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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跟随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先生的脚步，一探衡山路与高安路路口西湖公寓的往事。
主题沙龙
从“华盛顿”到“西湖”
一座公寓大楼的九十年斑驳岁月
张伟
叁
作家孙甘露年幼时曾在衡山路上的空军第二幼儿园生活、学习，及长大成人，又曾在衡山路邮局工作，故对衡山路这条充满魅力的马路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散文《在悬铃木的浓荫下》对衡山路有很多动人的回忆，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夜晚，在西湖公寓的高大黑暗的通道里，冲着进站的十五路电车”，经常会有一个男高音在“引吭高歌”。是的，当年的西湖公寓里住着太多的艺术精英，夜晚飘出几声专业的男高音并不奇怪。
我从网上偶然看到这样一条租房广告：西湖公寓，位于V形顶端的景观大房，170平方米，经纪人可能曾经是个文艺青年，广告颇有诗意地写道：“时光变迁，如今窗外的法国梧桐依旧在衡山路上洒落斑驳阳光，捧杯咖啡坐在这个客厅里眺望窗外老洋房的屋顶，不经意间，又是怎样的文艺情怀？”如果不考虑房价，相信会有不少人毫不犹豫地抢着去看衡山路上这套充满文艺范的景观大房。而这套房曾经的主人正是一位文艺名人，他就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厂”）著名制片人丁里，《女篮五号》《舞台姐妹》《红色娘子军》《子夜》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片，既是谢晋、桑弧等导演的作品，也是丁里制片的杰作。那个年代，丁里的客厅里，经常会有导演、美工、作曲和男女明星们汇聚一堂，把杯畅谈，爽朗的谈笑声想必也会飘出窗外，被更多年轻的孙甘露们深深埋进心里，成为几十年后的一道难忘回忆。
像丁里这样的影坛名人，在西湖公寓里你能遇到很多，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代导演陈寿荫、影坛四大名旦之一舒绣文、以影片《喜盈门》等驰名影坛的著名导演赵焕章、中国科教片著名导演夏振亚、译制片著名导演胡庆汉、上影厂著名摄影师彭恩礼等。这些人的名字，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有些陌生，然而翻开中国电影史，他们都是中国影坛各个领域里响当当的人物，有些甚至是某个历史节点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这么说可能太过简略，那么且让我们把镜头对准其中的两个人略微聚焦一下吧。
先来说说齐闻韶。这个名字一看就和艺术有关：孔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谓之曰“尽善尽美”。这是中国的一个著名典故，形容美妙的音乐带给人一种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的审美体验。齐闻韶日后果真毕生从事艺术工作，这不能不说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奇妙巧合。
齐闻韶是浙江杭州人，1915年出生，少时在家乡读的是丝绸商科。抗战爆发后，参加了八一三歌咏队和抗敌演剧队，从此一生就和艺术打起了交道。他先在西南大后方从事戏剧工作，先后导演有《愁城记》《国家至上》《重庆二十四小时》等抗战名剧。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香港涉足影坛，参与建立华南电影界联合会，并先后担任南国影业公司、龙马影片公司的场记和编导，有机会和费穆、朱石麟等电影名家共事。
这段经历对齐闻韶日后人生走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曾专门撰写文章《跟随朱石麟导演拍戏的日子》，深情回忆朱导对他的教诲之恩；也曾经对后辈陈清泉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场记工作有一个特点，他要和导演一起参加摄制工作的全过程，接触到创作生产的方方面面。因此，它是一个学习电影创作生产的最好岗位，是了解电影艺术的最好机会。许多导演，像谢晋等人都是场记出身，我在香港做过场记，这个工作帮我打下了从事电影工作的基础。”正是在香港，他和朱石麟一起编导了《江湖儿女》和《一板之隔》，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比较有代表性的影片，后者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
