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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晚，备受瞩目的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郑州市河南艺术中心圆满落幕。
由101名电影观众组成的百花奖终评评选委员会，在颁奖典礼现场通过直接摁表决器的方式，评选出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各奖项获奖者。黄晓明、周冬雨分获最佳男、女主角，《我和我的祖国》摘得最佳影片。
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女主角，黄晓明、周冬雨百花齐放，感动常在。当晚作为颁奖嘉宾，李少红导演搀扶着八一厂知名导演翟俊杰出现在舞台上时，全场掌声雷动——这位河南开封籍导演已年届八旬，两天前开幕式上，他是坐着轮椅被人推进场的。1986年，由他联合执导并出演片中川军师长王铭章的《血战台儿庄》，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拍摄的首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中国军人抗击日寇壮举的电影。巧的是，就在昨晚闭幕式正式开幕前一个小时，电影《八佰》票房突破30亿元，彻底吹响了后疫情时代中国影院全面复苏的号角。在电影《烈火英雄》中饰演消防员的黄晓明，发表获奖感言时提到，“英雄不该被忘记，中国电影人要做的，就是让观众不要忘记这些平民英雄。”凭借在电影《中国机长》中饰演临危不乱的乘务长形象，而摘得最佳女配角的袁泉在获奖感言中也提到，“作为演员，自己要向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的普通人致敬，他们平凡而伟大的经历，是电影人创作的源泉。”
对于此次颁奖礼，有业界资深人士向澎湃新闻给出如下评价，“在节俭办会前提下，现场恢弘大气，不管是时代声音还是电影记忆，该有的都有且流程简练，不刻意煽情而温暖人心，更抓了如弘扬正能量、主旋律，有它的艺术形式。”
平民、平凡；普通人、英雄，这些语汇是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特色与底色，而百花奖本身就是源自大众的奖项，能否走近大众才是归宿所在。今次电影节期间，郑州室外百个“星空放映”场所堪为众乐乐的创新亮点。
9月24日晚开幕式后，修复高清版电影《焦裕禄》在举办场地，郑州博物馆馆外空地露天反映所谓“星空”，便是要幕天席地看电影。这当然有疫情未退之际不得已的以求万全，却出乎意料地击中了人们的怀旧情怀。正如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卿在此次电影节期间所言，“2020年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郑州作为中国的八大古都之一，也是中国第一农业大省，河南省的省会，肩负着率先在中原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使命。”而放映员下基层，在郊县村落、工矿企业、街头巷尾露天放映电影，不仅在建国后三十年间蔚然大观，乃至延续今朝，早已成为数代人同电影“初恋般”的集体记忆。事实证明，不少以“热情”为名，“好客”相招徕的铺张浪费早已触目惊心。同本次电影节秉持力行“节俭办会”原则相应，不邀请国外嘉宾来华，不举办红毯仪式、开幕式等大型聚集活动，恐怕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其他展会活动足可借鉴的范式。事实同样证明，对业界问题能及时反馈，充分讨论梳理、建言献策，以及参与这些讨论的来宾段位和水平，也是当下考量电影节含金量的指标之一。
百花奖形象大使刘昊然亮相与影展更多地是面对观众、影迷的嘉年华不同，“产业论坛更多地则是面对业内人士传递主流声音”，“要抓住当下电影市场上的痛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充分研讨，那就要把本年度最有话题性、关注点的人物聚集在一起，传递出观点和声音。论坛本就是个传递信息的平台。我们要让嘉宾带着问题来，在论坛上通过相互交流，发出不同以往的，对未来有所预见甚至是警醒的声音。”电影节组委会论坛部部长王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本届电影节期间论坛的主题架构分为两场，“一场讲内容，一场谈产业。9月24日的开幕论坛四代导演同堂——第四代导演谢飞、第五代导演尹力李少红、第六代王小帅以及执导《过昭关》的霍猛、《一点就到家》导演许宏宇共话现实主义的创作；25日是产业论坛侧重产业链架构，上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万达文化集团执行总裁兼万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军、华谊兄弟副董事长兼CEO 王中磊、猫眼娱乐CEO郑志昊、爱奇艺影业总裁亚宁、美国电影协会大中华区总裁冯伟、淘梦CEO阴超，这些头部企业的代表性人物出席研讨并达成了不少共识。”王丹作为这两场论坛的主要组织者，在昨晚闭幕式结束后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处处长王丹【对话】“传统电影业界和互联网电影公司达成共识”
澎湃新闻：作为主办方组织者以及论坛场次的主持人，你觉得本届电影节论坛上最大的亮色是什么？
王丹：因为疫情的原因，传统电影业界和互联网公司都认识到到了一个应该摒弃前嫌，携手合作的新阶段。过往的各类电影节论坛上也涉及过这个问题，比如一开始提出电影“拥抱互联网”、“会被、要被互联网改写”，这个阶段两者背靠背互相排斥，彼此都想要占据话语主导权。之后又提出“互联网基因的电影公司（投资拍摄），如果只靠大数据，是不尊重电影运作规律的表现”。这个时候，其实两者都发现了问题，彼此的问题，各自的问题。比如互联网传播形式的碎片化。
现在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进化到第三个阶段，也正是疫情本身危局中带出新的生机，那便是催生出传统电影业界和互联网电影公司，真正地正面对话和拥抱式合作，二者达成共识，进而形成共同体，这也就是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大概两个月前提出的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电影行业应该建立命运共同体。
澎湃新闻：那么既然要“拥抱式”合作，两者达成了哪些共识？
