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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无数个节点,退休,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时刻。无论你退休前是何境遇,恐怕都难以在这个人生临界点随遇而安、心如止水。
2018年,上海办理退休手续的职工将近400万。这一代人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他们的人生故事,就是一个时代的珍贵档案。
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秉承“小人物,大背景”的栏目创作传统,集中优秀纪录片导演,观察和记录了6位普通人退休前后情感的变化,讲述了他们四十年里的人生故事,制作成三集纪录片《我们退休了》,将于12月3日、4日和10日在上海纪实频道分期播出。
总导演张伟杰在导演手记中写道:今年的退休人员,基本上男性为1958年出生,女性为1963年出生,这一代人幼年经历了“文革十年”,少年经历了“拨乱反正时期”,青年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年则经历了经济加速期——可以说,他们在一波波社会、思想、经济的跌宕起伏中,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整个过程,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他们职业生涯的四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年。
与上一拨人经历的“三年灾害、上山下乡”相比,这一代人生活不算太苦。但是他们经历的思想冲击却是层层叠叠、前所未有,比如个人和集体、公有和私有、好人和坏人、信仰和叛逆等等,连最简单的汉字书写,在他们身上就来回折腾了好几次。因此,这一代人是从重重迷雾中走出来的一代,是怀疑的一代,是务实的一代,是见多识广的一代,是只相信自己的一代。因此,由他们的退休引发的个体人生故事,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吴海鹰是《纪录片编辑室》的老牌制片人,“退休”这个题材就是他的IP。谈到这个片子的缘起,张伟杰觉得吴老师的点子不是构思出来的,而是“生活出来的”。“其源头基本上就是他面临退休的妻子。吴太太是个中规中矩、勤勤恳恳的职业女性,习惯了朝九晚五两点一线,这冷不丁一下子停下来,心里还真刹不住。作为‘好男人’,海鹰自然每天小心翼翼,察言观色,百般安抚,不敢多说一个字,不敢少讲一句话……个中滋味难以表述。”
面对父母辈的拍摄对象,主创团队里的80后导演们有点发怵。如何能走进拍摄对象的内心呢?
于是,导演张莹把婆婆请了出来当顾问、听方言,逼着老公当了摄像;导演花佳慧请出频道已经退休的制作主管,到拍摄现场跟对方套近乎……渐渐地,我欣喜地看到,影像素材每一周都有一些变化,她们跟主人公的距离在一点点接近,画面内容也一点点生动起来。
佘永喜
片中,佘永喜中学毕业参军,当了空军强击机部队的地勤维修员。退役之后,他被分配到上钢十厂,在车间当了一名工段长。厂里待遇不错,但是佘师傅却一直放不下机务情结,后来终于如愿以偿调到东航,成了空客飞机检修员。机务工作专业性强,劳动强度大,但是佘师傅却干得不亦乐乎,还带出了不少技术过硬的徒弟。退休的日子到了,佘师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虹桥机场。
苏爱萍
苏爱萍是上海胸科医院一名护士长,高强度的工作给她带了很大的压力,病房里的肺癌患者又让她感到生命的脆弱与宝贵。护士长一直盼望着退休后能端起心爱的照相机,游遍名山大川,而朝夕相处的小护士们和病房的患者们都舍不得她走。退休当天,护士长为大家朗诵了亲手写的告别诗,开启新的生活。
刘北民
刘北民是东航一名五星机长,从1978年航校毕业至今,当了四十年飞行员。从螺旋桨飞机到喷气式飞机,从俄制飞机到大力神飞机,从麦道飞机到空客飞机,刘机长几乎飞遍了所有民航机型,亲历了整个民航四十年的发展。刘北民的妻子是新中国第一代民航乘务长,儿子也是一名机长,媳妇也当过空姐,堪称飞行世家。快要告别蓝天了,刘北民希望两个小孙子里能再出一个飞行员,代替他继续翱翔在蓝天。
胡志平
胡志平四十年前也是空军航校的飞行专业学员,后来转业在强生公司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见证了上海整个出租车行业的发展。开出租车是个辛苦活,胡师傅希望快点退休,过上含饴弄孙的悠闲生活,可是女儿却并不急着生育,这让胡师傅很不满。拍摄时,进博会快要开始了,胡师傅答应公司退休后再多干两个月,站好最后一班岗。
范冬芳
范冬芳出生在金山区一户农民家庭,十五年前从农村出来在枫泾古镇旅游公司做后勤。退休以后,范阿姨的收入将减少一半,于是随着退休日子的临近,范阿姨渐渐变得焦虑起来,到处找机会打工,想为儿子将来的婚事准备得厚实一些。退休这一天,台风呼啸,范阿姨离开了单位,冒着大雨开始找工作。
陈耀辉
陈耀辉在宝钢钢管厂做设备点检工作,只要设备一发生问题,他必须第一时间赶到车间解决问题,无论白天还是黑夜。37年来,陈师傅神经一直紧绷着,因此他一直期盼着快点退休,过一把安逸的生活。可是,真的到了退休那一天,陈师傅看着自己奋斗了半辈子的厂子,心里却翻腾了起来。万幸的是,退休前陈师傅收了一个好徒弟,他的品德、他的技术终于有了传承人。
按照节目范式,每个人物退休那一段后面都要郑重上一幅字幕“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退休”。张伟杰看了这六位主人公的故事之后,毫不犹豫地添加了“光荣”两个字,变成“光荣退休”。
“这四个字已经不时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纪录片必须这么做,因为这六位主人公,个个都当得起‘光荣’这两个字。”张伟杰说,“我希望,在我退休的时候,也能问一问自己,是否受得起‘光荣’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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