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7年11月30日，乔纳森??斯威夫特出生于都柏林。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三岁时母亲又返回了英格兰的娘家。小斯威夫特由伯父戈德文抚养长大。在他六岁那年，戈德文送他去念当时爱尔兰最好的学校——基尔肯尼语法学校，与剧作家康格里夫同窗。1682年，斯威夫特入三一学院求学，在这里遇到了一些麻烦，最后以“特别开例”（speciali gratia）的名义勉强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学位。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爱尔兰局势杌陧不安，戈德文又撒手人寰，斯威夫特被迫中断学业，去英格兰投奔母亲的远方亲戚坦普尔爵士。 坦普尔是十七世纪英国颇具声望的政治家、文学家，晚年退隐距伦敦40英里的宅邸摩尔园（Moor Park），专心从事创作，擅长写作散文。斯威夫特担任坦普尔的秘书，为其整理文稿。坦普尔对古典文化的钟爱对斯威夫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摩尔园丰富的藏书开阔了他的视野，从此学问大进。其间斯威夫特多次来往于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并于1694年获爱尔兰教职，担任贝尔法斯特附近一个小教区的牧师。 斯威夫特在摩尔园邂逅年方八岁的司黛拉 （Stella）（注1）开始了一段长达四十年的友谊。斯威夫特教她读书认字，按照自己的理想，把她塑造成一位知书达礼的淑女。1699年，坦普尔逝世后，留给司黛拉一块爱尔兰的土地，而斯威夫特也返回爱尔兰发展，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牧师。1701年，在他的建议与资助下，司黛拉来都柏林定居。 摩尔园十年的读书生涯为斯威夫特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1701年，斯威夫特初试啼声，发表了《论希腊和罗马的内部纷争》，此文以古典历史为背景，借古讽今，影射当代。1702年，斯威夫特获神学博士学位。1704年，《桶的故事》发表后一炮打响，当年就出了三个版本，斯威夫特名声大震。1707年后，斯威夫特作为爱尔兰教会的代表常驻伦敦，游说执政当局减免税收。在伦敦期间，斯威夫特与辉格党作家阿狄生、斯梯尔等交游，为《闲谈者》等刊物撰稿。1708年，为了戏弄占星家帕特里奇，斯威夫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模仿占星家的风格撰文预言帕特里奇的死期，弄得帕特里奇狼狈不堪。 斯威夫特继承了古典传统，一生热爱自由，信奉辉格党的政治哲学，但是辉格党政府不能满足爱尔兰教会的要求，而斯威夫特又希望维护英国国教的统治地位，同时与法国实现和解，这也与辉格党的政策背道而驰。权衡利弊后，斯威夫特最终倒向托利党一边，任托利党刊物《考察者》（Examiner）编辑和主笔，撰写了大量反映托利党观点的文章，深受托利党领袖罗伯特??哈利、亨利??圣??约翰器重。在他们的帮助下，斯威夫特升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1713年，他参加了涂鸦社（Scriblerus），该俱乐部以托利党才子为主体，主要成员有蒲柏、盖依等，他们意气相投，擅写讽刺文章，即使后来天各一方，仍然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在这段时间，斯威夫特身边又出现了一位年轻女性——艾斯特??范讷梅瑞（Esther Vanhomrigh），斯威夫特把她叫做范妮萨（Vanessa）。范妮萨当时才二十出头，对斯威夫特一往情深。斯威夫特似乎很早就立志终生不娶，并写下了《卡德努斯和范妮萨》，称赞范妮萨是维纳斯女神打造的完美女性，而自己作为一名四十多岁的老男人，实在很不般配。范妮萨执意离开母亲，追随斯威夫特来到爱尔兰。斯威夫特同时要和两位红颜知己周旋，已经十分尴尬；在都柏林的小天地内，身为教长的斯威夫特动见观瞻，行动更受束缚。他与司黛拉从未单独相处，每次见面时，司黛拉身边都有女友相伴。范妮萨来爱尔兰前，斯威夫特写信劝她三思，直言在都柏林他们来往的次数不会很多，事实也确实如此。一见杨过误终身，1723年范妮萨逝世，年仅34岁。 伦敦的政治生涯是斯威夫特人生中一段闪亮的日子。他既是执政党的文胆、高层的幕僚，又与当世一流的文人为友，可以说同时进入了政坛和文坛的核心层。他在给司黛拉的书信中，记述了自己在伦敦的见闻与感想，后集成《致司黛拉书》一书。斯威夫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桶的故事》触怒了安妮女王，他还可以做到主教的职位。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乔治一世继位，开创了英国史上的汉诺威王朝。托利党随之下台，哈利、圣??约翰受到清算，斯威夫特返回爱尔兰自我放逐，从此断绝仕进之路。 斯威夫特偃旗息鼓了五六年时间，在此期间没有发表多少作品。他在暗中积蓄力量，重新界定自己的位置。从1720年开始，斯威夫特以笔为剑，为爱尔兰人发言。