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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峡很长，大坝之内还是一段西陵峡，是秭归江段。
看见岸边那巨大的沼气表似的标尺显示，167米，水面只差几米就不能再高了，水面虽然和缓，但已经有点像一个弧面在挤压，长江就作为一个高湖出现了，水位顶上来，也再没有了老鹰。
今年秋汛到三峡大坝，还是没有风，水体就像一些绵延的鲸队，首尾相连地沉默到达，停在岸边的船好端端会侧翻，比如喜滩最近那艘，想到船底就像是在走钢丝地站在一条细线上。永远是这样脆弱地站着。
乘船台阶已少，8月水位要低30多米，下坡漫长，当时缆车管理员见只我二人，便说车费（2元一人）不够付电，不走，又柳暗花明启发：如包下便走。公共设施久未纳入社会福利情况下，“包”已成公共设施管理者主动寻租惯性思路。被包物即使是国器公器也只牢记时间次数任你用。是妓女思维。
9月再经过秭归，我们未从南岸的秭归港乘船。
7月我们采访完县政府（罗书记当时不在），9月初就传出“中共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巡视秭归期间耗费80余万元”的……联想起县城官员糖弹式的吃喝嘴脸，采访较为敏感于经营状况的江苏援建企业却又徉装不熟，联想起一位同行今年采访这里的空挂移民曾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感觉秭归政府出这样的倒也正常。
我也想起在秭归街头偶遇一位来给孙子陪读的老者——乡镇教育部门的一位退休老者—曾说：由县到省的裙带，把得很牢，梯队像猴子一样爬上去，目前主要官员面临换届，已心不在秭归，心在上面，如此——当然也少不了故人从省里下来巡视的招待。
9月我们从秭归对岸走，这里是更无头的小镇太平溪，归属于绵延松散的夷陵区，只觉连码头工作人员也都同一副颐指气使和懒散嘴脸，仿佛每个人都有些许贪官胚子。
在由秭归去巴东的快船上，我想起七八月间在秭归的见闻—
如乘车而不是徒步，从宜昌到秭归只用1小时，因为方便了，秭归的房价也跟着宜昌炒作起来，政府发改部门的官员告诉我们：秭归的工资水平没有宜昌高，但物价却比宜昌贵，这是中心城市向偏远县城物流成本的逻辑，但房价却是由宜昌梯级分布过来，秭归的房价，在宜昌下辖诸县里已经是最高的。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秭归坐拥大坝的优势造成的，修建翻坝高速国家投资40亿，建了40多公里到宜昌，至少，前文所说预估的实际水路货运量与大坝通过能力的差值所造成的时间淤滞，许多船只在综合权衡后，还得在这大坝跟前上岸，货物可以在此中转，加工，哪怕翻大坝公路收费极为昂贵，对重庆到宜昌之间的大宗货运而言，仍是比全程公路更经济的水陆联运模式，也因此，秭归与宜昌就形成了翻大坝的梯级物流体系；而对重庆到更下游港口的货运，也多会在此下上岸，换船，也少不了有一个中转。
围绕大坝，宜昌城区共规划有六个物流园区，内部的区域竞争一定也是存在的，在宜昌城区2010年出台的六大物流工业园项目中，秭归对岸的太平溪物流园也在其中，也如前文所述太平溪与秭归的轮渡客运之争。
秭归这里的旅游业却也因物流的前景变得更次要。只空空的屈原祠圈占了十分广阔的江边土地，这也是上游土地更拮据的县城所无法比拟的奢侈，而旅游部门也承认，即使来看大坝的，上岸再来看屈原祠的也不多，何况这屈原祠也早已是水淹后搬迁来的，真正的地方在对岸水下的老屈原镇和老归州镇。
对秭归来说，总体是利好，因为大坝在此，新兴的物流枢纽在此，这里的土地开始卖得出去，炒得起来。当然，地皮值钱，也就免不了征地黑幕，这是中国地方的一般规律了。这是下文我们要说的。
夜晚卖房的炒作声在这个县城里，比在一个地区中心城市里要更明显，傍晚，我们几乎是循声沿着东西向的大道一直走到快到新建的豪华的山上的屈原祠脚下，却是宜昌的房地产商在文化广场旁销售另一处山上的豪宅，问价的有女中学生，却是帮助乡镇上住的父母在打听。
