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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能低估一些人玩变通、把“好经”念歪的能量。不能因为制度出台了、文件下发了,便认为没啥事了,而要看看那些好制度出了“中南海”之后,走了多远?有没有走到迫切期盼它们的人群中?半路上是不是出现了“拦路虎”?
12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跟随农民工去讨薪”的来信调查——2017年3月,100多名农民工开始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龙湾国际”楼盘工地上施工,两年多来,由于工程承包商在工资卡上做手脚,农民工至今没有拿到600多万元的工资;即便是2019年1月开发商直接对接农民工所在的劳务公司后,农民工也只领到过一次工资,又被拖欠了几百万元。
记者记录、还原了跟随农民工讨薪的过程,其间,欠薪主体工程承包商和开发商的态度、做法,本应帮助农民工讨薪的当地住建、人社等职能部门的说辞和作为,一一被呈现。不得不套用一句2019年流行语——“农民工太难了”。辛辛苦苦打了两年工,被拖欠了好几百万元的工资,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养?自己的日子怎么过?承包商在工资卡上做手脚、开发商签协议时不盖章、职能部门“踢皮球”,即便获得了权威媒体的帮助,农民工依然没拿到被拖欠的工资。这是治理欠薪的正确姿势吗?
给农民工工资建立专户、工资实名制发放、对欠薪企业实行联合惩戒、建立农民工工资预储金制度、严厉打击恶意欠薪犯罪……近年来,为治理欠薪、帮助农民工讨薪,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到司法,一直在努力,不断建立健全也积极创新着各种制度和手段。在不少地方,欠薪发生的势头得到明显遏制。年底之时,群体性讨薪事件大幅减少,据统计,2008年农民工欠薪率是4%,2018年是0.6%左右。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事件被曝光了。首先,是承包商的“下有对策”。根据治理欠薪的相关规定,农民工工资应设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有些地方还要求必须按月发放,这本被视为一项非常给力的制度创新,可承包商有手腕,虽然给农民工办理了工资专户,但要求统一设置密码,统一上交管理。也就是说,银行卡根本不在农民工手里,怎么取、怎么用,承包商说了算,承包商完全可以“快捷”地冒领、挪用农民工工资——这波变通、架空好制度的操作实在是太“娴熟”了。
其次,是开发商的挖坑设套。其承诺先行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结果协议上只有签字没有盖章,同时又声明“签字并盖章后生效”——农民工如何防得住这等手段和算计?
治理欠薪千万条,难抵“变通”这一条。一边是农民工的质朴勤劳,一边是商家、资本的伎俩多多。如此实力悬殊的博弈,结果不言而喻。
残酷的现实或许是最好的课堂。上述事件提醒相关部门,推出好的制度、政策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自是必须,但永远不能低估一些人玩变通、把“好经”念歪的能量。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决定了相关职能部门必须竭尽全力地为其撑腰,不能因为制度出台了、文件下发了,便认为没啥事了,而要看看那些好制度出了“中南海”之后,走了多远?有没有走到迫切期盼它们的人群中?半路上是不是出现了“拦路虎”?
上述事件中,相关监管部门的态度让人遗憾和无语。在农民工登门询问讨薪进展时,被告知“你们报的工资表需要修改”“手头上的事情太多了”“去找行业主管部门,或者去法院起诉”——真是打得一手好太极,踢得一脚好皮球!这无论如何不是职能部门应有的工作态度。
这尽管是一个地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个案,但其暴露出的相关单位、人员干扰、阻断制度落实,让好制度成为“空中楼阁”的情况,必须引起重视。而除了治理欠薪,社会治理中的不少领域也存在类似“说归说、做归做”“说得好听、做得难看”等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况。
“到2020年,形成制度完备、责任落实、监管有力的治理格局,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本遏制,努力实现基本无拖欠。” 这是国务院提出的明确要求。2020年,近在眼前。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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