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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族中，大舅是最有文人气息的一个人。走进大舅的家，墙上到处都贴着大舅的野外水墨写生画，还有大舅的毛笔字作品。
每年春节前一个月，大舅就在街上摆摊写毛笔字，有时候一天就可以赚个千把块。
大舅的绘画，书法，都是自学成才。
在我懂事起，大舅就是我们村的教师，后来大舅去另一个学校当了校长。现在退休了，大舅就拿着自己爱好，天天过的充实有趣。
他加入了我们县城的老年大学，在老年大学，可谓是把自己的才华展露无遗，唱戏，吹喇叭，写字，绘画，还带了一些小孩子，传承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
可谁曾想到，这样一个文人才子，小时候差点被认为是个哑巴。
大舅复述：
一、父母养育的儿女
1953年七月，我出生。小时的我，身体不好，父母亲经常为我治病，风里去雨里来。为了让我好养些，给我拜了六个干爹，三岁时还不会说话，村寨里人都说我结了，哑吧根。
父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五岁多时，有一天我突然蹦出一个“娘”字，喜得婆在村寨里奔走相告，母亲也激动得流了眼泪。
1958年，大妹妹出生，好在她不象我，身体素质好，小小的她，吃荞糊、米糊样样都行，长得胖胖的，所以大家都叫她“妹坨”。
1963年二月，二弟出生了，圆圆的脸，黑里透红，一双黑幽的大眼睛，身体结实，个性钢烈，机灵聪明，从小逗人喜爱，都叫他“红牯牯儿”。
1965年、1968年，二妹三妹相继出生，1971年三弟出生，皮肤比一般人要黑，所以小名叫他“老黑”。1975年，母亲生下四弟，但没有存活几天就夭折了。
父母有了我们几个，做起事来，不分白天和黑夜，经常就打个盹又去劳动。
有一次，母亲一觉醒来，也不知道时间，摸着发白夜色去了山里，等她几亩田工做完，鸡才叫头回。还清楚记得，父母在巴篓山下挖了一块竹地，竹地盘根错节，挖起来特别费劲，父母亲连续挖了十几个晚上，手上老茧增了一层又层，堆在土边上的竹根，成了一座小山，父母在这块不算肥沃的土地上水滚爬着，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苦中有乐。
二、失子之痛
二弟有点小调皮，两岁多一点就和我睡在一起，每天他比我起得早。有一次，母亲叫我起床，我硬是不想起来，他对着我脸上冲了一把尿，从此我再也不敢睡懒觉了。
他和伙伴唐老四，把别人的活生生的山羊角敲下来做吹号，别人问及此事时，唐老四不承认，可二弟不加思索地说：“是我用砂刀打断的。”回答得很干脆，看到二弟天真耿直样儿，没有责骂，笑笑地说：“红牯牯儿，以后莫搞了，等羊杀了，我再把羊角给你好不好呀？”，二弟答道：“好，我再不打他了，我给它扯草喂。”
二弟也是一个小可爱。有一年夏天，我和二弟都出“麻子”（一种皮肤病），高烧不退。我跟二弟睡在一起，我不停地哼，特别是母亲回来了我哼得更厉害，二弟不耐烦地说：“哥！你莫哼罗！难听死了。”母亲给我们熬了一些草药，要我们喝下，我说有红糖就喝，母亲说，哪里有红糖呀？母亲一股劲地劝我，我就是不喝，二弟猛地从床上爬起来，一手接过母亲手中的碗，一口把药喝光了，然后又倒下去睡了。我当时真是又气又恼，无奈，也只有喝了。
有一次，我和二弟摘枇杷，我在树上摘，把摘下的枇杷枝扔给在树下的二弟，我在树上有些担心，怕二弟把枇杷吃光，但在我下来时，他一颗也没有吃，我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等我一起吃，当时他那可爱的模样至今难忘。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8年7月份，天气十分炎热，二弟生病发烧，经大队赤脚医生龚其仁治疗无效，娘把他背到对山卫生院去打针，当时卫生院只一个国家正式医生，粟医生和一个对山大队赤脚医生丁仕兴医生。虽然当时医疗条件很差，但他们中西结合也有一定临床经验。
娘和二佬在对山住了一个晚上，二佬的烧退了。二佬是性格刚强的小男子汉，烧一退就蹦蹦跳跳的，娘看到二佬活蹦乱跳的，心里又急着家里的工夫（农活）。爹常年在外做木匠，家中的事全丢给年幼的妹妹实在不放心，所以第二天下午就出院了。
对山到家，有十几里山路，炎热的夏天，太阳像火球一样直烤着人受不了，娘当时怀着身孕，背着二弟撑着一把红色的大纸伞，艰难地返回赶。
当走到张家坡柏树凹，娘把二佬从背上放下来休息，身上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二佬也被太阳烤得满脸发红，呼吸有些急促，娘发现二弟的病犯了，但离家的路较近些，隔对山远一点，娘当时犹豫不决，问二佬："二佬，你好像不快活得很？我们又回医院，好不好？"，二佬答道："娘！在（由）你！” ，娘又想，二佬可能是被太阳晒老伙的，等到家里凉快了，会好的。