秭归新县城——从1992年开始向这原本是茅坪镇的高山上搬迁，到现在快20年，城里这些单位联建房，边沿是移民私房，也都显得半旧了，只两条城中的干道进一步刷黑。
和巴东、巫山比较，秭归新城主城区山上的平地面积还算多，地质也要坚固些，平整时山体表面的沙质土又正好用来做水泥。
县城显得摊开要平一些，但一路从宜昌过来，还是见到漫山遍野的山头都是散落的移民房。毕竟人多，10万移民中，3万外迁，7万原地后靠，后靠的多是自建房。目前农网改造还在进行，仍有部分移民山村不能正常使用家用电器。县城里商业并不热闹，只有一些解决就业的菜场，也因是纯粹的自建房，比起后面在巫山、奉节统建甚至联建为主的县城要显得门面稀疏。
但包括下面乡镇，这里到底还是能有平地，秭归的规划可以有乡镇卫星城连成串的概念，也由于靠近宜昌，发展乡镇工业园的土地条件和招商条件稍好。
在1992年开始平整土地的九里工业园，虽然发改官员称一开始就被三峡移民的工作中断，“使我们10年无暇干别的，也没有人愿意来投”，我们看到毕竟已有一些企业在此驻扎下来。
驻扎下来的包括移民对口援建的江苏AB内衣、森达皮鞋、维维豆奶等企业，还有本地的奇迹——匡通电子，想不到这里还藏着一个即将明年在深圳中小板上市的光电产业“潜力股”。
这个厂目前的支柱产品是直插式LED以及光藕合器（电视和电话中防雷芯片），前者目前是中国规模最大，产值去年3亿，今年已达4亿，“赚了个4000多万”。 匡通电子的行政部部长李宜海告诉我们：武汉市长来参观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在武汉光谷出现这样的企业。匡通说：光谷还没有在光电子和半导体方面形成产业群，匡通是前店后厂的模式，店在沿海，厂就按劳动力成本考虑继续设在三峡小城秭归的乡镇上。
这个厂的前身是秭归的一个水泥厂，改制后变成机械厂，正逢移民搬迁，按照三峡移民企业搬迁的普遍规律，几乎搬一个死一个，还好当时已经有了一个技术天才厂长彭会银。
1995年，彭会银37岁，机械厂很小，只有几十个人，就靠移民搬迁国家那两三百万无法在搬迁后恢复生产。
李宜海在炎热的7月底，指着窗外雾气弥漫的厂房说：“修到我们这座楼——机械厂的办公大楼，再加旁边一个宿舍楼还有车间，钱就花光了。彭总就跟建筑老板沟通，说你把做工程的款折合成股份算到公司里，那时机械厂刚改制，作为第一个移民搬迁企业试点改制。他们入股了，是一个四川籍老板，机械厂就叫做川鄂机械有限公司。四川人就是企业法人，彭总就是总经理，给他打工，一年到两年时间做彩板门窗等赚钱了，才让工程老板把股份退出去。”
厂子保了下来，这本身就在死亡率极高的三峡移民搬迁企业中是个奇迹，但彭的技术天赋发挥出来还是下一步：认识了个香港老板，他在山东菏泽做LED支架，彭说服他来投资，仍是香港人做董事长，彭继续做打工的总经理，从此涉足该行业—用李的说法：“彭两次通过法人地位换取经营权，给自己的厂准备了缓冲期。” ——当然，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是他做钢窗时的创新意外地转移到支架上的部分镀银技术，节省了70%的成本。仅仅是这项技术，累计节约银50吨，创造利润1亿。
此后，匡通又经历了几次与南方企业林木森集团的合作，继续扩大规模，确立行业标准，分手后，公司进入高速发展，并有了自己的渠道和原材料供应商，汉阳钢铁厂的精密钢带成为独家供应商之一。
彭既懂技术，又懂经营，曾被县里列为科技县长的梯队成员，但他表示对从政没有兴趣，仍是埋头办厂、搞专利。有意思的是，该厂的核心团队中，有不少是在移民过程中的政府官员下海者。在这官本位的县城的乡镇一角的车间里，李宜海说：“官员在整合当地的人脉资源上很有效果的。”