王丹：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的，是第二场产业论坛上抛出的，那便是要拉长、加粗影视产业链，尊重每一种电影获益的渠道价值，进而放大每一个环节的获利价值。电影作为文化艺术产品的头部，它可以覆盖更多的人群、环节和业态。所谓“拉长”，就是拉长每一个“窗口期”的阶段，“加粗”就是在每一个“窗口期”内增容、延伸出哪些新的内容。不是简单地放大或缩短院线窗口期，而是放在一个平台上通盘考量，共同分账。也就是说院线端可以参与网络端的发行，也就是前端可以向后端延伸。
比如淘梦创始人、CEO阴超就说，疫情让大众看到了互联网有大发展，大前景，但是互联网业内人士恰恰发现，在疫情爆发后的头六个月，网络电影大爆发是因为电影院关门，大家没得选择。目前线上、线下看电影的观众是越来越同步、同质化了。阴超发现跟网络电影竞争观众的并不是院线电影，而是非电影观众，是那些游戏、综艺和短视频受众，观众在线上不是在选择看网络大电影还是院线发行电影，这对他们而言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单位时间内是拿手机看电影还是玩游戏，这才是必须二选一的。所以现在传统电影业界和互联网电影公司达成了共识，线上、线下要共同发行、共同做大，因为他们面对的真正竞争对手是非电影类的线上产品。
一直以来都是伴随技术进步推动电影艺术的发展，比如80年代中国老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电影占到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当时连电视受众还在形成之中。现在全民争看一部电影的时代永远过去了，这不是电影本身退步了、魅力降低了，而是可选择的面太多了。
澎湃新闻：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那些“可选择的面”里，我们不能说它们等而下之，但的的确确又反过来影响到电影，特别是严肃艺术的生存空间。
王丹：我举个例子，有专业人士在某论坛上说，“未来的观众可能没有时间看一部长片”，然后被某媒体断章取义，发言者想说的是，“这样是不行的”。段子是段子，长篇小说是长篇小说，后者才能做到深沉、完整地讲述人物、讲述情感、讲述理念，而这些本就是有智慧的人类的终极追求。这不可能因为观众的欣赏习惯、消费模式发生改变就变了。那说回电影也一样，我们依然要培养观众从小就有看长片的习惯或者说能力，他才能够带来思考，带来感动，进而丰赡人性，确立正确的价值判断，说到底，才能获得智慧。
百花开幕论坛·导演论坛会后合影“时代和行业总是不断地在带给我们思考”澎湃新闻：现在有个问题可供排遣解闷的“笑”的获得太容易了，电影的出路似乎只有打鸡血煽情和“大哭片”这两条路可走？
王丹：我觉得这只是商业片的类型话术，从文艺学、心理学角度看，任何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它们当然都有技巧，但肯定不是预设好框架，填充进东西就像流水线上产品一般生产出来，就能引起人们感动或追捧。文艺创作有文艺创作的规律，你只有尊重它，用心用情去创作才有可能成功。任何类型的作品都是如此，任何类型的作品也都有佳作。并且我认为每一部影片都是独特的，它的成功也是独特的，用一个片子的成功反推一类片子的趋势，这本身就不科学。
澎湃新闻：本届电影节结束之后，市场马上就将进入“十一国庆档”。9月25日《夺冠》上映，这个档期始于10月1日的说法似乎也在变化，你怎么看？
王丹：我们在7月下旬部分地开放了影院，情况大家都看到了，院线营收就算还没恢复到疫情前的情形，这个势头是直奔而去，这极大地提振了所有中国电影人的信心。档期只是一个节日的概念，而真正这个档期具体何时开始，延续多久则是看为了这个档期而发行的电影从第一部到最后一部何时上映、何时下片。再比如说最早的贺岁档，是指从西方圣诞节到元旦期间这段时间，也就一周。后来围绕这一周大家一起做文章，逐渐就加长到了一个月。今年十一档很特殊，国庆+中秋放假八天本来就延长了，且这个档位上线的都是强片，它们为了互相排开，就把档期拉长拉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开始是“片由档设”，因为档期本身是在那的，它的特性也在那摆着，但最终这个档期的长短怎么算还要看片子本身的强弱。
澎湃新闻：在本次金鸡百花电影节之前，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都走在前面，它们也都设有论坛环节，而大的时代议题往往就是那么几个，你会不会担心研讨的主题撞车的问题？
王丹：做了这么多年电影节论坛，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不怕主题撞车，因为时代和行业总是不断地在带给我们思考，让我们愿意坐下来分享这些思考并继续前行。就像此次疫情期间，一开始大家以为线上电影要大爆发了，其实并没有；再次人们觉得即便电影院开门，至少也要半年才能恢复状态，现在情况也不是这样。尤其是在影院上座率放宽到75%之后，更是院线的福音。你要知道《八佰》是在影院没有全开且上座率只能一半的情况下取得了今天的票房成绩，并且它现在每天还能产生两三千万的票房。
这说明我们还是要尊重院线放映，这不是原有产业号召要尊重，也不是我们这些电影人情怀使然，而是观众用实打实买票表明电影院依然很有存在的价值，这不是个情怀共同体，而是在电影院还要不要存在下去的问题上，大家都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澎湃新闻：谈了这么多产业问题，最后我们回到内容。第一场论坛我听了，四代导演各抒己见，似乎拓宽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内涵。
王丹：最初在策划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也很谨慎。电影这个行业必须要正视当下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它必须是一手“事业”、一手“产业”的，站在我们的观察角度，在今天我们觉得两者基本实现了共融。文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它可能会带有某种批判性，具有独立性，或者说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思辨。而今天我们的现实主义电影则有它的时代共识，那便是如何用电影反映社会现实，带来社会话题，引起社会关注的电影，在这个层面上“事业”和“产业”达成了共融。现在并不是电影公司被要求去拍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而是他们自己在市场上看到了这类影片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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