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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病相报告》是贾平凹的长篇创作中题材、风格较为独异的一部小说，自2002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以来，评论界的反响寥寥，甚至还有一些否定的声音，直到2009年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付梓成书出版。本文欲从文本中林林总总的爱情病相的分析和探讨入手，意在揭示爱情病相背后的一幕幕的历史病相及其现实层面上的爱情启示意义。 关键词：贾平凹 病相报告 爱情 历史真实 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贾平凹的《病相报告》原载《收获》长篇增刊2002年春夏卷，成书于2009年5月。较之他的其它大部头小说，此部作品评论界的反响寥寥。正如它比较怪异的小说题目，在贾平凹以往的创作题材中属于另类，是作者酝酿多年却迟迟落笔的小说。不知贾平凹最初的构想如何，《病相报告》是可以写成大部头的题材，或许领教了《浮躁》创作上的甘苦，作者只是小试锋芒，把它结构成了一部小长篇。贾平凹作为一个创作风格独异的作家，他懂得如何扬长避短，躲开对全景式的史诗性大题材的正面碰触，从热门的“爱情”话题入手，打开一扇扇的时代之门，揭示风云际会的历史浪潮下个体的命运沉浮和爱情变异，从而触及人性的大命题。 《病相报告》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一个过去的时代中一个人用尽一生的时间，用苦难来完成的故事，但它又并不全写爱情，其中还涉及到了许多时代的病症。贾平凹感叹说，从前的人要爱是多么困难的事，有着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正是这困难重重的爱情却偏偏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那真是刻骨铭心。而现在，爱似乎成了很容易的事情，但这轻易得到的爱能维持多久，能留下多少回忆呢？作者意在现实的层面上描写爱情和揭示其意义。本文把《病相报告》中的爱情故事分成三类：革命时代的爱情、政治时代的爱情和经济时代的爱情。小说横跨了半个多世纪的悠悠岁月，爱情随着个体的命运沉浮而沉浮，随着时代政治气候的变异而变异。贾平凹在《病相报告》后记中早已点明了题旨：“与其说我在写老头的爱情，不如说我在写老头有病，与其说写老头病了，不如说社会沉疴已久。”由此看来，《病相报告》呈现的不仅仅是文中几个人物的爱情悲喜剧及其人生沉浮，更是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回思和反省。 一革命时代的爱情――胡方与江岚 胡方出身于陕南的一个大财东家，父亲欲娶一戏子做妾，刚烈决绝的母亲气愤不过毅然悬梁自尽，年少的他从此离家出走，后由西安的康老板带至延安的江家做店伙计。胡方识文断字，又跟一位擦像老者学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此受到江岚母亲的器重和江岚本人的钟情，二人的情愫由此播下。在朋友韩文的引荐下，胡方也如愿加入了边区文工队，从此他与江岚更是形影不离。1945年胡方被派遣到陕南打游击不幸遭伏被俘，后经胡家百般营救且伪造声明登报才保全了性命，但留下了无法辨明的悔过变节的历史污点，解放后历经磨难。陕南游击队遇挫的消息传到延安，江岚悲痛欲绝，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也无法进一步确认胡方的下落。随着战局的变化，江岚、韩文转战东北，解放后二人又落脚北京，也就自然而然地组建了家庭。当时捡了一条性命的胡方受迫与当地一个叫翠翠的村姑成婚，生下了女儿冬梅后又毅然弃家出走。解放后胡方转业到成都某文化单位，经组织介绍与一位精明强干的机关干部叶素芹结婚，后来有了儿子胡亥。战争让胡方、江岚一对儿情侣天各一方，生死难觅。尽管双方各自成家立室，但心灵深处总是空缺如洞，夫妻间不是“战火连绵”地度日如年，就是寂寞寡淡地挨日子。江岚解放后饰演电影《狂飙》中的阿芬角色一举成名，胡方试着联系，却未曾想一信即中。