匡通是难得的高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本地目前吸纳了1800人就业，据说本地最终将容纳3500—4000人以上就业——五六年前开始雇佣一批三四十岁的本地三峡后靠移民，都是失地农民，现在仍在岗，现在他们的子女也加入进来，次生代知识结构高一些，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快一些，他们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父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但“责任心可以延长他们的工作年限”。
但谈到下一步发展——公司的上市就是为了筹集下一代产品——大屏幕贴片的资金，这个产业的重心将转到宜昌的夜明珠那边的工业园。宜昌那里工业园提供的现代厂房，可以让一个工人一年创造的价值，由“30万提高到100—120万”，因此，至少同宜昌相比，秭归这县城并无劳动力优势，何况宜昌“土地成本也并不比这里高多少”。我原本以为简陋的、徒有土地的夜明珠开发区，比之这县城开发区，到底还是要装备好些。
说到这里，秭归本地所谓工业园条件的弱势就显露出来，事实上，匡通和这里许多企业一样，都和“九里工业园”并无关系，只是企业自己出钱买下，“拼出一个园”。
这一点也从我们采访的本地其他企业得到了证实，包括一些脐橙加工企业——台州来的父子家族企业泽侬饮品。
父亲是在这里做移民新城的建筑业起家的，本地许多银行以及事业机关大楼都有他参与施工，父亲现在也没有脱离建筑业，至今还在忙着建房，毕竟新城未来仍有因翻坝经济带来的上升空间，也因有了这本地的关系，后来陈家决定动用家族资本来这里投资办企业，儿子给我们讲述了公司如何在扩大产能方面受阻于宜昌地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我们本来认为，这笔江浙私人资本的投资也是中国国内制造转移趋势下，向内陆找基地。
但台州年轻人小陈的讲述，却并没有让我们觉得太多沿海外来者来中国的穷乡僻壤创业的激情，也看不到太多本地优势，这个企业一开始就号称引进了产能达每年两亿的机器设备，却因没有资本扩大厂房以及“无力拓展渠道”（他们的产品除了貌似有着本地优势却原料在外的橙汁饮料，甚至还有一些更低端市场的不知名的矿泉水，好歹能在小城市和乡镇通过廉价从一些大品牌那里争取一点市场）等困难，陷入瓶颈，也同样是作为中小企业在本地贷款难（与后来的“温州危机”是同一个原理），目前实际投入产值只有两百万。
小陈的讲述却也让我发现这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在这里发展的“两头在外”的企业，在脐橙出名的秭归，该公司的橙汁原料却全部从仙桃采购，市场也并不在三峡地区。
“那你们图个什么？”
他想了想并没有正面回答，只在这夏天午后略有点懒洋洋地说：“至少还有这片地。” ——当没有资本买入更多的地，至少他们还有眼前的地。
还是土地……该公司的地就在规划并正在施工中的银杏沱翻坝物流工业园—通过寂寥无人而昂贵的翻坝公路从县城到此才10多分钟，继续向巴东方向一处河湾边，经过一个还在平整土地的台商工业园，那里还规划了重量级的集装箱码头，正如前文所述，正是秭归未来大坝经济的经济增长点，也得到了三峡后续扶持计划的政策倾斜。
翻坝物流工业园的谭主任说：“这个物流园区规划的对象是高山农民。整个项目投资接近80亿，基础设施部分15亿，包括征地、道路、通水排水供电污水处理码头等配套服务，尤其是码头部分……我们这次要做真正的孵化器。”
这是个典型的县委书记作为董事长成立投资公司的工业园。谭主任说：“我们这次征地，他们叫做二次搬迁，他们是从沿江搬上来的，现在又要搬，你看他们那边的房子还比较新的。这次搬迁我们是统建房。我们要把农民变成居民，农村变成城市，我们想要一次性完成，要不然以后还要进行城中村改造。如果居住分散，污水处理等不好完成。所以集中居住。现在叫做银杏花园。包括学校、医院我们都给配套好。”
谭主任对秭归移民新城建房过程十分熟悉，他继续回忆说：“（三峡移民建房）所有的积蓄就是盖房。外面都很好看，但是里面都很破旧的，迅速产生了新的城中村。”
