年来在成都市区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居址和墓地超过了四川任何一个地方。从环境研究的材料来看，成都平原这时期的气候已经变得比以前干燥，有夯土台基和散水的房屋已经开始流行。铜器冶铸工艺在此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普及，铜器的分布和出土数量都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能相比的，出现了一批表面处理工艺精湛的青铜器。铜礼器主要是从上一期沿袭而来的铜T71外，其他都仿效楚系铜器。具有地方色彩的铜器是釜、黎、颇一类素面炊器(仅个别施纹)。铜兵器以柳叶形剑、双弓形耳矛、烟荷包形械、三角援无胡戈和中援中胡戈为主，其中剑、矛、戈都具有明显的上一期的遗痕。铜工具有曲头斤、长身阔刃斧、前端甚宽的翘首刀等。此外还有铸有一种类似文字的“巴蜀符号”的铜印章。其特征十分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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