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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早年主张法治,晚年倾向于党治。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宣布训政开始,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主张制定约法,进行"政治刷新"。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
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较深。自从他1905年加入同盟会以后，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亲自参加武装起义。是孙中山不可多得的助手之一。作为孙中山最亲密战友之一、国民党元老派“三杰”之首的胡汉民，曾代孙中山三度行使大元帅之职，可见其受信任的程度。
然而，当孙中山逝世后，这位道德学问具佳的重量级人物，受到了来自“后起之秀”蒋介石的巨大挑战。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胡汉民，此举引发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局面，双方一度剑拔弩张。
正当宁粤双方处于战不战、和不和的胶着状态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的第三天开始，蒋介石每天就在日记之首写有“雪耻”二字，连续十多年，一天都没有间断。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纷纷要求宁粤双方团结合作、一致对外。此时《大公报》也积极呼吁，希望双方立即罢兵。
由于粤方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才能和谈赴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发表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国民政府主席由林森代理。
蒋介石下野后，粤方代表于16日开始分两批自广州赴南京。《大公报》指出，如要完成挽救时局的任务，全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结束内争，消灭派系”，二是“改革制度”，三是采取“迅速有效之计划”应对国难。
蒋介石下野后《大公报》在全会开幕当日即发表社评，予以积极评价：国民党诸领袖，于此水尽山穷之时，断行大同团结之议，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庶乎近之。此其见事之明，赴义之勇，时机虽迟，究不失为一大觉醒。
蒋介石是否会再起？《大公报》引用了当时外报的评论：“处进退维谷之状况下，故择取临时脱离政治舞台之一途，但凡熟晓此中国革命中之拿破仑，平素所抱不屈不挠之毅力者，当知其必不久甘于闲散。”
然而，蒋介石此次下野亦是以退为进之策，下野前，他为再次复出作出了周密安排：在南京组成了中央临时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各要害部门安插了亲信；按照自己的意愿改组了江苏、浙江、江西和甘肃四省政府；建立了“蓝衣社”、“复兴社”等特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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