于是，他认为这次应当吸取教训，“非常希望可以在二次搬迁过程中，一步到位解决城中村的问题。”
这是7月底，看起来刚刚完成了大部分征地工作，一边还在很紧迫地在长江边炸山，因为“必须在秋天175蓄水之前干完，不然明年码头建设就要拖一年”，目前是商业贷款，等不及三峡后续补助项目。
不时传来警报声，这天下午是暴雨前夕，既闷热，又黄土蔽日，江边不时闪电。
在这少见的下午的迷雾中，对面一条三峡专用公路，这边一条翻坝公路，隔着长江若隐若现，还有三峡的船闸，以及秭归自己的翻坝也附着在上面，一切似乎都一对一，谭主任坐在派出所风格的指挥部里，常年协助他的有五个警察，他说“在大项目面前，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小卒”，风沙越刮越大，爆破不断，警报不断，只有长江逐渐看不见了。灰尘中坚定的椅子上的人，又是协助警察的忠实的协警。
我一时难以揣测他们是在防守还是进攻，烟雾散去，再次显露出一排刚刚粉刷不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洁白的联排民居，是一段乡镇的残余，也是三峡移民新村的残余，也即将再被彻底夷平。
谭主任的工作分两部分，征地和招商，他说：“如果是穿着草鞋就是征地，穿着皮鞋就是去招商。”他也承认，“拆迁得有魄力。通常要镇长出马，这次工作没有上一次工作好做。”他指的上一次，说的是三峡移民。
而现在，这些移民是所谓二次搬迁了——刚刚因三峡而舍小家，如今又要因本地的开发搬家。谈话的时候，一个姓马的村主任不时地进来陪着。在这个村里，马主任是第一个搬迁的。这个村子本来是移民新村，2780余人的村子，968户，现在都要搬到银杏花园。
谭主任说：“这个村，三峡移民搬迁时，135米以下的后靠，135米以上的外迁。这次第二次搬迁，会按户口、每户人数有一个标准。户平40、人平20，但有些差的高山户，老房子没有经过一次搬迁的，就划算。而经过了一次搬迁的，房子很新，比如一户3人，人平20，也只能是60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以700元/平米，可以买更多的面积。但现在可能又有变化了，县城的房子市场价2000多，这边也得2000左右看齐。”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和三峡移民并无关系的所谓二次搬迁的补偿标准，地方政府说了算。二次搬迁本身又是个混淆的说法，仿佛还有着三峡移民政策的国家硬道理的惯性一鼓作气征完地。
然而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最后见到了一对秭归移民夫妇——若没有周宗善他们500人的事，我本也以为这种二次移民只是“正常的悲剧”。
而我所谓“正常悲剧”，说的就是那已被现存机制定为必须经受的“阵痛”的东西——包括全国农民的普遍失地；包括三峡移民丧失自己的故园；包括三峡移动导致的县城工业空心化，以及空心化导致的就业缺口，甚至包括外迁后觉得异地生活不好回到故乡成为空挂流离失所等等……在社会学上成了一个谁都认为只能长期去改善的问题，也已“去罪化”了，并也在地方官员口径里不以为耻。
而况十多年已经过去，在我所访问的日子看似已经安稳的三峡移民的口径里，似乎也已淡漠，只要没有直接把自己的家弄没了，补偿是否够自己建房子已少有人提，搬迁如何粗暴、缺少细致也少有人提了……多已接受没有了耕地的现实，好歹子女也还能外出打工，享受这支付转移，多只和我探问所谓社保，以及后期扶持的大坝发电钱该有多少，在私房一层的五金铺前打牌等闲——毕竟十多年已经过去，既然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十多年过去，便也还是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
然而银杏沱村的老村民周宗善他们所承受的，却终究还不是个“不均”的问题，甚至是一桩刻意作恶的罪恶。
