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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百家作者，今天小编带大家来说一说苏轼的事情。孔子在评价一个人是否为仁的时候不仅重视其动机也考虑到了效果这个因素。孔子说“我欲仁，则仁至矣”，却从未轻许他人以仁。可见使我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仁的精神并不难，但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孔子由此区分了行仁由己与达到此境界的区别。也就是说我们从主观愿望上行仁和将这种仁在行为上完成得很好乃至于始终保持这样一种仁的状态还是有层次的不同。苏轼也有此意，他认为在我们身上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的东西就是人性，当我们体认到这种人性时，其心理状态就表现为无心，毫无挂碍。
他说：“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岂非性也哉？君子之至于是，用是为道，则去圣不远矣。”这种性显然不是伦理善恶意义上的善，这种善只是性之效而已，相当于孔子所说的我欲仁的心理状态，而性要高于这种具体的心理状态的层次。但真正要达到一种在任何事情面前都处于无心的境界则还有待长期的修养磨练。这种无心不仅包含了在行伦理道德之事上也能够做到得心应手、娴熟有余而不自知，而且在做任何该做的事情上都能做到得心应手而不自知。始终处于这样一种境界就是无心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人性的最高境界，苏轼称之为命。
苏轼说道：“虽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则其为道长二。犹器之用于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至于是，则谓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祸福，无非命者。虽有圣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于道，至于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则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 “死生寿夭无非命者，未尝去我也，而我未尝觉知焉，圣人之于性也，至焉，则亦不自觉知而已矣。此以为命也。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于其不自觉知则谓之命。” 也是将命看作娴熟得不自知的境地。
人性就是我们去掉那些可以改变的东西最后不可移易的部分，苏轼以为体认到这一点就是至道，而用道到了一个不自知的程度就是命，即兴的最高境地。即便对“我欲仁，则仁至矣”而言，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要从不仁到要自己行仁的自我改变也绝非易事。在这一点上，苏轼认为只有体认到此行的人才有可能做到。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私心杂念的干扰而做到无心，其效果就必然表现为在思想和言行上的善。但是我们不能为无心而无心，这就与无知之枯木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是思中无思，是在做事情中做到无心。而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此事情有相当的娴熟，无论是行伦理道德之事，还是其他任何我们该做的事情都要做到相当娴熟而不自知的程度才可谓做到了无心的境界。
而所做的事情首先应当是合乎人之常情和义的，因而这个无思之思就是遵循一定的人情与义并且将此事做到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熟练程度。从苏轼通达道的途径来看，在他的哲学中，那些与伦理道德无关的事情也是我们应当做的，也只有将此事做到一个无心的程度我们才能达到一种无心的境界。当然世事无穷无尽，我们对每一件事情不可能做到娴熟而不自知，但是当这样要求自己。所以我们永远处在悟道的路上，而永远也不可能接近那个终点。这样苏轼的哲学比起孔子不轻许他人以仁来更加不会轻许他人以体认到命。当然这是从最高的境界和归宿来讲，但是从我们对世事的当下忘记就是无心来讲，也是很容易体认到此性的。
与一般儒家相比，苏轼的哲学本体论最具个人特色的地方在于他的本体最大的特点是无，就其实质来说是难以认识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是具体的也是可以认识的。因而苏轼对孟子的人性善提出了批判，认为性善只是性之效而已。 与对此本体实质的认识不同相关联就引申出了另一方面的主要不同。苏轼的性难以认识，它是世界万物产生以及之所以如此的根源。后来的二程将孟子的人性善扩展至万物之性皆善，以为世界的本体是具有伦理性质的善。
因此，苏轼在本体论上与孟子以至后来的理学家的差别是：苏轼的本体是不可认识的，我们只能体认它，而孟子以至于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认为性是可以认识的，且是具有道德伦理性质的善。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苏轼和孟子的差别是什么呢？敬请留言，喜欢的话给小编点个赞吧！图片来源于网络，文章系作者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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