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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从印度来到中国以后，受到中国封建君主政权、宗法社会和儒教的三重制约之下，中国佛教的僧团制度，逐渐朝着国家的管辖制度和禅宗的丛林制度，这两个方面演变。
浄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以东林寺祖庭为道场，严守戒律、精勤修持、著书立说。由于，当时的佛教界存在僧尼激增、僧团腐败等现象。社会朝野上下充斥着整治佛教的呼声。但以他为首的浄土宗僧团，却以出世清明的形象，最终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作为一代宗教领袖，慧远非常看重僧格尊严，尤其当时一些朝廷官吏，提出僧人应该礼拜君主的意见，写下了《沙门不敬王者论》5篇文章，说明僧人不礼拜君主的理由，迫使当时夺取东晋政权的桓玄下诏书，确立僧人不礼敬帝王的条制。自此，确立了僧团在国家层次的地位。
因为，出家人均属于方外之人，他们遵守的不是国家规定的秩序范围，严格意义讲他们不属于世俗之人，虽然僧众要接受人们的供养，但他们追寻是一种精神价值，在深山丛林中来完善自我价值之人。所以，他们是没有理由，需要向世俗的国王去顶礼。
一代佛教领袖的慧远大师，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其解决那些佛教与王权的事务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体现出了高超的政治头脑和智慧。比方说：他这一生中曾经有过3次，面对强权势力，直言说“不”。
第一次、是当年的东晋名将桓玄，在讨伐殷仲堪当中途经庐山，下令慧远大师到虎溪迎接，他抱病不往。桓玄就自己进入山门，看见大师本人后，桓玄不觉肃然生敬，便上前问道：中国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为何僧人要削发呢？他回答说：“立身行道”。
第二次、是桓玄掌控朝廷大权后，写信给慧远大师让其还俗入仕，但也被其婉言谢绝。
第三次、在晋安帝一次回京路过此地，东晋将领何无忌希望大师能去接驾，但他再次抱病不去。当时晋安帝还派人前去探望，大师也休书一封，表示衷心感谢。
在帝王强权面前，大师这种近似还远、不卑不亢的态度，反而赢得了当权者的尊重。正是他对时局的远见卓识，使东晋佛教在王权的不断挤压下，保存了一定的独立性。
在东林寺中有一个额匾上，题有“佛陀跋驮罗尊者塔院”9个字。佛陀跋驮罗，汉译名为“觉贤”。在公元406年，尊者历尽千辛来到长安，被太子请入东宫讲法，跟著名的译经家鸠摩罗什大师共论佛法。但后来，他因与大师在译经上的分歧，而离开长安南下，投奔到了慧远的东林寺。
在尊者留居这里的岁月里，共译出各类经论13部之多，对中国佛学起到深远的影响。东林寺也因此，跟鸠摩罗什的逍遥园译场，并称为东晋南北朝两大佛教中心。
此后的1000多年间，东林寺历经风雨几度废兴，但它一直是中国浄土宗的第一祖庭。2011年5月10日，佛诞当天，由东林寺方丈传印长老，为一批发心出家的浄人，主持剃度仪式。
这些新加入的僧众们，真正成为了浄土宗僧团的一员。他们从此将抛开俗世生活，在这座古刹里精研浄土宗的法门，延续慧远大师1600年前，在这里播下的浄土法脉，向四海八方弘扬浄土信仰的千年传承。
当初，佛教从汉传播到中国，在佛教不断地弘传以及译经的增多等各方面的发展下，便逐步产生了浄土宗、禅宗、天台宗、律宗、华严宗等8大宗门。其中，禅宗和浄土宗都是以修心为主，但两宗的修行方法却截然不同。
禅宗，表现为“定心”，也就是定心在一处，由定生慧，再因慧生得自我开悟。特别讲求顿悟，并以打坐、静心、顿悟等要素为核心的修行方法。
而浄土宗，包括弥陀浄土、弥勒浄土等其它浄土。平常我们见到的浄土宗，指的就是弥陀浄土，即是求生于西方浄土为终极目标。则是以持念佛号为核心的修行方法，一心称颂佛号而与佛相应，得佛接引往生。
宋明以来，禅浄合流成为中国佛学舞台的主流。一个佛所讲的法门，他的目的就是普度一切众生，除断烦恼、生死了脱、还本还原、成就佛道，这就是阿弥陀佛，也就是西方极乐浄土普度众生的导师。他以站立的姿态示现，右手向下，意为接引众生，梵语“阿弥陀”，中文称“无量”。
在中国，浄土宗以简修易行而备受追捧，特别在坊间十分盛行。明清之际，中国出现了“家家有弥陀，户户观世音”的说法。莲池大师曾经道：浄土法门，似难而易，似易而难。似浅而深，似近而远。那么，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法门，究竟蕴藏着什么样的智慧，千百年来一直流传至今。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即使大字不识的农民，也一样一学就会。就像印光法师曾道：故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然而正是因为法门便利，使浄土宗曾备受争议，因为汉传佛教各宗派，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很多人认为只有通过艰辛的修行，才可得到解脱。
而浄土宗却明言，只需每天颂念“南无阿弥陀佛”，便能够被接引到极乐浄土。浄土宗的捷径，因此受到强烈的批判。其实，这一句佛号的实际意蕴，甚为深沉广大，即使你博通三藏，也不一定能彻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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