后来的某天早晨，周宗善的女儿还打来电话，问是否已经写出了父母以及500秭归空挂移民没了房子的事——夏天，在新县城的边缘，秭归移民周宗善夫妇的到来中断了我们优游长江的感觉。
周宗善夫妇生活在一套盖到4层的私房中的一层，房子面积有120平米，看起来很整洁——“但那都是房东的摆设。”周妻说。
房东就属于三峡移民中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是老县城的城市户口带上来，后来我们在沿途的新县城里所见安逸的地主，都是这样的县城户，也许有单位背景，也许本身就是权力者，在扩大的县城区域获得一套私房宅基地，并有资金来加盖，住不完则可以租出去，成为地主。
当然，这种私房的自由度，也是造成前面谭主任所说“新城迅速城中村化”的因素之一，此后我们在巴东还会看到更多。
而三峡移民新城的普遍规律是，通过新城搬迁，整个县的教育、文化、商贸资源都高度集中到了县城，所以多有陪读来的老人，进城来谋生、做小生意的以前的耕农，当然，在搬迁过程中，人们也意识到，是住进城市更干净住宅的机会，县城以前有3万多人，现在8万多，以后规划要达到11万，这一切也使得县城房屋的租售刚需增加了，公路变快捷之后，秭归也可望吸引宜昌市的人来买房。
周宗善夫妇目前就是为了孙子读初中而租住在这里，沙发上都是一些喜羊羊的娃娃，桌上是切成标准半圆的招待我们的西瓜，看起来很温暖。
然而，62岁的周宗善比一般的佃户还要不如，普通的来陪读的佃户还在乡下有自己的宅地——而周宗善他们在原来生活的乡村，搬迁一来二去，竟然也被夺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房子。
他们的家正好就在前文所说的正在热火朝天征地开发的黄金地段银杏沱——也很显然，前文谭主任所说的村子搬迁进银杏花园的合法人口，不包括他们。
这也许正好印证了我的推测，有些地方会用三峡移民的名义和所谓国家政策，继续行自己征地之私事——因为碰巧有了之前的采访正好作为背景，我立刻直觉事情是这样：为了物流园征地，县里继续以填补空挂指标为由，将他们已后靠搬迁落地的宅地剥夺，将他们的户口外迁，是所谓“二次空挂”，却都以三峡移民为名义。
然而，我记得周宗善开口第一句话还是首先说：“我们知道，三峡移民是好事，舍小家，顾大家，然而……”——夫妇俩就立刻有些哽咽。
停顿了一会，他们继续说出这些原委，回想三峡移民第一次搬迁，他们还是认可的——1999年，他们选择三峡移民的后靠方式，“干部让我们出了5000元给了宅基地，也挺好的。根据安置的后靠条件，我们是在155米上，就交了钱。我们就把原材料都备好了，就等着建房子了。当时银年杏沱已经平整了。我的房子也都平整了，我们就等着建新房子。这个过程都没有问题，我们从155米搬到银杏沱，给宅基地，都是符合三峡搬迁的。当时补助是给的16000元。”
这几年里，周宗善他们看着这里的土地被平整，想到是在建造城市，便也不急，何况自己没什么钱，也要慢慢攒下些材料钱才好动土，正好与国家平整土地同步，只想着以后生活条件也好，这里也成了城市。
然而，到2003年——“他们突然让我们又交1000元的空挂费，把我们强制性空挂到沙市去了。” ——我后来查阅了一下资料，“空挂”这个词，就是说户口上到一个城市，却在那里没有土地，只办个身份证而已。
然而周宗善他们在当时，看来是不完全明白这个词的标准含义的，只模糊地仍然相信这是国家三峡移民透明的大政策之下的正常移民方式，他至今会说：“我们不反对强制空挂，但……”
但——2003年他们一到沙市农场，发现——“沙市已没有土地。沙市说我们是强制性空挂过去的，不能给土地。但是实际上，他们本来是答应接受我们的户口，本答应我们每人一亩五分地的，但是都没有。”这在他们手中的地契合同上白纸黑字，然而毕竟不认账了，因为官府说：既然他们已经承认自己是空挂待遇……于是，成了两边的空挂，十足的没有土地的皮球，开始被沙市和秭归踢来踢去，而在这踢皮球的过程中，皮球的斗志和重要性也被消磨掉，被时间消磨掉，也许不是小人物的斗志衰老，而是小人物日趋式微的重要性，导致小人物很难逆转那些不公正的事情。