1724年，英国铁匠威廉??伍德走乔治一世情妇的路子，获得在爱尔兰铸造半便士的权利。爱尔兰人担心伍德铸造的铜币大大超过实际所需，引发货币贬值，一时舆情汹涌。斯威夫特以布商的名义写了七篇文章（即《布商的信》），对此进行猛烈抨击。当局悬赏三百英镑捉拿作者，尽管作者身份是公开的秘密，举国上下几乎无人不知，可是没有一个人出面领赏。英国政府被迫收回成命，斯威夫特成为爱尔兰的民族英雄。1726年，他去伦敦递交《格列佛游记》手稿，回来时受到盛大欢迎，有人打出了“欢迎回家，布商”的旗帜，一时间钟鼓齐鸣，街道上燃起篝火，人们一路高喊“布商万岁”，簇拥着他回家。 1721年，斯威夫特着手写作《格列佛游记》，中间因为《布商的信》而有所中断，现在终于大功告成。在伦敦时，他住在蒲柏的别墅内，和阔别十余年的老友共同编辑文稿，谋划出版事宜。1726年10月，《格列佛游记》问世，立即引起轰动。1729年，斯威夫特发表了《一个小小的建议》，这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作品，也是他散文创作的代表作。就像文学史上一再发生的事情那样，1714年的仕途失意成为了他推陈出新、再度出发的契机，他在五六年内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系列作品，个人声望达到了巅峰，永久地确立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伦敦期间，斯威夫特收到司黛拉病重的消息，于是匆匆赶回。传说斯威夫特与司黛拉在1716年秘密结婚。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会感到十分安慰。可惜仅仅是传言而已，没有真凭实据。1728年司黛拉逝世，终年47岁。 斯威夫特年轻时得了梅尼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此后终生为其所苦。1738年后，斯威夫特健康持续恶化，直至精神失常。1745年10月19日，他在饱受病痛折磨后，终于离开人世，遗体安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与司黛拉为邻，遗产悉数捐出，用于建设爱尔兰的第一家精神病医院，该医院直到今天还在运营。他生前用拉丁文自撰碑文：“这里安葬的是神学博士乔纳森??斯威夫特教长，义愤从此不再折磨他的心肠。旅行者啊，如果你能，请效仿这位不屈的自由斗士。” 古今之争 1687年1月27日，佩罗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当众诵读了《路易大帝世纪》（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一诗，歌颂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取得的长足进步，并把莫里哀、马莱伯置于古典作家之上。佩罗的观点遭到了布瓦洛等人的激烈反对（注2），双方就古代人和现代人孰高孰低、人类在进化还是退步展开争论，这就是十七世纪末法国文坛著名的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布瓦洛、拉辛、拉封丹、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等人站在古人一边，主张人类是在不断堕落的，古人在政治哲学、文学上的成就为现代人所不可企及，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是后世从事文学创作的唯一典范。 以夏尔??佩罗、丰特奈尔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厚今薄古，认为古人不及今人，伽利略、牛顿物理学超过了古代科学，科学的方法完全可以运用于政治学、伦理学。丰特奈尔提出，古今分享同一个自然，古代人和现代人在才智上是平等的，现代人完全可以取得荷马、柏拉图那样的成就；古代人之所以有那么多发现，是因为他们出生在我们前头；千百年后，后人也将对我们顶礼膜拜，一如我们如今崇敬古人的模样。 1690年，坦普尔发表《论古今学术》（An Essay upo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一文，将这场争论引入英国。坦普尔认为从希波克拉底到马可??奥勒留是西方文化的黄金时代，此后1500年，西方人停滞不前。虽然在过去的150年间，西欧学术进步神速，天文学出了个哥白尼，医学出了个哈维，但坦普尔怀疑这两家的学说根本是错误的，即便正确也没多大意义。现代人在哲学和文学上都不及古人，根本不懂音乐为何物，虽说在航海上做出了一番成就，可惜还有不少缺陷，如果让希腊人或罗马人来干会干得更好。站在巨人肩头的矮子不一定看得比巨人更远，他可能是近视眼，有恐高症，或者压根不喜欢望远。 作为一名古典爱好者，我可以理解坦普尔、斯威夫特的心理。曾经沧海难为水，一个熟读古典的人又怎能在时髦的新书面前提得起精神呢。但是坦普尔犯了一个技术错误，他在论证古典作品具备永恒价值的时候，以所谓年代最古老的《伊索寓言》、《法拉里斯（注3） 书信集》为例，并断言后者是真品，决非后人所能伪造。现在大致可以确定，《书信集》是后人伪托之作，但在坦普尔的时代这一点还有争议。