韶华已逝的他们终于欣喜若狂地重逢于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乃是标志革命胜利和新时代开启的历史见证地，但胜利后的胡方、江岚历经岁月沧桑的聚首却是面目全非，因为他们要背负太多的历史无奈和命运的多舛。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个体生命的代价，所以能够活着见证胜利本是一个莫大的幸福和荣耀，“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理想就更显得弥足珍贵。“文革”后的胡方和江岚在友人的安排下终于挣脱束缚准备喜结连理之时，兴奋过度的胡方却因脑溢血不幸撒手人寰，这不能不说又是一种宿命。胡方和江岚的情感选择和努力虽然符合爱情逻辑，却多少有违现实逻辑和道德伦理。正常的情况下，二人应该面对既成事实来处理以往的感情问题，要尊重和保持现有家庭成员的感受和家庭的和谐。否则，爱情真会成为一种病，一种毒瘤，使历史造成的悲剧继续演化为现实悲剧，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另一个或多个无辜的人。贾平凹没有让胡方、江岚之间多少有些变质的偏执爱情瓜熟蒂落的悲剧处理，大概就是其中的奥妙所在。 二政治时代的爱情 1胡方与叶素芹 胡方与叶素芹是经组织介绍在成都完婚的，但双方的脾性秉性相差甚远。胡方喜欢艺术，重视着装打扮，身材高大，气度不凡；叶素芹干练稳健，却身量矮小，相貌平平。由于性格趣味上的不同，二人婚后生活磨擦不断，烽烟时起。胡方与前妻翠翠所生之女冬梅的出现，致使叶素芹更加歇斯底里地要讨个说法，胡方不得已讲出在陕南打游击时被俘生还，以及受官府胁迫与翠翠成婚一事。叶素芹发泄所受的欺瞒之冤，却被街道的政治好事者嗅到，导致丈夫以反革命罪被绳之以法。胡方从此踏上了漫长的劳改之路，精干的叶素芹也受此眷顾常年不得提拔重用，常言所说的“家和万事兴”、“家丑不可外扬”的家训再一次活生生地被演示了一遍。逞强好胜的叶素芹本想弄清丈夫的婚史隐情，却不慎碰触了政治的敏感神经，为此几经灭顶之灾。“文革”结束了，二人分居一方，婚姻几近名存实亡。逆历史潮流的荒唐年代，违背心灵的嫁接婚姻，上演的是长达十年的社会劫难和人性的沦落。“经组织介绍”是革命时代延续下来的一个传统，除了正面的关爱意味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勉强的嫁接意味，不是两情相悦的自然结合，而是上面安排下来的一个任务。显然，胡方、叶素芹属于后一种。对于胡方来讲，错失了与江岚的爱情，接二连三的是胁迫婚姻和组织介绍，而分配到叶素芹头上的是一桩残破的婚姻。战争连着动乱，一次次改写了胡方、叶素芹的爱情走向和婚姻走向，其幸福指数可想而知。 2 景川的爱情故事 景川的父亲是解放前国民党的起义军官，1953年清查出他曾围剿过陕南游击队。景川受父亲历史问题的牵连，中专一毕业就主动要求到青海工作。他在青海油田结识了同来的女学生陆眉，但她是响应“年轻人要到最艰难的地方去锻炼”的号召来支边的，二人的政治起点一开始就不同。景川看上了陆眉，一连写给她多封情书，却如石沉大海。原来陆眉一股脑把信交给了工会主席，因为她想入党，她嫌景川的家庭政治出身不好，长相也不够出众。陆眉后来嫁给了司机班的一卡车司机，那个时代工人的政治身份无疑是最优越的，司机的工种也是无与伦比的，不久她便入了党，而景川依然“青春老大守空闺”。后经亲戚介绍，景川结识了一位叫圆圆的村姑，两人也比较投缘，谁知圆圆被村里的生产队长霸占了三年之久，刚开始的恋情遂中途夭折。政治挂帅的年代，无数人的命运系于政治大棒的指向，景川的婚姻也是一直受家庭历史问题所累。相反，躲在政治保护伞下的一些人却堂而皇之地男盗女娼，为所欲为，严重危害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道德伦常。已步入中年的景川不得已就这样人生荒芜且婚事无着。 三 经济时代的爱情 1 景川与孤弱女子 景川的婚事一直搁浅着，我们的社会转眼步入改革开放的经济时代。景川再一次在好心人的介绍下结识一位城里女子，她生活在城里的一个贫民窟，家徒四壁不说，还要看护植物人的丈夫。见面的那一天，景川分别时给那女子留下了身上所有的800元钱，出门时却无意瞥见衣架上挂着的而艳丽的胸罩和内裤，这显然与一贫如洗的女子家境不相称，从而进一步确认了訾林讲的该女子从妓身份的事实。一个无职无业的城市女子还要照看植物人的丈夫，看来别无它途。