有时候，老百姓对自己的冤屈，这“但”字之后，总有些说不清，重要原因是先被蒙哄着答应，后来又觉得不对，重新到政府那里申诉，政府却说你已签了，这样是无理取闹，这样的上访往往双倍地告不赢，也反而被地方上更理直气壮地压制。
后来，那天在重庆火车站广场大屏幕看到电视里专家在澄清所谓中国行政成本高，做什么事对老百姓的引导成本高，是纳税人的钱感觉打水漂的原因。其实也反过来在证明，一些地方把老百姓剥夺得太厉害，就觉得老百姓索取赔偿太厉害。
仿佛，对每一次被彻底剥夺之后，可能有的补偿，他们似乎都很贪婪，因为似乎是在把全部安身立命的基本福利和安全感，也连带着重新索取来，所以在官方里，他们在每一次要求补偿的时都显得很贪婪，在每一次失去之后，则显得更冷漠。
秭归这样因政府开发而又打着三峡“空挂”名义被赶走的原住移民据说共有500人，在秭归7万外迁三峡移民中，他们本以为自己也该有正常的外迁待遇。但大部分人既已签字，就该算是沙市的人，莫来找我，这是秭归政府最硬的理由。
然而周宗善他们剩余几户比较清醒，终究没有签，但既是大多数人的土地已被剥夺，他们的宅地也被一起剥夺，力量单薄了，也已不在政府话下。
我突然回忆起工地那些闪电和警报，还有轰炸的声音，这声音和场面，就好像当年三峡大坝施工的壮观地改造长江的场面又重现了，但终究没有当年全民动员的气势压倒移民的抱怨，而硝烟散去，再没有以国家主义来说服人的队伍，我只看见零星的县城征地者，这声音于是听起来也单薄得更加不祥，也好似将好不容易缝合的伤口，又暗地揭开大块新伤。
“他们说的是银杏沱土地不够，必须外迁。但是事实上他们把土地低价买高价卖。”
采访完，老夫妇又将我们送出了很远，终于走出了那片地主的屋的气场，走到了马路上，送到这新刷黑的光滑的新城马路的下坡，这送别倒比高山人的送别悠长了许多，也苍凉了许多，秋意更浓了，这里引以为傲的脐橙，也只落下了难以觉察的小叶子一地。这里有陡坡，却并无作为上下两排街道之间的台阶捷径，车路只为官商准备——三峡山城捷径式的陡峭台阶倒成了政府是否有点民粹倾向的标志。就如我在北京开车堵车看见旁边好歹划出公交车道，看着一辆辆满载的公共汽车过去，看见一车车人被顺利拉过去，倒有了些难以启齿的欣慰。
……而这次再经过秭归，是9月，不知他们又能如何，孙子已开学，新城又是朗朗的读书声，与宜昌一样，在这三峡沿岸貌似连成了一片、却又各自零丁的小城中。
是的，今天早晨在船中的时候，仿佛直觉了我们的行踪，周的女儿真的还从南方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写出了报道，倒也并不是真想要说法，而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桩遮蔽三峡大移民政策背后的冤情，而此时我正因迟迟还未写出，有些愧对老周似地，正绕道从北岸再次经过秭归而不入。
远远对岸山上的屈原祠周围的几片象征性地搬迁来的老归州的民居，从那反望过来呢，又是竹林掩映着灰蒙蒙的大坝，仿佛双向都是在做秀。然而又仿佛是从这做秀的腋下，又伸进不少支流，长江涨水，纵深又淹了许多地方（后面我们在奉节会专门去看这样的地方），秭归北面的兴山也是移民区，只这次规定沿着三峡走，无暇去看了——整个三峡淹没区28个县，我们只能选择其中靠着水边的作为样本，一一看来。
船又继续向上游开过去，开过了西陵峡这不平静的另一半，快到漫长的西陵峡的边缘，江上渐渐越来越多枯枝败叶，还有大片旧家具的残片，玉米秆，甚至鞋子，一看就是涨水从岸上新裹挟过来的，与夏天时的垃圾不一样——三峡不但拦截了江水，也终年拦截了大量上游来的垃圾，每年要在坝前大量打捞，沿途清漂已是不够，大坝也成了天然垃圾的中转站。
江面上也开始有了一些头颅般的树梢，其下则可想而知是水位抬高以后新生成的三峡阴沉木，人也望着巴东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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