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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故事》中汉武帝父子形象的原型
《通鉴》采用《汉武故事》的叙述，将汉武帝父子的样貌，描绘成双方在个性、政见上都有明显差异。《汉武故事》为什么要这样塑造汉武帝父子的形象呢？
《汉武故事》一书旧题为班固撰，实则应是南朝宋齐之际的王俭所作。从现存的佚文来看，其内容多是些描述以房中等法术修炼求长生的故事，这正是东晋南朝时期道家神仙学说盛行于世的产物。
不过《汉武故事》书中似乎也有比较正经、严肃的题材，例如像《通鉴》所采用的段落，就描述了汉武帝父子不同的治国理念。其实这类描述治国理念的内容，本来就符合神仙家的追求，神仙家谴责帝王一边想求仙、一边却穷兵黩武与奢侈纵欲。《汉武故事》着意描写汉武帝父子的政见歧异，其用意也是如此。道家与稍晚的道教著述，常使用假托帝王事迹来设事譬喻的写作方式，秦始皇、汉武帝最常成为假托的对象；因为这两个帝王就是既热衷于求仙，又穷兵黩武、奢侈纵欲。
那么《汉武故事》的作者王俭，为什么要描写汉武帝父子有政见之争呢？
在王俭生活的时代也发生过一场巫蛊之变，他的父母都被卷入事变中。南朝宋文帝的长子刘劭年幼便立为太子，其后刘劭因为反对宋文帝北伐，而与宋文帝的宠臣江湛、徐湛之产生严重的嫌隙。刘劭与其姊东阳公主（即王俭的母亲）行巫蛊诅咒宋文帝，其事终究还是泄漏出去。宋文帝打算废掉太子刘劭，却被刘劭起兵杀害。刘劭篡位后，怀疑王俭之父王僧绰的忠诚，将其杀害。
因为王俭的父母都卷入这场宫廷斗争之中，王俭可能想藉由撰写神仙故事，来曲折地表达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宋文帝猜忌好杀，当时的政治氛围正可比拟汉武帝晚年。由于王俭自己是支持守文的政见，因此在太子刘劭因反对北伐而与皇帝宠臣对立一事上，王俭可能暗中同情刘劭，而以此为底本塑造了《汉武故事》中卫太子守文的形象。
除了王俭的自身经历之外，《汉武故事》还采用了西汉当代的原型来塑造汉武帝父子的形象。在《汉武故事》的描述中，汉武帝认为太子不类己（不像我），这种父子关系可以在其他西汉帝王的事迹中看到。第一例是汉高祖，刘邦认为汉惠帝不类我。再来是汉宣帝与汉元帝父子，这就牵涉到政见之争。汉元帝在当太子时曾劝汉宣帝用儒生，这与宣帝一直以来任用刑法的政策相抵触，因而遭到宣帝一顿训斥。汉宣帝还因为另一个儿子淮阳王像自己一样明察好法，而曾考虑换掉太子。
汉宣帝与汉元帝父子的治国理念有不小的差异，这才是汉武帝与卫太子有政见之争的原型。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汉朝的国策并没有在汉武帝晚年就转向守文。从汉武帝到汉宣帝，历经三代皇帝，都一直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直到汉元帝即位，才开始用儒家理念治国；这才真正改变了汉武帝以来的治国方略，走向守文之路。
学界的回响
以上是《制造汉武帝》一书的主要论点。书中牵涉到很多课题，引起争议的地方也不少。本书的初稿〈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发表后，李浩便撰文批评辛德勇的几项主要论点。
李浩认为司马光数度驳斥《汉武故事》的说法，因此《通鉴》不会采用《汉武故事》，《通鉴》写巫蛊之变的史料来源是别有所本。《汉武故事》作者为谁至今不能下定论，无法证明此书的作者为王俭。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晚年确实厌倦于求仙，并于下轮台诏后停止征伐、致力劝农，与《通鉴》的叙述相合。《通鉴》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一直遵循着汉代文献的记载，司马光做的不过就是经过严格考辨之后，取择其他史料补充了某些细节。这只能称作是历史阐释，而非历史重构。李浩的这些批评不是全无道理。
目前学界对于此书的回响，比较集中在重新讨论汉武帝晚年是否有政策转折上。
自从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发表后，政策转折之说俨然成为学界主流。举例而言，台湾学者蒲慕州虽然在勾勒巫蛊之祸的事件经过时，弃《通鉴》的材料不用，但却也不否认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治路线之争。近年比较系统研究西汉中后期政治史的张小锋，也沿袭田余庆的说法。其实，就如《制造汉武帝》一书所说，这几十年间不是没有学者反对政策转折说，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辛德勇的论文发表后，便有学者针对文中涉及西汉历史的部分，撰文质疑辛德勇的论点。如韩树峰更细致地分析牵扯进巫蛊之狱中的人物各自有什么动机及目的，对于田余庆与辛德勇的说法都提出修正。成祖明主张，就算不采用《通鉴》的史料，光凭《汉书》的相关记载，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政治路线的分歧，并且双方在朝臣中各有支持者；轮台诏的颁布确实象征着汉帝国的政策出现重大转向。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支持辛德勇的说法。如杨勇主张轮台诏颁布的时候，确实还看不出汉武帝有调整政治方略的打算；在汉武帝身后，西汉一朝的基本国策又历经几番波折才逐渐转向守文。这些讨论都可说是促进了西汉中后期政治史的深入研究。
在西汉的历史发展方面，笔者大致同意杨勇的看法。如果以《汉书》、《盐铁论》的记载来看，汉武帝晚年确实没有完成重大的政治转折。《通鉴》采择《汉书》之外的史料（姑且不论是否真出自《汉武故事》）来描述汉武帝晚年这段历史，依现代史学的标准来看，或许不是稳当的作法。学者根据这段不够可靠的史料提出汉武帝与卫太子有政见之争，这个论点很难成立，因为《汉书》中确实缺乏这种迹象。
然而，汉代人自己倒是很重视轮台诏的历史意义。
《制造汉武帝》书中已经提到，东汉时代的班固写到轮台诏的颁布始末，即说汉武帝悔远征伐，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的赞又说：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时代再更靠近汉武帝一点，西汉成帝、哀帝时期的刘向、刘歆父子也有类似的言论。[2]即使汉武帝死后的历史发展还有一些曲折，汉朝当代确实有人认为汉武帝晚年意欲停止对外征伐的政策、从此与民休息。
这样说来，司马光修史固然有意藉此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但专就《通鉴》描绘出汉武帝晚年有对外政策的转折一事来看，司马光到底只是察觉到汉代人已有这样的看法、并且将此说加以强调，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见而刻意扭曲历史，这恐怕是还需要再讨论的问题。
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制造汉武帝》提出的议题很有价值，期待学界未来能有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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