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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文人“相重”的事例有很多。比如盛唐时代有着“诗仙”美誉的李白和有着“诗圣”美誉的杜甫，两人相识后一见如故，成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在文坛上传为佳话。但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抛出了这样的观点，“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分析了“相轻”的两点原因，“精神层面上看，文人们缺乏自知之明；文章创作上看，文人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会以所长相轻所短”。
看来，古代文人间“相轻”还是“相重”，从自身角度看，主要和胸怀、情操、眼界有关。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魏晋风流”美誉的魏晋时代的文人之间关系，除了自身因素影响外，时代环境也是文人间“相轻”还是“相重”的影响因素。
一、宗教信仰环境让文人得以回归本真
首次，宗教信仰环境在改变。魏晋时代是一个宗教信仰回归的时代。其次，带动了文学创作环境的改变。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文学自觉的氛围。文人身处这样的时代，不用深受儒学的理性主义和务实导向影响。鲁迅先生在谈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时也提到，是个“吃人的宴席”，带有旧文化的病态。
魏晋时代，文人在措辞造句上可以摆脱了固有的束缚，在精神状态上可以融入自己的想象与激情，这让文人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追求自由的境界。魏晋时代的文人身上散发出洒脱不羁的浪漫主义色彩，所以有着“魏晋风流”的佳话。最终，促使文人关系的改变。这样的文学创作环境下，文人间不用追求所谓的和谐，不再崇尚粉饰太平的和谐，再也不用为了矫情，而要唇枪舌战，可以回归人与人相处的原始状态，所以文人间“相重”成了主流。
房玄龄
文人“相重”，从魏晋文人日常活动、交流中就可以看出。房玄龄的《晋书》中，这样记载着：一众朋友，相约聚会，刘伶在外与阮籍、嵇康相遇，三人心领神会，携手进入了竹林。嵇康、阮籍、刘伶在竹林中畅饮起来，王戎这回又迟到了，姗姗而来。阮籍调侃到，“王戎你个世俗之物，前来使人扫兴”。没曾想，被王戎怼了回去，“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坏了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啊”。文人间的谈笑风生成了常态，是“相重”的直接表现。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校释》中这样记录到：王仲宣喜欢驴叫。他死后，魏文帝参加了他的葬礼。魏文帝对出席葬礼的宾客说，既然王仲宣喜欢驴叫，大家可以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出席葬礼的人都学了声驴叫。文人间悼念故人的方式能够投其所好，也是“相重”的直接表现。
二、政治环境让文人保持独立的审美人格
1、文人之间的交流没有掺杂着政治影响因素。魏晋时期文人言行没有被整个政治环境所裹挟，这让文人之间的交流不受门第的影响，文人可以在政治之外保持独立的审美人格。
2、文学独立于政治之外。魏晋时期的文学并没有沦为朝廷、官场的工具，也没有被世家大族所垄断，文学可以不染尘世之俗。
创作文学的文人，有着很大自由裁量权。审美趣味没有受到极大限制的文人，眼界也不会局限在一处，大家可以在艺术风格上各有千秋，竞放异彩，互相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各展才能。重心不会放在对他人进行吹毛求疵上，文人“相轻”现象自然少了，文人“相重”现象自然成了相处之道中的常态。
三、相互慰藉的人文需要，文人“相重”得以抱团取暖。
当时多数文人都有着现代社会里所谓的“心理病”，病因各不相同。
1、文人有对生命易逝的焦虑感。帝王朝代更替，战乱不断，身处这样时代环境下的文人，感到人命危浅。