1952年1月，齐闻韶回到上海后的身份有所转变，他从艺术创作一线走上行政管理岗位，逐渐成为了一个电影事业家。他先是担任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制片处的处长，1957年3月，上海的电影制作主要分成了江南、海燕和天马三个故事片厂，齐闻韶出任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
当时天马厂的领导被外界称为“三驾马车”：由普陀区副书记一职调任过来的丁一担任书记，主管党务工作；老导演陈鲤庭出任厂长一职；陈鲤庭业务娴熟，经验丰富，但身体不佳，长期生病，以致很少来厂，故齐闻韶这个副厂长实际承担了厂里主要的生产业务，从编剧到导演，乃至摄影、美工、置景等，无所不管。他很好地处理着这一切，与丁一紧密配合，凡事与陈鲤庭一起商量，领导着天马厂高速运转。
齐闻韶平易近人，既能与所有创作人员促膝谈心，也善于和各工种的工友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因此被大家称为“路路通”的“行家里手”。短短几年工夫，天马厂就创作出了多部优秀作品，其中就有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燎原》《红日》《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传世之作，齐闻韶也因此被夏衍称为“在草鸡棚里孵出金凤凰”的优秀事业家。
1976年10月金风送爽，电影界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很快，齐闻韶获得“解放”，并出任上影厂副厂长，和丁一、徐桑初形成了上影厂新组合的“三驾马车”，带领全厂近2000人重整旗鼓，再创辉煌。
当时，所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都被“砸烂”了，百废待兴，一切要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建章立制，形成一套可以正常运转的生产体制。齐闻韶再度发挥自己的特点，密切配合丁一和徐桑初，承担最繁琐的基础工作，为振兴新上影厂而不辞辛劳。
在“三驾马车”强有力的领导下，一个生气勃勃的新上影终于又重新屹立在东海之滨，并迎来了又一次的辉煌，生产出大量优秀影片。对于上影来说，齐闻韶与丁一、徐桑初的“三人组合”，可以用珠联璧合来形容。可惜好景不长，由于鼻咽癌的作祟，齐闻韶再也无法承受繁重的工种压力，无奈较早地离开了这个领导班子。但就是在西湖公寓的家里，他也依然停不下来，撰写回忆文章，接待来访的研究人员，尽己所能地从事相关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另一位上影人王世桢，他住在西湖公寓33号84室，和齐闻韶既是邻居，又是同事，彼此有不少交集，他也担任过天马厂的副厂长，也是一位电影事业家。不过，他俩同中也有异：齐闻韶的“事业”要更“实际”一些，他主要是抓电影开拍之后的事；而王世桢的“事业”则要“虚”得多，他主管的是文学部分，属于电影生产的之前一后，即剧本的创作和影片的评论。两人合起来，倒正好是电影创作的一条完整的生产链。
我们也许可以用四本杂志来串联起他的一生。
王世桢，1922年生，福州人。1945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他学的是经济，从书本中学习了不少马克思的学说，平时则很喜欢看进步话剧和左翼电影，是一个典型的进步青年。1948年元旦，他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关系就转到了上海。
王世桢在上海由党的上海文委戏剧电影中心组领导，日常负责和他联络的是刘厚生。出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决定办一本杂志，以此为纽带来联系和团结影剧界的朋友，如黄佐临、黄宗江、陈西禾、袁雪芬、梅朵、戴耘、周峰等。
他们商议后决定杂志名称就叫《影剧丛刊》。在《我们的理解和我们的工作》一文中，他们开宗明义，直言不讳：“我们认为，影剧艺术从根须到枝叶，都必定是为人生的，为人民的。”因此，刊物的基调也与当时坊间一般专门为明星造势的影刊不同，显得傲然独立。也正因如此，有很多人注意到了它的存在，评介“它是一本追求格调的杂志”。
《影剧丛刊》第二辑（1948年）
