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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1 12:21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王兴
蒋怀赋（右）展示他亲手设计的粮票。
粮票、油票、布票……这些饱含时代印记的老票证，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粮票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票证。因此，当时的粮票比钞票还重要。今天，我们通过探访几位“粮食人”，来回望那段尘封的历史、沧桑的岁月。
他是浙江粮票的设计人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特地搜集了40多年来的老票证，送给记者同志看看。”近日，84岁的蒋怀赋从杭州朝晖七区的家里乘公交车来到浙江老年报，向记者展示一批他亲手设计的粮票。
说话间，蒋怀赋放下抱在胸口的纸袋，小心地掀开纸袋上沿的一块遮布，从中捧出了一摞塑封的册子。打开册子，那些设计精美、方寸大小的票证跃入眼帘，有以浙江各风景名胜点为元素的风光粮票，有以生肖为主题的生肖粮票，还有以中共“一大”会址为图案的专题粮票……
蒋怀赋祖籍浙江义乌，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杭州大学（今为浙江大学）历史系读书，196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省粮食厅（今为浙江省粮食局）工作。他虽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但绘画水平很不错，就被派去做全省各种粮票的设计和粮票管理。工作期间，他一共设计了135种粮票图案。
在一本《浙江风光粮票》上，记者看到，杭州的三潭印月等“西湖十景”，以及绍兴诸暨的五泄飞瀑、温州乐清的雁荡山等名胜景点，都被收录其中。1983年1斤和1984年5斤定额粮票是以六和塔和钱塘江大桥为主元素，1983年5斤定额粮票是三潭印月，1985年10斤的定额粮票是雁荡山，这些都出自蒋怀赋之手。
浙江风光粮票
还设计了中国生肖粮票
浙江的粮票、油票种类繁多，变化复杂。特别是1982年后一年一换，颜色相近，图案雷同。在使用中，很难辨识过期粮票和现行粮票。
在1987年的一次全省粮食工作会议上，一个印有龙形图案的热水瓶启发了蒋怀赋，他提出了在全省范围内（含基层农村）如何有效解决粮票面额识别与使用问题的想法。会议采纳了蒋怀赋的建议，并由他亲自设计生肖粮票的图案。
1988年，我省第一枚龙票出炉，蒋怀赋成为中国设计生肖粮票第一人。每套生肖粮票有9枚，定额粮票面额分1、5、10斤，农村粮票1、5、10斤，粮食专用券10、20、50斤，另有城镇、农村食油票各1枚，这些粮票、油票上龙的图案都不相同。1989年是蛇年，他做了掐头去尾的处理，留下蛇身上的波纹状象形图案。
“今年是什么年，就出什么年份的粮票，这样老百姓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蒋怀赋说，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到下一年度的3月底，称为一个粮食年度，期满后，就要换用新的粮票，旧的粮票也就作废了。
送粮票需武警保护
蒋怀赋将家中一个朝南连阳台的房间辟作陈列室。
“退休后的20多年，一直在做收藏，不仅收藏全国各地的各种粮票，还收藏伟人的塑像、铜像，‘一大’到‘十九大’以来各个版本的党章等。”蒋怀赋的老伴骆宝妹说，他们家还被所在社区列为红色教育基地，社区、学校会组织学生到家里参观，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
翻开一本本粮票收藏册，记者注意到一份《浙江省粮票目录》，记录了1975年以来浙江所有粮票的票种、面额、发行和停用时间。粮票的面额从25克到50斤不等，其中最大面额50斤粮票，是以岳王庙为主元素，“这张粮票是在1983年设计的，因为票额太大了，老百姓使用起来不方便，当年就停止了流通。”
除了设计粮票，当时，蒋怀赋还要负责粮票的监印和发放工作，“监印就是要确保粮票的数量和质量，在印刷厂一待就要一个季度。”
粮票印出来后，省粮食局会专门派车送粮票下去，“就像银行运钞，每次都是武装押送，有2名荷枪实弹的武警保护，另外就是我和司机。”蒋怀赋记忆犹新，粮票送到一个市或地区后，车子要返回到省里，重新装运粮票往其他市地派送，送完全省需要一个来月的时间。
“过去国家通过发放粮油票、生活票的方式限量供应，主要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现在粮食充裕，人们想吃什么吃什么，吃五谷杂粮则是为了营养。”骆宝妹说。
中共“一大”会址图案粮票
粮票是城乡居民实行统购统销后的产物，被老百姓称为“生命票”。虽然粮票已退出历史舞台20多年，但它的出现、存在以及消失的过程，恰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全过程，折射出中国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变化。
龚震源是《浙江通志·粮食志》主编。为了回望那段尘封的历史，唤起读者对票证年代的特殊记忆，9月5日，记者对龚震源进行了专访。
粮票的出现
粮食是关系民生和社会安定的特殊商品，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天下第一号”的大问题。
