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是德治表率还是谎言 《竹书纪年》和《史记》谁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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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与《史记》

《史记》作为中国最正统的历史文献，被称作“二十四史”之首。它开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由于“太史公”司马迁的个人文学水平，《史记》区别于其他枯燥的历史文献，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相比之下，《竹书纪年》（下简称竹书）的影响就小多了。但是影响小，价值可不见得比《史记》小。《竹书》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也就是说，我们拿《竹书》和《史记》来比较真实性是不大公平的。

真要比的话，《竹书》的对手应该是《春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下随笔，因为不是论证，所以很多地方出自逻辑推理，与考据有些关系，但并非铁论，大家听听就好，可以相信也可一笑了之。

人微言轻，不必当真。

主要区别

《史记》是司马迁耗费十四年时间遍览群书，各地走访，搜集史料成书，在书中经常有引用各种史料文字的行为。

要拿到今天，咱们甚至可以说太史公有“洗稿”嫌疑。现在的考古、历史学家，在写文的时候一般要标引用出处，一是尊重版权，二是方便读者溯流而上，继续研究。

司马迁可不做这个事情，到了他的书里面，就是他的了。而他的文采实在是好，衔接得极其自然，让人读得兴致盎然，不会去想其他书目。

好看是《史记》的重要特色，也是能称为史书之首的重要原因。

不过总不能凭空而来，特别是远古历史，三皇太史公也知道不靠谱，就从五帝开篇。这些材料，必然是从其他的文献中得来。

而《春秋》、《孔子家语》等等各类来源，虽然一直有传承，但是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都有了古今经文之争，必然产生了内容理解的异变。

这种异变必然是以口传笔授者的心态、写作意图发生改变——所以司马迁参考的各种史料，本身就充满了秦汉时期思潮起伏的变化。

这是个什么变化呢？

先秦百家争鸣，秦时法家一统，汉初黄老之学，武帝儒学大昌。

各种各样的史书不断地散佚，汇编，添加，到了司马迁手上，可以说已经是一团乱麻。而且他身处的时代，正是董仲舒对儒学进行大改，成为帝王之学的时期，对司马迁的写史也有巨大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史记》中五帝时期，都是德风高涨，尧舜贤良，恭谦禅让的原因了——儒学的根本就是要学习上古礼仪之风，复西周之礼。

而禅让这一行为，《竹书》和《史记》的记载完全不同，这也就是两书最大的区别。

《竹书》在《五帝纪》中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这就完全撕掉了禅让这种假惺惺的道德表率面具，代之以真实残酷的帝位轮替。

因为更符合生活逻辑，所以有很多朋友相信这种说法。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疑问：到底是《史记》可信，还是《竹书纪年》可信？

先入为主

其实我们都是先入为主了。

我打个比方：咱们中国人是品行优良、勤劳和善、爱护传统的礼仪之邦，对不对？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认同。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被人告诉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自己是中国人，当然不觉得夸自己好有什么问题。这种心态加上教育让我们对这种理念深信不疑。

然后柏杨写了一本书《丑陋的中国人》，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习性是丑陋的，并且从各种行为来批判。

读到这本书的人第一感觉就是被冒犯，这书被禁了很多年。但是有一些人读了他写的东西，觉得有一定道理，确实在生活中能够看到他描写的那些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清醒并改善——这就是先入为主的信念被阅读到的新知所撼动——我们就会陷入“他说的对不对”，该信我们根深蒂固的理念还是这本书揭露的内容？

这才有信哪一种之疑惑——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说明《史记》对我们的影响之深、《竹书》对我们的震撼，并不代表我对柏杨这本书的看法认同。

当我们看到真实、残酷记录的《竹书》，稍微有些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就会触发心中多年的疑问——有德者居之？生活中从来不是这样啊？——孔子和儒家的后人总解释为这是世风的堕落，但趋利避害，抢占资源不是人的本性吗？

因为民智已开，即使我们愿意相信上古的首领位置是推让贤能，也架不住心中的疑惑。

而《竹书》正好印证了这一切，如同《丑陋的中国人》指出我们的缺点，虽然丢脸，但是真实，就好像揭开疮疤一样，虽然有点疼，但是过瘾啊。

为何质疑

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前面说到《春秋》，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史官的历史记载。那么不论是《史记》，还是《竹书》，关于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都没有《春秋》可信。