《影剧丛刊》，1948年9月30日创刊，一共出版了四辑，因为是丛刊，故每期都另有一个单独的名称，如第一辑《从舞台到银幕》，第二辑《好莱坞内幕》，第三辑《演员的甘苦》，等到第四辑《寻找一张地图》面世时，已经是1949年的5月10日了。几天以后上海获得新生，王世桢他们也从地下转到了地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王世桢最初的任务是负责接收广播电台，紧接着又到军管会文艺处下属的戏曲室和电影室担任秘书，后来又出任上海戏剧电影协会副秘书长、文化局电影事业管理处秘书室主任等职。
当时，王世桢是电影事业管理处唯一的党员，《大众电影》的创办就是由他首先提出来的。由于梅朵1943年从戏剧学院毕业就开始搞剧评，解放战争时期又搞过影评，当时还担任电影事业管理处电影研究室主任一职，在业务上很有经验，故《大众电影》由梅朵和王世桢共同担任主编，夏衍、于伶、姜椿芳、陈白尘等18人任编委，夏衍任编委会主任。梅、王两人紧密合作，配合默契，编辑部工作主要由梅朵负责，稿件最后则经王世桢审核后签发。
《大众电影》是新中国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专业电影刊物，发行量最大时曾创造过每期超过900万册的记录。根据王世桢的回忆，《大众电影》创办于1950年6月1日，创刊号付印时，使用的纸张还是《影剧丛刊》用剩下来的，当时心中无底，只印了2000册，不料大受欢迎，立即售罄，于是马上再版，加印了8000册。随着岁月流逝，这1万册《大众电影》创刊号现在已经存世不多，难以寻觅，早已成为收藏珍品了，在藏界有“十三极”之誉。
多年以后，梅朵在回忆他们那段青春岁月时，仍然充满了神思遐想：“当时，整个编辑部就是几个人，从组稿、编辑、设计、采访、校对到印刷、发行事务，都由我们承担下来。我记得，每到校对的日子，大家一齐到印刷厂，整整干上一天，一人吃一碗阳春面，高高兴兴地去，高高兴兴地回来，相互之间，总是那么亲密无间。回想起来，那种把全部生命投入工作的情景，还是令我十分神往的。”梅朵还细心地记下了当时编辑部的人员名单：“和我一起创办这本杂志的伙伴是王世桢、袁路夫、顾征南、唐家仁、欧冠云、沈宗镐等几个同志。”
《大众电影》创刊号（1950年）
1952年，上海的私营电影制片厂国有化后，就把原来民营的电影文学研究所改组成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夏衍任所长，柯灵任副所长，王世桢出任秘书长兼编辑部主任，主持日常事务工作。
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在1957年分成海燕、江南和天马三个故事片厂后，王世桢先是在海燕厂工作，1962年又调到天马厂任副厂长兼文学部主任。整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王世桢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组织剧本创作和协调全局事务这两项。
当时，很多上海出产的电影，背后都有着王世桢辛劳的身影，虽然他从不署名。如当时有两部剧本几乎同时出现在王世桢的手里，一部是吕宕的《林则徐》，一部是叶元的《鸦片战争》，王世桢认为前者人物塑造很精彩，而后者的故事结构和素材非常丰富，故他与两位作者商量，将两部剧本合并起来重新改写。新的电影剧本出来后，王世桢又与导演郑君里、主演赵丹、美工师韩尚义等主创人员一起，一场戏一场戏地讨论，连续半个多月，天天讨论到很晚，大家都说：“晚上11点钟以后，王世桢的眼睛就发亮，精神就来了。”
《林则徐》
今天，《林则徐》已经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影片依然没有王世桢的署名，但谁又能说他不是幕后的英雄呢？由于王世桢的身份，当时很多繁杂琐碎的事务都由他出面协调。上世纪50年代初，孙瑜导演的《武训传》受到批判，声势很大，组织上就派王世桢去孙瑜家做思想工作。王世桢自己是知识分子出身，平时和老艺术家们关系很好，彼此没有对立情绪，很容易对话。他以己度人，推心置腹，和风细雨地和孙瑜进行沟通，并支持他再拍电影的想法，很好地缓解了孙瑜的紧张心理。以后孙瑜的《乘风破浪》就是在王世桢的大力帮助下创作出来的，这对老人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王世桢也受到很大冲击，他秉持一条基本信念：绝不写违背事实和良心的话，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这是何等的不容易。
