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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闻哲
多少年只写了一行
弯弯曲曲寄向海洋
——王竞成《小溪的情书》
诗人在当前，既是多数，亦是绝对少数。由于网络的关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诗歌作品，要比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更快地、更密切地与更多读者接触。这造成诗人的数量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但由信息技术带来的诗人队伍的壮大以及诗歌写作的繁荣也许是间歇性的。并且随着网络社区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如以前是大大小小的民间论坛，从大网站设置的文学论坛到私人申请的域名，五花八门，颇有门派与倡议之别，简直可谓遍地开花。但诗歌杂志自己建设的网站却在少数；今日网络，昔日大小论坛均已消失，从前的那些在论坛煮酒论剑，甚至不乏消极的口舌之争，语言斗殴的诗人，亦都随一个时代退出了。主要的诗歌杂志开始创建自己的网站，博客；微博兴起时，则有微博；微信诞生时则又有微信公众号。
在我的观察中，微信朋友圈或公众号较之博客、微博时代更能重新聚集诗人、文友，形成固定、职业化圈子。你在朋友圈可更方便地看到诗友作品，看到诗坛盛事，乃至大大小小的各种诗坛活动信息。但是朋友圈不像昔日在论坛发帖更容易形成辩论氛围，诗人之间更容易形成亲密友谊。我颇认为朋友圈不能“骂战”，因为各人自拥一块“地盘”，又都是见过一面二面的“有身份的人”，这便造成他人无法跨越社会身份明火执仗地“撒野”，评价往往是很客气的，客套多于诚恳的建议。这样形成的圈子，虽然彬彬有礼，各不侵犯，却少了阅读的动力，也不易锐意进取，乃至产生激进的诗歌形式，促发某种文艺思潮。
文明的人们也许认为这样当然最好了。像我等村夫野莽，就比较不容易融入其中。但是不管怎样，根据各个诗歌刊物每期出来的作者名单，以及朋友圈里各种推荐的诗人作品，我们即便不融入其中，也可以估计当下诗人队伍继论坛、博客时代之后，在微信时代的继续发展。我们已然不能记住太多的作者名字，我们也不够耐心去发现新的作者，作为一名见证网络诗歌变迁的诗人，我知道很多从前在论坛一起闹过架的诗人，后来的后来有的写小说去了，更多的写剧本去了，最多的去开文化传媒公司了，要么画画去了。现在出来的大多是我们不认识的诗人，他们多若繁星，不计其数，远众于我们刚刚开始诗歌写作的年代。
这个变化，很令人生起感叹。王竞成的《小溪的情书》，看起来多少也带有这种目睹变迁之后的感慨。作为《黄河诗报》的总编，他在朋友圈中每日看到的诗歌作品数不胜数，这些分行文字，每日总计超过数千行，大多数诗人都有一些“自美”情绪，就是认为自己写的总要远胜他人。有三种诗人所以产量较高，一种是因为对自己的作品较有信心；另一种是因为他本身是体制内作家，本来就以写作为主业；第三种是有诗瘾的人，除了写诗，他对别的娱乐实在没有兴趣。这三种诗人，可能也是形成当前诗歌写作与阅读氛围的主要成员。所以，王竞成的这两句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朝着这三个类别的诗人而发出的兴叹。
但是，《小溪的情书》的实际创作时间可能远早于网络诗歌繁荣的起始年代，所以这首诗，作为一种自谦式的隐喻，在过去，可能仅仅是一个高产诗人对自己作品的总结，在当下，却对整个诗坛有一种警喻作用。北大谢冕教授曾多次谈到当前时代诗歌泛滥而欠缺质量的情况，到底什么才是有质量的，谢冕教授并没有举例，或者他举过例子，但并未众所周知。在网络时代，举凡有人说什么才是标准，则总会有一万人质疑标准。标准因此可以说已然成了危险的标准。但是《小溪的情书》给了我们一个回答的方式（带有对整个时代书写的终结意味，简约在此成为干预，自我批评与自我节制的一种表达。这里方向的隐喻、情感的维度都与我们当前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属性发生了关联）：写这么多，终也不过是汇入大海的一行；写得再出类拔萃，如果不是最终汇入大海的，它总将是自我干涸的一行。这两个意思，前一个讲了某种条件下的客观事实；后一个讲的是胸怀，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当前“为人民写作”的文艺方针下，也可把其中的大海看成是人民。个体之情感，如果只是倾向于自怜，向内自抒，那么这种情感必然是要成为孤城的。诗歌注定在这种形式下走向小众化，走向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因此，诗歌只有走向人民，走向人民这座大海，才有可能获得其永久的生命力。人民是作品的核心与归宿，这一思想，作为对作品健康性的把脉与标准，其在社会图像中的显现，可能依然是抽象的，这种抽象指的是，在社会性的具象图式里，作家对人民群体的表现并不作为一个单一元素来决定作品的风格与内容，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在左右着人民群体的具体属性，或者这一群体图像的最后定义。这样一种带有某种主义的作品，并不被动地接受一种单纯的服务于人民的概念，而使得作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呈现间接。但在小溪与大海的二元对话结构里无疑可以比较形象地得以见出这两者（作家与人民）内部的辅成关系。
小溪与大海作为自然中的一组动力关系，在人类的认知形成图式上，其体系的构成并不需要通过象征或借代关系来表现，而恰恰是最直观的、直接的。把这种直观诉诸于心理学语言，则应当说，这两者之间简直就是一种本能的、先验的存在关系；它们以大地理环境为基础，互相发生诱导、聚合、吸引等相互运动。大的地理环境，对于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人民话语（或原则）”来说即是大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意识形态现状。只有具备这种基础，作家与人民的关系才会有一个具体的可陈的形式。在宣传性话语里，小溪与大海的关系常常被人为定义，在大与小的辩证中成立，而抽掉了其自然环境的决定性。这在“人民话语”中，也就是抽掉了政治、社会环境本身，而把作家与人民的关系仅理解为作品的市场经济哲学。《小溪的情书》在此意义上，从情感直观中恢复了这种关系的有机性，又从地理本身比喻性地揭示了作家与人民之间具体关系构成的原理。堪以成为相对当代文艺方针导语的“知性标语”。无疑这里我所说的“标语”主要指其人文、诗意、情感与认知都达到了一种自然而饱满的时代表达，而不仅仅是理论与广告属性上的表述，不仅仅是感性的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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