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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无数个节点，退休，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时刻。无论你退休前是何境遇，恐怕都难以在这个人生临界点随遇而安、心如止水。
2018年，上海办理退休手续的职工将近400万。这一代人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他们的人生故事，就是一个时代的珍贵档案。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秉承“小人物，大背景”的栏目创作传统，集中优秀纪录片导演，观察和记录了6位普通人退休前后情感的变化，讲述了他们四十年里的人生故事，制作成三集纪录片《我们退休了》，将于12月3日、4日和10日在上海纪实频道分期播出。
总导演张伟杰在导演手记中写道：今年的退休人员，基本上男性为1958年出生，女性为1963年出生，这一代人幼年经历了“文革十年”，少年经历了“拨乱反正时期”，青年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年则经历了经济加速期——可以说，他们在一波波社会、思想、经济的跌宕起伏中，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整个过程，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他们职业生涯的四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与上一拨人经历的“三年灾害、上山下乡”相比，这一代人生活不算太苦。但是他们经历的思想冲击却是层层叠叠、前所未有，比如个人和集体、公有和私有、好人和坏人、信仰和叛逆等等，连最简单的汉字书写，在他们身上就来回折腾了好几次。因此，这一代人是从重重迷雾中走出来的一代，是怀疑的一代，是务实的一代，是见多识广的一代，是只相信自己的一代。因此，由他们的退休引发的个体人生故事，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吴海鹰是《纪录片编辑室》的老牌制片人，“退休”这个题材就是他的IP。谈到这个片子的缘起，张伟杰觉得吴老师的点子不是构思出来的，而是“生活出来的”。“其源头基本上就是他面临退休的妻子。吴太太是个中规中矩、勤勤恳恳的职业女性，习惯了朝九晚五两点一线，这冷不丁一下子停下来，心里还真刹不住。作为‘好男人’，海鹰自然每天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百般安抚，不敢多说一个字，不敢少讲一句话……个中滋味难以表述。”
面对父母辈的拍摄对象，主创团队里的80后导演们有点发怵。如何能走进拍摄对象的内心呢？
于是，导演张莹把婆婆请了出来当顾问、听方言，逼着老公当了摄像；导演花佳慧请出频道已经退休的制作主管，到拍摄现场跟对方套近乎……渐渐地，我欣喜地看到，影像素材每一周都有一些变化，她们跟主人公的距离在一点点接近，画面内容也一点点生动起来。
佘永喜
片中，佘永喜中学毕业参军，当了空军强击机部队的地勤维修员。退役之后，他被分配到上钢十厂，在车间当了一名工段长。厂里待遇不错，但是佘师傅却一直放不下机务情结，后来终于如愿以偿调到东航，成了空客飞机检修员。机务工作专业性强，劳动强度大，但是佘师傅却干得不亦乐乎，还带出了不少技术过硬的徒弟。退休的日子到了，佘师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虹桥机场。
苏爱萍
苏爱萍是上海胸科医院一名护士长，高强度的工作给她带了很大的压力，病房里的肺癌患者又让她感到生命的脆弱与宝贵。护士长一直盼望着退休后能端起心爱的照相机，游遍名山大川，而朝夕相处的小护士们和病房的患者们都舍不得她走。退休当天，护士长为大家朗诵了亲手写的告别诗，开启新的生活。
刘北民
刘北民是东航一名五星机长，从1978年航校毕业至今，当了四十年飞行员。从螺旋桨飞机到喷气式飞机，从俄制飞机到大力神飞机，从麦道飞机到空客飞机，刘机长几乎飞遍了所有民航机型，亲历了整个民航四十年的发展。刘北民的妻子是新中国第一代民航乘务长，儿子也是一名机长，媳妇也当过空姐，堪称飞行世家。快要告别蓝天了，刘北民希望两个小孙子里能再出一个飞行员，代替他继续翱翔在蓝天。
胡志平
胡志平四十年前也是空军航校的飞行专业学员，后来转业在强生公司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见证了上海整个出租车行业的发展。开出租车是个辛苦活，胡师傅希望快点退休，过上含饴弄孙的悠闲生活，可是女儿却并不急着生育，这让胡师傅很不满。拍摄时，进博会快要开始了，胡师傅答应公司退休后再多干两个月，站好最后一班岗。
范冬芳
范冬芳出生在金山区一户农民家庭，十五年前从农村出来在枫泾古镇旅游公司做后勤。退休以后，范阿姨的收入将减少一半，于是随着退休日子的临近，范阿姨渐渐变得焦虑起来，到处找机会打工，想为儿子将来的婚事准备得厚实一些。退休这一天，台风呼啸，范阿姨离开了单位，冒着大雨开始找工作。
陈耀辉
陈耀辉在宝钢钢管厂做设备点检工作，只要设备一发生问题，他必须第一时间赶到车间解决问题，无论白天还是黑夜。37年来，陈师傅神经一直紧绷着，因此他一直期盼着快点退休，过一把安逸的生活。可是，真的到了退休那一天，陈师傅看着自己奋斗了半辈子的厂子，心里却翻腾了起来。万幸的是，退休前陈师傅收了一个好徒弟，他的品德、他的技术终于有了传承人。
按照节目范式，每个人物退休那一段后面都要郑重上一幅字幕“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退休”。张伟杰看了这六位主人公的故事之后，毫不犹豫地添加了“光荣”两个字，变成“光荣退休”。
“这四个字已经不时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纪录片必须这么做，因为这六位主人公，个个都当得起‘光荣’这两个字。”张伟杰说，“我希望，在我退休的时候，也能问一问自己，是否受得起‘光荣’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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