二佬年纪虽小，但看懂了娘为难的心事，说：“娘！我们还是转去吧！我想哥哥和姐姐。" 就这样娘儿俩又继续往回赶。回到家里，太阳已下山，我和妹妹迫不及待围着二佬边摸边问，像是离别了好久好久似的。当时二佬睡在灶房后门的长板凳上，那儿的风很凉快。
爹到上寨做木匠不放心，一放工也赶回家里，寨上的大伯小叔也都过来看望，大家说说笑笑的，谁也没有料到，这晚是二弟在家住的最后一晚。
大伙散去，我去替四伯伯守仓库，半夜爹跑来把我叫起来，说："二佬病返了，去喊声光哥！" ，而当时，声光哥不在家，到自生桥守包谷去了，我和爹点着枞膏油灯，从自生桥把声光哥叫了回来，娘把二佬抱在怀里，妹妹不停用莆扇给二佬扇风，二佬高烧得满脸通红，满口糊话："斌儿！斌斌儿！唐老四！唐唐老四……"，此时他己不认得我了，但嘴里不时叫着："哥哥！姐姐……"，看上很可怜，我的心像刀子扎。
经过声光哥一翻推拿，没有效果，又去找姚二哥（延旺外公）、陈聋子、龚其仁，寨子上懂点医术的都找了，虽施出浑身解术，但经病情就像没有刹车的下坡列车，越来越快，折腾到第二天八点多了，二佬己经不省人事，开始抽筋，最后声光哥说：这是寒气入内，烧它几焦灯火试试， 灯火过后，又如火上加油，情况更加不妙，九点多，实在无法了才送医院。
当时，去永顺县城未通车，只能又去对山卫生院，我们先跑到四表叔家（李月轩书记）打电话叫对山医院来人，在路上接一程，娘把眉眼不开的二佬放在爹织的大背篓里，盖上一床大花小铺盖，爹背着二佬，我和娘跟在后面小跑，因为没吃东西，根本没力气，但还是一口气小跑到张家坡柏树凹。
对山医院丁医生也赶到了，丁医生马上用推拿法将二佬抽筋僵硬四肢软了下来，继续赶路，不到一刻钟，又抽筋了，接着又推……这样反复几次，然后揑着二弟的神经不敢放松，终于赶到了医院。己到中午十一二点了，医生说："你们为什么不早来两小时，为什么还要烧灯火？早来点就好了。" 医生抢救了几个小时，没有效果！ 看着无计可策的他们和病重的二弟，我的心“嗵、嗵"直跳。
当天，正是对山集市，娘的小姑也在赶集，听到二佬进院了，就来医院守候着，安慰我们，一些赶集人也纷纷来到医院出主意，有一个不认识的中年男子说：这是寒气，用母鸡油闹喉咙，让他呕吐，把寒气吐出来就会好。
娘立即叫爹到场上买鸡，但集市己散，爹用身上仅有的4块钱买得一只一斤多两斤不到的公鸡，但宰了后肚中无油，就用筷子夹了一块鸡肉在二佬喉咙里绞，但二佬毫无反映，我们几乎绝望了，突然又有人说为什么不去普戌？普戎医院有一个姓洗的好医生，医术高明。
听到这句话，如同在茫茫黑夜突然见到了一丝光亮，我们立刻动身向二十里外的普戎赶，但我们一夜没合眼，又是一整天没吃喝，加上精神上的打击，当上到一条坡（叫隆登坡）时，爹累得不行，娘望着爹苍白脸说：你歇歇，让我来吧，爹望着奄奄一息儿子，不忍地让娘替上一节。
娘正怀着三妹，汗水顺着蓬乱的发丝不断地往下流，实在坚持不住了，绝望地流着泪说，“佬佬，娘走不动了，你爹也不行了，看来二佬难救了" ， 娘的声音十分微弱，几乎听不见，我见状接过背笼继续向前赶路。不足十二岁的我，本来就没力气，但此时此刻我一路小跑，把爹娘和姑婆抛在后面，越过弯弯绕绕的山路，普戎在朦胧的夜幕中隐约可见了，心喜着二佬有救了！
这时，爹赶上来强行夺走背笼，光着赤脚继续往前跑。草鞋被娘提着，早已被起血泡的脚染得血迹斑斑。好不容易到了医院，二弟已经昏迷，不停地抽筋，一切已经晚了，二弟没有停留多久，就走了。
当时我们哭得死去活来，医生说："早几小时来，这孩子可以得救"，母亲当场昏了过去。洗医生给了几块木板，父亲简单地钉了一个小匣子，把背二弟的背篓扔到旁边的小河里，二弟放进了匣子里，我爬在二弟的匣子上，从缝隙中，想看他最后一眼，可是怎么也看不到，只看到他身上大红花小铺盖。
爹和一个老头把二弟埋在路旁的一棵杉树下面，我和母亲爬在二弟的坟堆上不愿离去，父亲强行把我们拉走了。当晚我们就住在小姑婆家，第二天看到那支背篓还在水面上摇摇晃晃，仿佛看到二弟不愿离去的身影，心里一阵一阵酸痛，父亲在里面甩了一块石头，才慢慢地沉了下去，就这样二弟永远留在那儿了。
父母亲的失子之痛，久久不能释怀，记得在一次收玉米时，母亲在玉米地里生起一堆火，把玉米烤熟，然后用玉米壳放好，边哭边说：“我的儿呀，你在哪里？娘给你烧包谷了，你快吃来吧！”母亲的哭声，在山弯里云绕........。
之后的日子里，经常念唠着二弟，有一次，还不太懂事的三弟追问二哥去哪里了？父亲想了一会儿说“你二哥去国外留学去了！”，一张张凝惑的脸望着父亲，父亲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失去二弟多年后，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这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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