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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品序》云: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备于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王元长创其首，谢跳、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僻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滕，间里已具。永明声律论在齐梁时影响很大。钟嵘说“士流景慕，务为精密，僻积细微，专相凌架”，又说“蜂腰鹤膝，阁里已具”，可见人们在创作上、批评上都纷纷然计较是否合乎声律，以此争短量长。事实上，其风不但遍于南朝上下，而且广被于北土。这与人们爱好新变的心理不无关系。有少数人提出异议，如北方魏定州刺史甄深，认为讲究四声不合于古典，乃取沈约少时作品不合声律规定之处，加以诸难，算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沈约则有《答甄公论》加以反驳。南方则有陆厥，于齐明帝时作书与沈约，表示不同意《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关于声律的论述。不过陆厥其实并不反对声律说;只不过沈约说前人均未窥知声律之秘，陆脓不同意此种说法而已。当时沈约任五兵尚书，陆厥则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他敢于向地位已高的著名文人表示异议，沈约亦不以为许，而是认真地作书给以回答，加以解释。钟嵘在《诗品序》中发表反对声律说的意见，当在沈约逝世之后，与当时风气是相背反的。他说“平上去人，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阎里已具”，其意似谓:尽管蜂腰鹤膝等声病之说，已普及于里巷之间，但此种讲究四声的做法，对不起，我可是办不到的。语似自谦，其实言外颇有不屑于从俗之意。
具体说来，钟嵘的意思是说，诗文本应讲究声音之美，求其和谐流利。《诗品》评张协时，赞美其诗“音韵铿锵”，足证钟嵘并非不注重诗歌声音之美，但他认为不须人工制定繁琐的规则。他说繁琐的规定，使作者专注于此，大受拘束，伤害了诗歌的自然天成之美。其说自有其合理方面，八病规定确有过于严格、琐屑之处，但那是声律说初起时尚不完善的表现。声律说的基本精神是在精细审音的基础上，用人工的方法，使得诗文的声音既富于变化，又和谐统一。若不作这样的讲求，则对声音美的追求便只能停留在不十分自觉的阶段。事实上，经过长期而缓慢的酝酿，永明声律论终于演变为律体诗的规则。而自唐宋以后，律体诗成为我国诗歌园地中一种重要的样式，其精致的语言形式美至今使人击节称赏。从诗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钟嵘反对人工声律的观点，未能与潮流相一致。至于他说歌辞人乐时的调和宫商五音，“与世之言宫商异矣”，那是有其针对性的。永明声律论者所谓宫商五音，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宫羽相变”，陆厥《与沈约书》说“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等等，实际上是借用音乐上的术语指称语音变化而已。但当时大约有不少人勉强附会，企图将平上去人四声与宫商角征羽五声对应相配。(如《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所引北齐李概《音韵决疑序》便是一例。)钟嵘因此而加以驳斥。
上面就钟嵘的诗歌审美标准问题，作了一些介绍。应该说，一位评论者，他认为怎样的诗歌才美，其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是综合地起作用的，有时甚至有看似不甚调谐之处。这是因为诗歌之美本身不是单一的，而论者鉴赏趣味的形成也颇为复杂。以钟嵘而言，他以情感强烈动人为美，但有些怨恨之情过于峻切的诗作，特别是指斥时事过于直露的诗作，他又认为“汗直露才”，不够温雅。他认为人在哀伤之中，长歌以骋其情，倾诉其悲怨不平，可以使哀痛之感得以释放;而若描画出一个“情寄八荒之表”的超逸远大的境界，也可以忘却痛苦，陶冶性灵。他主张写“即目”、“所见”的情景，反对堆砌典故，批判颜延之、任防等动辄用事，运为繁密，造成了不良风气;但又觉得颜、任等有渊深文雅之致，其用典也正是渊雅风格形成的一个因素。
他对陆机的才高词赡，咀嚼英华非常佩服;而正是此种组织、驱遣辞藻英华的大才，容易造成尚规矩、重绮错以致伤害“直致之奇”的情况，那又是钟嵘表示不满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分寸问题。组织辞藻，运用典故，都应讲求分寸。钟嵘未直接说出这一点，但从他的审美趣味中可以体会得到。总之，我们观察、分析钟嵘的审美情趣，既要抓住其占主导地位的一面，又宜看到其多样性、复杂性，不必量以一概，作简单拘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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