浙江是传统的稻米产区，粮食消费以大米为主。但浙江陆地面积狭小，山地占很大比重，耕地资源贫乏，粮食总产量始终处于较低水平。1949年，全省总人口2083.1万人，粮食产量43.05亿千克，人均206千克，当年缺粮14.7亿千克，“按定量标准推算，当年全省缺粮达到98天。”
从1949年5月杭州解放到1953年11月，浙江粮食市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实行自由贸易。刚解放的短短几个月中，浙江残存的反动势力利用粮食这个敏感商品兴风作浪，私营粮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先后四次出现较大规模的粮价风波，每次涨幅均达数倍乃至数十倍。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加速完成粮食征借任务，取缔粮食黑市交易，禁止私商哄抬物价，很快平息了风波。
国家为避免不法之徒跨区域倒买倒卖哄抬物价，1953年11月起，全国取缔粮食自由市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也就是对农村余粮户实行统购，对城镇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统销，粮食市场由国家严格控制。那时起，粮油票证成为居民在本省购买粮食或粮食制成品的凭证，老百姓按人口领取粮票后就可以买到平价的口粮。粮票属无价证券，不许在市场买卖流通。“那个年代，有钞票没粮票还买不到粮食，必须用票证才行。”龚震源说，当时粮票比钞票还重要。
粮票的使用
统销期间，除全国粮票，全省发行的粮票共有6种，分别是浙江省定额粮票、浙江省粮票、浙江省周转粮票、浙江省农村粮票、浙江省品种交换票和浙江省奖售粮票。
1954年11月，省政府发布《浙江省粮食计划供应暂行实施办法》，对城镇供应、行业供应、军粮供应、食油供应统一政策，按定人、定量、定工种等办法确定标准，实行计划销售。当时，大多数城镇每人每月大米供应为25斤左右。但因按需自报，且城乡人口界限划分不严，流动人口难以搞清，粮食消费总量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1955年9月，全省普遍推行定量供应办法，根据够吃稍宽原则及由粗到细、由宽到严的精神掌握，确定每人每月平均消费标准大米13千克左右，繁重体力劳动者的最高消费标准每人每月20至22.5千克左右。1955年10月，浙江出台规定，将市镇居民口粮细分为四类九等定量标准。如工人的省定标准为每人每月12.16千克，其中，一般重体力劳动工人为每人每月17.5至21.5千克，特重体力劳动工人为每人每月22.5至27.5千克，机关干部企事业职业脑力劳动者每人每月13.5至14.5千克。
“1955年全国开始统购统销，全民粮食计划供应，到1992年12月粮食统销结束，期间多次出现粮食由余变缺，又由缺变余的波动和政策调整。”龚震源说，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浙江同步开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全国通用粮票
粮票的消失
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浙江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从此粮票退出市场，但仍保留定购任务。相比1985年，省下达的合同定购计划从当年的27.5亿千克，减轻为1993年的19亿千克（包括农业税现粮）。在2001年，浙江率全国之先实施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重点是放开粮食定购任务，开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80年代中期，浙江的公路运力十分有限，外面运来的粮食很难卸下来，运出去。比如一艘运载5万吨粮食的轮船在宁波港靠岸，在部队力量的帮助下，仍需要花费3个月的时间才能卸完货。现在有了机械化码头、高铁的大运力，2天就卸运完成了。”龚震源说。
回想起那个年代，龚震源做了个比喻，在过去的缺粮年代，大人对小孩子讲，不听话，不给饭吃，那小孩子立马就会老实，“现在的父母端着饭碗哄着孩子吃饭，孩子不高兴了可能倒着威胁大人，你不听我的，我不吃饭了。因为，可以选择的食物还有很多。”
“从缺粮到粮食富足，粮食供需关系的变化，与总体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粮食运输条件的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直接粮食消费的减少都有关系。人们从过去的吃得饱，到后来的吃得好，到现在的吃得安全。”龚震源感慨地说。
如今，在人们的脑海中，粮票更多的已成为对往昔的追忆和感慨，但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一张小小的粮票承载起的是饱含着国家由贫穷到强盛、人民由动荡到安居的历史巨变，它记载着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朴素的奋斗历程和民族精神，成为当时社会民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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