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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终于发奋了一些，捡起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二十二子》，通读完了《老子》。
读得吃力的原因，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字小到令人发指，原文和晋人王弼的注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稍不注意就会看岔行。二是我感觉这篇五千字左右的文章，非常的零散，左一句右一句的，论述的问题彼此之间没有逻辑关系，非常像把一个人在不同场合或不同时期的话组合起来的感觉。
而文义方面，我的疑问主要有这么几个：
第一，这本文章为什么要分上篇和下篇？我觉得论述的东西并没有严格的分野。
第二，《老子》又名《道德经》，现在的说法是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但是明明上下篇都有讲到“道”和“德”啊，这样分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像上篇虽名为“道经”，却也论述了“德”，例如：“故从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为天下溪，常德不离”。而下篇虽名为“德经”，却也论述了“道”，例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总体来说，我感觉整篇文章论述“道”的部分比论述“德”的部分多。但确实看不出上下篇有分开论述这二者的意思，作者往往是把“道”和“德”掺和在一起进行论述的。
第三，我总感觉有隐隐怼儒家的意思在一些字句里。例如：“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意思是大道被废弃了，才有提倡仁义的需要；聪明智巧的现象出现了，伪诈才盛行一时；家庭出现了纠纷，才能显示出孝与慈；国家陷于混乱，才能现出忠臣。这段话感觉把孔子最为提倡的“仁义”、“忠孝”都列为小道，是天下大道不存才出现的低等现象。另外还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意思是抛弃仁义，人民就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感觉作者认为孔子提倡的圣智、仁义全是巧饰，作为治理社会病态的法则是不够的。必须使人们减少私欲杂念，抛弃圣智礼法的浮文，才能免于忧患。
带着这些疑问，我先读了钱钟书在《管锥编》里关于《老子》的十九篇札记。钱先生比较随意，捡了他感兴趣的十九段，写了他的认识。他推崇晋代王弼注释的版本，正好就是我读的这版（这充分说明了选择权威出版社的权威版本的重要性，我这本《二十二子》很难买，排版也难读，但确实是目前我们能买到的最好的版本了）。《管锥编》的写作风格，类似读书笔记，作者按着自己的理解，对一段话、一个故事或信马由缰、或由浅入深地解释。好处是能跟着长不少见识，坏处是必须有一定的学识底蕴才跟得上他的思路，不然就会被他绕晕。像他写《老子》，就采用了不同版本互相比较的方法（与晋代、唐代其他注释版本相比较，选出了王弼的版本）、以中国古代典籍注解的方法（例如在解释“名可名”时，就用了《论语》、《春秋繁露》、《太平广记》、《癸巳存稿》等一系列典籍）、以佛教理论类比的方法（例如讲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的时候，用《维摩诘所说经》、《陀罗尼经》、《圆觉经》等佛教典籍，来说明对于事物的两面性及统一性的看法）、以西方哲学类比的方法（例如以柏拉图的名言: Hence no intelligent man will ever be boldas to put into language those things which his reason has contemplated, especiallyinto a form that is unalterable. Names, I maintain, are in on case stable——意为言语文字不堪载道，名皆非常。柏拉图的这个看法与老子的“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跟着《管锥编》转了一圈，感觉对于《老子》里的一些章句、一些思想有了一点了解，但总体还是晕。我觉得我有必要好好理一理《老子》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以及每个章节、每句话乃至每个字的意思。
于是查阅了我能找到的资料，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老学”研究做了一次简单的梳理，知道了很多大家对于《老子》的研究心得，像胡适对于《老子》成书年代及作者是谁的看法，以及冯友兰与之完全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我大概厘清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版本
老子和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两位哲人，他们提出的“无为”、“有为”及“出世”、“入世”等哲学理念，早已深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基本上传统中国人的主要人生选择和价值观念，都能从这二位的学说中找到源头。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资料分歧极多，很多问题至今有争议。
《老子》一书的版本问题，十分复杂。1965年，严灵峰编纂《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共辑录影音了各种《老子》版本356种。至此，各种版本的《老子》共达八百余种。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出土了帛书《老子》，分甲、乙本。人们首次得以使用地下材料研究老子。其中甲本以篆书抄写，不避刘邦名讳，因此其抄写时间应该在刘邦称帝之前；乙本以隶书抄写，避“邦”字讳，其抄写时间应该在汉朝建立之后。帛书《老子》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它本身也有很多问题，例如由于本身材质问题，它出土时已有损毁；它本身并非善本，有很多衍脱讹误，且多通假字。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又出土了竹简《老子》。此墓大约葬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因此竹简本《老子》比帛书本《老子》要早一百多年，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老子》文本。由于该墓是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墓，因此这批竹简又被称为“楚简”。郭店楚简中的《老子》简共七十一枚，整理者根据竹简的形制、长短、编联线距等外部形态，将其分为甲、乙、丙本。其中甲本三十九枚、乙本十八枚、丙本十四枚。这些简的原始顺序已经不可考了，我们只能依据整理者给出的这个顺序来研究它。
比较简本、帛书与今天通行的版本（以下简称“今本”），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从简本本身来看，简甲本事《老子》的初始聚积时期，这一时期还只是对单篇别行的老子话语的简单抄录。而到了简丙本，文本的内部结构已趋成熟，形式上接近今本的“章”，明显表现出人为编辑的痕迹。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老子》进行了编辑和整理。但当时并没有形成五千言的《老子》全本。第二，帛书本是在简丙本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众多版本再次进行了编辑和整理。帛书本标志着《老子》全本已经形成。第三，简本与帛书本都不分章。《史记》中也有记载：“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意思是老子著书只分了上下篇，并没有记载书名和篇名，这与帛书本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帛书甲篇也无篇名，而在帛书乙本在上下篇的末尾处，分别记有“德三千册一”、“道二千四百廿六”，本来这也只是标记各篇的首字即字数，即上篇以“上德不德”中的“德”字为开篇，共三千余字；下篇以“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字为开篇，共两千四百二十六字。但是后人在整理时只怕理解错了意思，或者在文本传播中走样了，到后来就变成以“道”、“德”二字作为《老子》的篇名，称其为“道德经”了。事实上，“道”、“德”二字并非是对各篇主旨的概括，就像我的感觉一样，《老子》其实是道篇也讲德，德篇也讲道的。第三，今本是在帛书的基础上整理产生的。今本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将《老子》进行了分章。这一版本经过河上公、王弼等人的注释，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对于道家思想的发展和流传功不可没。
上图为楚简《老子》甲本的一小段
二、作者
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关于老子的生平是这样记录的：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昂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太史公的这篇老子小传写得非常含糊其辞，他把所有关于老子的传说都记录了下来，这就导致了后人们对于老子是谁、老子是否就是太史儋、老子与孔子、庄子的年代关系等多方面的争论。
根据现有资料，应该可以认为老子生活于春秋时期，略年长于孔子，曾经是周的守藏室之史，管理图书，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关于《老子》的作者是谁，传统的看法是本书的作者就是老子本人，经过无数代人的编辑整理，加上流传过程中的种种不可控因素，最终被改成了今天的样子。也有人认为，简本《老子》为老子所著，今本《老子》为太史儋所作。但目前支持这种说法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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