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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也没有料到，我调到玉环之后，最早遇到的困难竟然是——没有杂志看！
玉环，地处浙江东南沿海，是一个海岛小县。从杭州武林门长途汽车站出发，翻山越岭，要整整颠簸十二个小时，才能到达。我是1981年10月从坐落于萧山压湖山的湘湖师范调到玉环的。1976年我留在湘师任教时，因为教的是大专程度的现当代文学，从而爱上了文学，渐渐加强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特别是1979年3月第一次举办全国小说评奖活动，《班主任》等25篇小说获奖之后，我的阅读热情简直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小说月报》是1980年出版的，第一次见到时，这个激动啊，难以名状：它从全国上百家文学杂志中选择佳作，给我们读，功德无量啊！《作品与争鸣》选载的是有争鸣的作品和评论文章，这对于提高年轻读者的鉴赏水平，真是一大神助。这三种杂志，都是以选载短篇小说为主的月刊，里面往往有几篇是重复的。就是怕有遗珠之憾，我咬咬牙，硬是从清汤寡水的36元工资中挤出钱来。
1978年起，我在杭州市教师进修学院进修。每次去杭州，我都提前几个小时，必去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解放路上的新华书店，看看有什么好的新书，那时，排队买书是常态。记得最长一次，我排了两个小时的队，才买到《福尔摩斯探案》；一个是延安路上邮局门市部，看看有什么新的杂志。
买到后，肯定是连夜就读。不像现在，旁边竖一杯清茶，悠闲地欣赏；而是饿狼扑食般地吞读，如果觉得好，再细细地慢嚼一遍，然后在标题旁边写上感想或评介。我，成了一个纯度极高的文痴，好几次梦见刘心武。我知道他是教师出身的，他的《班主任》写的就是教育的事。还有写《乡场上》的何士光，他是贵州的语文教师。我也是语文教师，我多么想像他们那样写小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玉环县城，能算街的，就一条300多米的珠城路，用当地人的话，一泡尿可从街头撒到街尾。要买杂志，只有到台州行署所在地：临海。一打听，玉环到临海，顺利的话，坐长途汽车是三个半小时。我急中生智，连忙写信给在湘湖师范工作的、也属于文痴一类的徐辉老师，要他赶快从杭州去买杂志，并邮寄于我。
信发出大约半个月后，我就专门等在传达室，邮递员一到，就问：有没有我的邮件？邮递员是一位二十来岁小青年，瘦小的个子，听说是顶替了他父亲的职，是玉环本地人，姓林。
到第七次或是第八次问他后，小林反问我：你有什么邮件？我说杂志。杂志？小林感到惊异：什么杂志？我把三种杂志的名称同他说了。小林似乎有点茫然。
又是一个星期，我还没有收到任何邮件，我的人近于崩溃，整天茶饭不思，其痛苦可能不亚于瘾君子被强制戒毒后的。要是像现在人人都有手机，那我肯定十次八次地催问过徐辉了，可那时，固定电话都极其稀少。
于是我只有再次写信给徐辉，大概又是十天，终于收到了徐辉的回信。拿着薄薄的信，我没有拆，只是感到非常沮丧。我清楚，要是寄的是杂志，肯定信封大且厚。回到办公室，我没精打采地拆开信，徐辉在信中说，接到我的信后，他特地去了一趟杭州，可是，10月份杂志已经买完了。只能等到11月份了。
读完信，我连忙跑到邮局预定明年的杂志，工作人员说，明年第一季度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从第二季度开始。你的这几种杂志都要提前三个月订的，现在已经是11月中旬了。五雷轰顶！我的脑袋嗡嗡作响。足足冷静了十多分钟后，我订下了第二季度以后的，三种杂志全订。
星期一的中午，我在传达室又等到了小林。我把自己的遭遇具体向他说了。他听后说，要追订明年第一季度，邮局也没办法，订数已经报上去了。他忽然想到，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去邮局查一查，看看谁也订有这些杂志，我向他们借，然后给你。我的投递范围内，记得有一份《小说选刊》，好像是是环城小学的一位女老师订的。我同她去商量一下，她看过后再借你看。至于明年第一季度的杂志呢，也只有这个办法。他如此热心，我自然感激涕零。
过了一会儿，我想得寸进尺了，说，那今年第10期的都应该到了吧，你能不能先给我去借一下？我实在饿得慌。没想到，小林爽快地说，好的。
大概四五天后，小林陆续给我借来了。读着辗转而来的杂志，我心潮起伏，既为自己又能过文学之瘾而满足，更为有小林这样的热心信使而欣慰。
不知道是在读那一篇小说，可能是蒋子龙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或者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吧，读后，我情不自禁地随手写下了感想。搁笔之后，猛然意识到：杂志是要还人家的！想擦掉又不可能，因为是钢笔写的。一阵懊恼与焦虑之后，我想了个办法：归还给小林时，我作了说明，并写了张道歉的纸条要他转交。
几天后，小林反馈说，书的主人（那位小学老师）不但没什么不快，而且还说你的评论很有见地。当她知道你在玉城中学教语文，她还说，以后如果还想看，可以直接向她去借，反正路也不远。小林打趣地说，看来，用不着我这个媒公了。一听这话，我当然高兴，好的好的。《小说选刊》就不用你操心了，可其他两本，你还得继续操心哟。
小林对我说，他初中也没毕业，本来对小说没啥兴趣，几乎从来不看的，见我们如痴如醉，在传递过程中，他也看了几篇，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读懂了，希望我能给他讲讲。我告诉他，只要觉得有趣，有意思，就读吧，就是懂了。
有一次，小林问，王蒙的《春之声》好在哪里？说实话，对这一篇小说，当时我也把握不准，只有实话实说，这篇小说呀，我只觉得与其他小说不一样，究竟好在哪里？真的说不出所以然。后来，我从《作品与争鸣》中读到了几篇评论文章，说《春之声》采用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手法，顿时觉得很有道理。第二天，我把这个概念和自己的想法，向小林作了解释，看他的表情，他应该是理解的。
几次来往，我、小林以及那位小学教师都成了朋友。订1983年度杂志的时候，小林同我商量：从1983年起，《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作品与争鸣》这三种杂志，我们三个人，各订一本，然后互相借阅，行不行？我一听，立即说，行啊！但马上又觉得不妥，问：“你也订？”他说：“是的。”你嘛，投递时迟一两天给订户，就不是有看了？小林立即说，那怎么行？虽然我看过不会少一个字，可时间上毕竟迟了。从此，对小林，我在感激的同时又增加了几分敬佩。
后来，小林考进了电大，开始写通讯报道，又开始写散文和诗歌，现在广播电台当了编辑室副主任，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故事说不完。这千真万确。现在的青年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出那时文学热潮的高涨，那时文学青年的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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