因为《春秋》当时是当代史，必然是最符合历史事实的。而《竹书》是战国成书，这其中对春秋时期的事件记录难免就会有看法、谬误，这和《史记》在汉朝时期总结资料，写出春秋时期的内容来是一样的。

不过相对《史记》来说，《竹书》因为更靠近，可信度又稍微高一点。

越靠得近，越少经历文人的任性打扮。

但是西周之前的事，《史记》和《竹书》一样，都只是史官、太史公本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收集资料写出来的历史。

由这个逻辑可以得知，关于五帝末期尧舜禹的禅位，两者的记录都是从不同的资料中来。这说明由于历史的久远，对禅让的看法早就分为了两大派。

一派认为是和平更替，称之为“禅让”，一派认为是逼宫上位，而这两派观点都有资料流传，并且在文献中都有体现。

百家纷争

《竹书》成书较早，选取了他认为符合常理的宫斗剧情，记录下来了。而太史公必然也是在众多理论中选取了符合儒家对上古社会歌功颂德的讲法，并且发挥成《五帝本纪》、《夏本纪》。

即使我们不看《竹书》，关于禅让，在诸子百家口中也从来都是有争论的。

韩非子便曾经直言：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这可比《竹书》中说得直白、刻薄得多。历史上的贤明先王全都是“人臣弑其君者”。

而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看法却不同：

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

那我们信谁呢？

即便是儒家内部，对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争论。

《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

孟子的学生问，是尧将天下给舜了吗？孟子说，不对，是天给了舜，而不是尧。

《荀子》：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

荀子就更直白了：禅让，肤浅粗陋者的胡说罢了。

那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

历史没有真相，就看谁的话语权更大。

一家独大

随着孔派儒家一统天下意识潮流，其他说法逐渐被排挤，直到失去生存空间。

西晋咸宁五年，汲郡人“不准”盗战国时期魏王墓，发现《竹书》。当这本书被整理出来后，确实是惊世骇俗，但是于西晋这个时候发现，并宣发于世，其实未必不是统治阶级的意思。

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汉禅位于曹魏，曹魏禅位于司马。而司马氏正是因为这种假禅位被被天下儒生钉到了耻辱柱上。

这个时候《竹书》爆出来，你们向往的上古五帝的禅让，不过也是道德婊罢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思想动摇，对篡位的司马氏虽然不能去除骂名，但至少压力顿时减少了许多。

不过随着儒学逐渐复兴，到了理学极其昌盛的宋朝，这本书又人为散佚了。

真的以为这是巧合？宋朝那些大权在握的道学家，会让这样一部毁谤儒学尊崇上古德治的书存活下来？

生存和灭亡，都是统治阶层的需要罢了。

谁更可信？

《史记》是儒家产物，《竹书》是三晋之地的产物。而三晋之地，正是战国时期法家盛行的地区，所以他的记载用来支持法家思想是非常明显的。

法家信恶，儒家信仁。

说到底，这就是思想路线之争，最终儒家表面大胜，所以《竹书》消失。而当儒家经学败落，天下大乱的时候，《竹书》挺身而出，为西晋司马氏正名，当儒学再次占据主流的时候，便又神奇的消失了。

而法家，逐渐和儒家结合起来，儒表法里地统治了中国官场两千年。只要内里是法家思想，至于尧舜禹到底是否禅让，法家也就懒得去论证了——这更符合法家只要实惠、高效的行事特色。

由于《竹书》第一次出土在西晋，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可能见过，也可能没见过。但是正好像我们今天有人信《史记》，有人信《竹书》一样，当时一定也是各种理论并存的。

他采用了支持儒家的说法，放弃了另外一种说法。

这是理念上的取舍。

史书都是作者思想的反映。尽管以记录确凿的历史事实为本心，但都掩盖不住书写者的思想倾向。

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记载和评价，不过就是作者思想的不同，因而在取材的时候选择不同罢了。

历史记录，都是偏见下的产物。

我们要小心求证地去相信，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如何看待历史，也就是说要在逻辑常识之下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用老人家的话说，不要历史虚无主义，要辩证地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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