1976年，王世桢再度出山，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上海分会秘书长。杂务缠身，王世桢又开始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老本行，忙里偷闲，又主持创办了两份新刊物：一份叫《电影新作》，一份名《国际银幕》。前者以刊发电影剧本和电影评论为主，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今天都难以想象，刊物第一期就发行了一百多万册。《电影新作》刊登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天云山传奇》《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等剧本，后来都拍成了电影，并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传世之作。《国际银幕》专门介绍国外电影的制作动态，和一般文艺电影杂志相比，它更像是一份给业内人员进修学习的专业刊物，对了解外国电影生产流程和专业技术发展很有帮助，今天仍旧有不少影坛中人还在怀念它。
左：《电影新作》第1期（1979年）
右：《国际银幕》第1期（1985年）
1987年，王世桢满65岁，离休了，但他并未从此安享晚年，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发挥余热，创办上海电影进修讲习所，主要培养业余编剧和评论人才，也开办电影表演班。他约请编、导、演各界名人大腕来给大家上课，从1987年到1998年，这个讲习所一连办了十余年，培养电影人才数千人，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个讲习所影响很大，直至今天，仍有人清晰地记得：“讲习所上课的地方在南京路华侨大厦后面的交运俱乐部的电影院里，每周只有一天半时间，周六下午和周日一天上课，周日晚上看教学参考片。授课老师都是全身心地在传道授业，个个都是真功夫，没有一点虚的，所以，我们学也是如海绵吸水，一点不漏，如久旱的土地遇甘霖，如痴如醉。王世桢一身书卷气，虽然戴一副深度眼镜，但是，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是无法用语言来比拟的。一口南方人讲出的普通话很有一点韵味，至今仍然难忘”。
20世纪90年代末，王世桢正式退了下来，老骥伏枥的他这时才开始从事酝酿多年的电影剧本《史迪威将军》的写作，他甚至利用赴美探亲的机会，到北加州拜访史迪威当年的副官。这部剧本因为资金等诸多因素的牵制，几次筹拍都最终告停，这也成为了王世桢心中难以抚平的遗憾。九十高龄之时，在西湖公寓那张睡床上，他还在梦中梦到了《史迪威将军》正式开拍了。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的王世桢，心中的最后梦想竟然是自己剧本的开拍，不免让人唏嘘不已，而这正是老一辈影人让我们崇敬的坦荡人生！
齐闻韶和王世桢他们干了一辈子电影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培养、扶植了无数艺术人才，发现、修改了无数精彩剧本，支持、成就了无数优秀影片，但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隐身幕后。
他们的知名度不高，远远比不上那些明星、导演和作家们，今天甚至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你能说他们缺少成就，功劳不大吗？电影这类公众行业，大红大紫、拥有众多粉丝的永远是站在第一线的那些男女明星们，而成就影片的还有隐身背后的无数辛劳而又默默无闻的人。不要忘记，一部好电影值得我们记住的不仅仅只有明星，还有不少人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他们就藏匿在银幕上那一句句对白、一个个镜头里面，需要你细细品味。他们是默默耕耘的影坛园丁。
从“华盛顿”到“西湖”，整整九十年光阴，其中住过的房客数以千计，有豪商，也有政客；有名媛，也有明星；有军人，也有企业家；有如雷贯耳的名人，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它所经历的岁月，既有惊心动魄的传奇，也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更多还是素朴归真的日常。
如今，这座矗立在上海徐汇区衡山路与高安路交会口的公寓大楼，虽由辉煌走向平淡，其由岁月积淀的历史底蕴，恰如它在梧桐掩映下的斑驳身影，仍然丰富多彩，充满动感，值得我们呵护珍惜，更应该细细品味。
【来源：上海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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