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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人民迎红军》是国家历史记忆中值得长久寻味的长征画面图像，无比震撼的史诗性力量，正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精神的另一种审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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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 遵义人民迎红军
镜心设色纸本1975年作
112×262 cm.44 1/8×103 1/8 in.约26.4平尺
【题识】遵义人民迎红军。一九七五年秋于北京。
【印文】万水千山只等闲
【展览】“和平延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9年10月16日-21日。
RMB: 5,600,000-6,600,000
遵义人民迎红军-局部
新中国成立后，以绘画的形式记录、再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光辉历史，是以历史为鉴、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的时代需求，也是美术工作者特别是人物画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当时先后组织、引导许多知名画家创作出了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的中国画、油画、雕塑及连环画等等作品，其中有领袖人物、革命先烈、重大历史事件、军民鱼水情，更多的是从地方革命斗争史料中取材创作，多数被博物馆收藏、陈列于烈士纪念馆。从收集素材、吃透史料，到构思构图、制作完成，再到陈列展示、与观众互动，既是教育群众、激励青少年、振奋爱国主义精神的过程，更是学习革命历史、自我教育的过程。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非常荣幸征集到范曾先生1975年创作的《遵义人民迎红军》，将于秋拍中呈现上拍。
遵义人民迎红军－署款及钤印（与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同题作品一致）
革命历史上的“遵义人民迎红军”
1935年1月，红1军团第6团执行智取遵义的命令，于1月5日迅速拔掉团溪至深溪水方向的前哨据点，再乔装成黔军，于1月7日夜通过丰乐桥抵达遵义城南门下，由被俘的营长发话，经过城楼守敌盘问，诈开了城门，化装的红军尖刀连迅速占领城楼，击退守城黔军，红军先头部队得以进入遵义城。因它是遵义人民欢迎红军入城的地方，后更名为迎红桥。
迎红桥位于遵义市万里路南端，原名丰乐桥。此桥始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正月十日，同年冬月二十二日竣工，命名丰乐桥，取“民丰崇乐”之义。桥跨洛江，为五孔圆拱石桥，长60、宽7米。1935年1月9日，遵义的工人、农民、学生、平困市民、工商业者一路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喊“欢迎红军！”“欢迎朱毛总司令！”的口号，欢天喜地，直奔丰乐桥“接官厅”前，迎接红军进驻遵义。当日下午5时左右，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的毛泽东、朱德、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在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口号声中踏上了丰乐桥，毛泽东等领导人与涌上前来的群众代表握手致意，并肩走过石桥。
1935年的遵义迎红桥（原名丰乐桥）
发生于1934年至1936年之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被作为革命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从此，长征也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一种精神象征。因而，作为民族复兴与民族奋斗的精神塑造，长征题材从来都是美术有关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最重要的选择，几乎所有在新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美术家都曾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创作过长征主题的美术作品。这些长征题材美术作品的汇集，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的重要构成，而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与美术家个体的艺术追求，也已成为书写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文化与审美内核的思想承载。
遵义人民迎红军-局部
范曾先生从旧社会走来，在红旗下长大，1962年的他正值24岁，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美术组工作，在这里工作了十六年。此幅《遵义人民迎红军》，绘制于1975年，画面表现遵义当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红军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采取横幅形式，通过精心设计和构图把握，七十多个人物描绘于画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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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人民迎红军-局部
画面上分为上下两部分，红军队伍位于上半部分，战士们穿着蓝色军装，头戴着五角帽，扛着步枪从左至右作齐步并进，高举的旗帜迎风飘扬，两位指挥员骑在骏马上，一位侧着身，右手牵缰绳，左手抬起，张开手向迎接他们的遵义人民打招呼，亦穿插一些递水、送上食物、打招呼的少数民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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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人民迎红军-局部
画面下半部分中，欢迎人群以斜对角线的方式铺开，由画面右下部一直延伸至左上部，与红军队伍路线行程交叉视线，站在桥上的吹号者、敲锣者、打鼓者，举着旗大声吶喊者，托举着食物，装满果实赶向红军，舀着茶水，端着水碗准备递给红军，互相告知红军行进的方向……
遵义人民迎红军-局部
人群中每一个人，通过面部表情的细致刻画、身姿手势动态描绘、少数民族服饰的搭配及颜色处理，树林、桥梁、地面、旗帜等等这些代表地理环境场景真实感物象的穿插设定烘托，极具艺术性地描绘出当年遵义人民喜迎红军的宏大历史场面，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牢牢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最终战胜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这一历史成功经验。
范曾 遵义人民迎红军 国家博物馆藏
根据目前已知资料，《遵义人民迎红军》共有两幅，一幅藏于国家博物馆，另一幅即为本作。两幅作品尺幅大小基本一致，画面诸多细节亦相似，落款内容均只写画作名称，绘制时间与地点，未写绘者姓名，此外，均钤盖“万水千山只等闲”印章，由此可见两幅画作当年创作时存在特殊的内在联系。
《遵义人民迎红军》画里，我们领略了不曾看到的宽广的历史场景，也看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画家对于先烈们峥嵘奋进的革命岁月深度理解，更从长征经历过的困苦、鏖战、跋涉和牺牲中阅读到了中华民族在极度艰难困苦中塑造出的英勇无畏的民族灵魂。《遵义人民迎红军》是国家历史记忆中值得长久寻味的长征画面图像，无比震撼的史诗性力量，正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精神的另一种审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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