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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1891～1970年），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在圣彼得教堂任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１９２７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协陈赓镇压叛徒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实行清党反共。1928年秋，冯玉祥突然收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来的一封特急密电，说他的英文秘书董健吾系共产党潜伏分子，应立即逮捕。冯接电后，马上作了安排。当天晚上，他派人请董健吾到他在郑州郊外的寓所。董健吾到来后心怀疑惑，“一定是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一不留神，将一个酒杯碰到地下跌得粉碎。冯玉祥却爽朗地笑着说：“区区小事，不必介意。一个酒杯，算不了什么，倒是董先生的身家性命，要特别注意喽。”说着把电报拿给董健吾看。冯玉祥说：“董先生在我这里，帮了很大的忙……我自有安排。你我就此一别，后会有期。”就这样，董健吾在冯玉祥的安排下，安全回到上海。中央特科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政治保卫机关，是党的耳目，是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地下尖兵，由周恩来负总责。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中央特科情报工作，协助陈赓工作，设立秘密联络点，并利用各种上层关系搜集情报，营救同志，镇压叛徒。1929年8月，彭湃、杨殷等5人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中央特科曾组织武装营救，未能成功。彭湃等4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大家对白鑫无比憎恨。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一定要设法除去这一无耻叛徒。陈赓查明白鑫行踪后，决定采取行动。董健吾多次向陈赓提出，一定要参加镇压叛徒。陈赓考虑再三，给他分配了两个任务。第一，镇压叛徒时，敌人听到枪声，从嵩山路巡捕房开汽车到和合坊，需要多少时间，董健吾要准确地计算出来，并把和合坊一带的地形弄清楚，以便安排撤退。第二，打倒叛徒之后，董健吾要装作一个过路之人，查清楚叛徒究竟打死没有。同时，陈赓告诉他，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董健吾专门租了一辆汽车，由嵩山路巡捕房开到和合坊，算出了准确的时间，同时查明和合坊是一排新建的石库门住宅，弄堂很宽，可以对开两部汽车，弄堂一头连着霞飞路，一头连着蒲石路（今长乐路）。董健吾回去后画了一张详细的地图，交给了陈赓。白鑫素知中央特科镇压叛徒的厉害，深感自己处境危险，生命难保，于是雇了两个保镖，平日也很少出门。他乞求主子让他到意大利去避风，离开上海的时间是11月11日。他的这一安排很快被我掌握。我决定在他动身时将他处决。这天下午，陈赓指挥红队的谭宗余、邵达夫等人在43号弄堂里埋伏下来。当夜11时许，只见白鑫等七八人由43号后门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他们刚刚走到东5弄口，红队队员们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大喝：“不许动！”随即向白鑫等人开枪射击。因为人多，第一枪没打中。叛徒白鑫拔腿就跑，企图夺路逃命。他的保镖想拔枪还击，子弹还未射出，已被红队队员击中倒地毙命。其余人争相逃命。在乱枪中，白鑫拼命向北狂奔，同时拔出手枪负隅顽抗。红队队员跟踪紧追，终于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打倒在71号门根下。枪声一停，董健吾立即上前查看，发现子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叛徒已经死掉。红队立刻撤离现场。待租界的巡捕、包探赶来，红队早已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这一大快人心镇压叛徒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刻轰动了上海。几十种中外文报纸都详细登载了叛徒被镇压的经过，写得有声有色，全都放在显著地位。这一事件使帝国主义租界和国民党当局都极为震惊。他们千方百计绞尽了脑汁，也未能侦破此案。卖田产办幼稚园1932年，在周恩来和陈赓直接布置下，革命互济会请董健吾出面开办一所幼稚园，专门收养一些烈士的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董健吾想：先烈们为革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抚养他们的子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定要设法完成任务。开办幼稚园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经费。所需经费互济会只能提供一小部分，大部分要董健吾设法解决。为了筹措经费，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募集，一面赶回青浦老家，毅然把祖传下来的几公顷地全部卖掉，换得500多块大洋。回到上海后，他租了套房子，又请木匠打了几十张小床，做了一些小桌小椅，添置了几十套小被褥，房间也重新粉刷了一遍，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了一块“大同幼稚园”的匾额。就这样大同幼稚园终于开办起来了。外人不知内情，看到于右任写的匾额，都以为这个幼稚园的来头不小。幼稚园收养了李立三的两个孩子、彭湃的两个孩子，还有杨殷的儿子、蔡和森的儿子。恽代英被捕后，他的夫人也带着儿子生活在幼稚园里，那时孩子才一岁多。1931年初，大同幼稚园又迎来了3位小朋友，他们就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令人遗憾的是，毛岸龙突然生病去世了。过了半年，因为一个偶然事件，为防止敌人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董健吾将所有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都一一作了妥善安置，惟有毛氏兄弟无处可去，只好由董健吾亲自收养。艰难的生活过了3年多，直到1936年底，董健吾通过张学良、李杜的关系，才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送往苏联。从此他们的生活有了彻底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毛岸青曾致信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特表感谢之意。信中说：“……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未完待续）（摘自张宁主编《红色牧师董健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国防报2001年06月2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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