2、文人有对仕途迷茫的彷徨感。魏晋时代，实行了严格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人才选拔制度，这样的制度体系让当时许多有真才实学，但出身寒门的文人们，没有了发展空间，求取官职无门。文人在出仕和入仕的矛盾中，思虑过多，造成了焦虑、彷徨。
有人选择了远离政治，变成纯粹的人文知识分子，但感到郁积着的孤独感久久不能散去。有人想通过自己的才学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局势发声，但又不想在进言中，表现出自己对仕途的兴趣，从而破坏了自身潇洒不羁的社会形象，而感到苦闷不已。有人委身加入官僚阶级，压抑自己的个性，而感到痛苦不堪。
3、文人有对现实不满的厌世感。当时的生存状态，让文人感觉很悲剧。世态变幻不定，想要与自己感到不满的世态抗衡，但又难以抗衡，心里受到折磨，人感到备受煎熬。
文人的心理病态、病因不同，但渴望医治的心理是一样，可当时并没有心理医生。文人只能通过“相重”的方式，将脆弱的单个个体凝聚成一个个强大的生命集群。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有了当时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等文人合伙人，大家一起抱团取暖，排遣忧愁、烦恼、苦闷。
四、“说好话”流行正当时，文人“相重”成了社会风尚。
1、“说好话”的起因。说好话在当时流行起来，先是从官场上开始的。当时人才选拔实行的是九品正中制，中正官就有了一项主要职责，就是品第人物。
2、“说好话”的流行雏形---品藻文学。官场的一些小举动，在当时社会会有风向标的意义。官场上有了这么一项任务后，品藻就在文人中流行起来。文人喜爱的诗、棋、书、画，都流行起评品风。比如讲，当时有钟嵘的《诗品》，以诗为中心，把诗人分成了上中下三品，对诗和诗人都如数家珍。当时还有沈约的《棋品》，记录着当时棋手的品级。当时还有庾肩吾的《书品》，对历代书法家的特色进行了评论。当时还有谢赫的《画品》，对27位画家分品以鉴。
3、说好话的流行。渐渐地，文人间在日常交流中，也对人物的言行举止进行了点评，以赞扬、美誉为主。这些赞扬，并不是一味地、庸俗地表扬，溢美之词乱用。文人间的赞扬，是恰到好处的，也是名副其实的，在措辞上也是言简意赅的。这样的互相点评，受到了世人推崇，让文人间的关系融洽，文人“相重”成了社会风尚。
《世说新语·赏誉》中有这么两段记载：一段是对话。王太尉问孙兴公，“郭象怎么样？”孙兴公答到，“他的辞清雅，但又光彩闪亮，说话口若悬河，出口成章，辞气奔放”。
一段是品论人物的话。王戎在谈起王太尉时，如是说，太尉的风度仪态高雅，犹如晶莹的玉树，好似尘世之外的人物。
《世说新语·赏誉》收录了品评士大夫的评语，截取了两小段，可以看出当时评语都些简练和恰当的话。士大夫阶层盛行“说好话”，整个文人社会也受到了传染、感染，文人间互相点赞成了时尚，文人“相重”成了相处文化中的常态。
五、文人爱酒成痴，寄情山水，远离世俗纷争
魏晋时期的文人，善饮酒，而且嗜酒，并把饮酒作为自己风流潇洒的标志。喜欢喝酒的文人们，在酒精的刺激下，在酒文化的作用下，培养出了豁达的志趣。魏晋时期的文人，纵情于山水，发展出玄学，心胸不再狭隘。有些文人聚在一起，可以只谈老庄，不谈论政事，远离了世俗纷争，豪爽成了文人的标签，文人间“相重”成了主流。
结语
古代文人“相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魏晋时期，有着良好的土壤，让文人“相重”的相处之道得以萌芽、生长。
这其中离不开外在的政治环境影响。魏晋时期是一个信仰回归的年代，政治环境相对开明，造就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促进了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生成。在这样一个文学的开明盛世，可以让文人在措辞造句上、在为人处世上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文人“相重”成为主旋律。
这其中也有文人心理因素的作用。魏晋时代也是一个文人加官进爵的乱世，上升通道变得很狭小，让文人们喜爱抱团取暖，文人“相重”成为主流。
这其中也受到了社会文化氛围的引导。士大夫阶层盛行开来的“说好话”风气，让文人“相重”成为那个时代的美好情操。文人间爱酒成痴，寄情于山水的文化氛围，让文人“相重”引领了社会新风尚。
文/趣史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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