即或这样，弱女子也不愿意放弃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把沉重的丈夫在楼梯上背上背下透透气，作为能够给予丈夫的惟一的生日礼物。面对面貌姣好且如此心地善良的女子，景川无法不为之心动，但矛盾重重，不过在訾林的说服下决定接纳这门婚事。在命运层面上，景川和那女子同病相怜，一对儿天涯苦命人。这是一个崇尚金钱的时代，金钱固然买不到所需要的一切，但人世间最珍贵的有可能为金钱所卖掉。弱女子卖身养夫、嫁人养夫的菩萨之举真可谓感天动地，而景川跨越世俗伦理的选择同样彰显了人间的大爱情怀。 2 胡亥的故事 胡亥是胡方和叶素芹的公子。胡亥子承父业，善写诗文，是西安的一位前卫派诗人。他的孩子不幸患了肾炎，这对于整个家庭来讲不啻晴天霹雳。胡亥为此开始了四处求医的旅程：西医不行看中医，西安不行跑北京。此时的胡亥既要目睹双亲的婚姻危机，也要面对自己孩子的疾患。胡亥在北京一边为孩子就医，一边在诗友的引荐下穿梭于大小沙龙。所谓的沙龙就是一帮文化闲人聚在一起吃喝玩乐、骂天骂地、相互吹捧和撒娇，而后醉眼朦胧地表演动物式的行为艺术。胡亥领教了北京的沙龙，回到西安再接待北京的诗友时便更加炉火纯青和心领神会，给带疤的诗友同时召三个妓女陪侍，还跟訾林吹说只有这样人家才能才思敏捷、诗情泉涌，而此刻他的老父亲胡方正在医院生命垂危。曾几何时，“爱是这个时代的配角，性才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主角；爱不再意味着两情相悦的欢愉，而更多地意味着两性相吸的狂欢。人们更愿意沉迷于身体的癫狂体验，听任性本能的召唤”。这一爱情内涵的承递和转换确确实实是放逐爱情、欲望施虐的当今时代的真实写照。父子间，一个执意要找回曾经失落的爱情，一个欲把爱情凡俗化、市井化；一个欲坚守，一个要放逐。不知是历史之过，还是现实之罪？ 3 江岚、韩文的儿子 他也正陷于内忧外患的苦境，一边要劝说母亲不要离异，认为“相思和真正地生活在一起又是另一回事”，劝说不行，还让母亲给涿州开会的胡方打电话要他连夜冒雨赶来，以此考验对方是否真心。未曾想胡方真的风雨兼程地赶来了，他只好默认了母亲的选择。而他本人也在这一天与妻子协议分手，因为此次妻子从日本回来身边多了个老丑富有的日本商人。一个欲为爱情不顾世俗的毁誉，一个无奈地放走曾经拥有的爱情，两代人的不同爱情轨迹昭示了爱情的崇高和凡俗一面。随着国门洞开，出国潮、移民潮的涌动，多少个家庭散板，多少个二代失去双亲的呵护？这一切同样是我们这个经济时代的副产品。从而江岚、胡方的爱情坚守具有了精神标杆的隐喻，成为当下世俗世界的一面镜子。 掩卷深思，《病相报告》随处皆是爱情悲喜剧的林林总总，不知是历史的梦魇，还是时代的病患在作怪？那么多的男男女女为情所惑、所累，不管是心心相印的思慕爱情，还是阴差阳错的聚首相守；不管是为世间的身外之物委身，还是纯为肉身的欲望宣泄，都有各自的人性理由和时代走向的潮流裹挟。居于天地间的人，要么大写，要么小写，不过人们还是愿意以芸芸众生自居和命名。因为人的命运有时不受个体意志的主宰，随波逐流之时居多，被歪曲践踏之时也不少。或许正缘于此，百折不挠的心灵追求方显人之为人的超尘拔俗。胡方、江岚的挚情，景川对孤弱女子的呵护，弱女子卖身赡养病夫的菩萨之举，无不散发着人性的动人光辉。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历史，虽然“革命年代”、“政治年代”的异化阴魂飘散远逝，但“经济年代”的拜物阴魂却方兴未艾，无处不在。过去的人们无法保护和主宰自己的爱情，而现在的人们却又轻易地放逐自己的爱情。如果说爱情是一种病，它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心灵病症，而历史沿革下来的时代病却是危及社会机体和腐蚀人类灵魂的毒瘤顽症！ 文献： [1] 贾平凹：《病相报告??后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版。 [2] 葛红兵：《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简介：洪永春，男，1964―，吉林公主岭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工作单位：通化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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