无论如何，坦普尔此举很不审慎，因为他没有读过希腊文版本，对文献校勘也不在行，而且这一段文字篇幅不大，并非文章核心论证，即使删去也无关宏旨，实在不该贻人把柄，予人口实。1694年，沃顿（注4）撰文（《对古今学术的反思》）对古今学术进行比较，提出了相反的观点。1697年，沃顿对该文做了修订，文末收录了古典学学者本特利（注5）的文章，从地理、引文、语言等多方面对《书信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又惹怒了《书信集》的编辑波义耳 （注6）。波义耳撰写文章反驳本特利，本特利则反驳这个反驳。从此，这场古今之争不但涉及古今学术的比较，《法拉里斯书信集》的真伪，还卷入了波义耳和本特利的个人恩怨（注7），双方你来我往，欲罢不能。 在这场争论中真正留下的代表性作品，还是斯威夫特的《书的战争》、《桶的故事》和《格列佛游记》第三卷。斯威夫特前后追随坦普尔近十年（这十年基本上也是这场古今之争进行的十年），受其影响很大，坚定地与坦普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事实上，《书的战争》中的许多人物都出自坦普尔的文章。 《书的战争》说的是，在帕尔纳索斯山的两座山峰上，分别居住着古代人和现代人。现代人抱怨对方挡住了自己的视线，要求交换住处，或者干脆把山峰削低一点。古代人断然拒绝，因为他们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居民，此山也给现代人带去了清凉，曾为其遮风挡雨，更何况这还是一块完整的岩石，根本奈何不得。于是，双方打起笔仗，出了很多的书，其中有代表性的都进了图书馆。 这些书籍还保存着作者好斗的精神，在图书馆里继续争吵。现代书虽然人多势众，但是衣衫褴褛，装备很差。它们吹嘘其实自己更为古老（注8），自力更生，马匹是自己养的，武器是自己造的，衣服也是自己缝的，虽然有少数书在借鉴古书，但是大多数对这种做法是不屑一顾的。 斯威夫特行文至此，笔锋一转。在窗边的一个角落里，蜜蜂撞破了蛛网，和蜘蛛吵了起来。蜘蛛说，这个城堡是自己亲手建造的，用的都是自家的材料，不像蜜蜂那样一无所有，以偷窃为生。蜜蜂则反唇相讥蜘蛛坐井观天，闭目塞听，从外界吸收了一些毒药，自己又制造了一些毒药，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力更生，而它则四处游历，遍访百花，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把蜂蜜和蜡带回家中。这个插曲其实是在点明题旨：蜘蛛这个现代人吹嘘自己是自出机杼，不资外力，炫耀自己在建筑和数学上取得的进步，其实迷宫式的蜘蛛网复杂繁琐，作茧自缚，所谓自力更生其实是自我复制，吸收的是糟粕，制造的是争吵。蜜蜂则是古代人的吹鼓手，它采撷自然界精华，给人类提供了两样最高贵的东西：甜蜜和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 作者模仿史诗的笔法描写了这场古今之战。在现代书的阵营中，有以塔索、弥尔顿的骑兵，笛卡尔、霍布斯率领的弓箭手，以及司各脱、阿奎那率领的乌合之众。古代书更是猛将如云，阵营整齐，荷马、欧几里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李维等纷纷出场，甚至还惊动了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战争打响后，荷马、品达等所向披靡，现代书阵脚大乱。在休战间隙，本特利与沃顿溜到敌方阵地，想立点偷鸡摸狗式的功劳。他们盗走了法拉里斯和伊索的盔甲，回来时不幸碰上坦普尔、波义耳，结果双双丧命。文章至此戛然而止，尽管作者在标题中许诺，他将提供一部完整而真实的历史。 文章开头模仿了霍布斯式的政治哲学风格，整部作品采取的是历史的体裁，模仿了《伊索寓言》、《荷马史诗》的写法。这是一部用崇高的体裁描写卑微对象的作品，全篇充满了奇思妙想，涌现出一系列天才的创意，前半部分尤见匠心。我没有读过沃顿等人的文章，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多大的过错，要承受如此嘲弄，好像他们受到的折磨永远也没有停止的时候。 爱尔兰爱国者 我之所以欣赏斯威夫特，一是文章好，妙语如珠，奇纵奔放，二是读书多，学养丰厚，尚友古人。仅此两条也不足奇。文人学者在所多有，二三流的作家如果从来不读，好像也没多大损失，学者就更不用说了，大多数论文除了编辑之外，再也没有读者了。在斯威夫特的时代，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作品的政治意义。他的英国著述、爱尔兰著述乃至宗教著述，无一不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在当世的社会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爱尔兰人民的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其影响至今不衰。 斯威夫特的正式职业是教士，文学只是业余爱好，用来表达政见。斯威夫特一生写了大量文章，除了《格列佛游记》有200英镑的稿费以外，从来没有从写作中获得任何收入，而且他也不屑于这样做。 斯威夫特来自一个信仰国教的家庭，祖父是一位国教牧师，因为支持詹姆斯一世，被清教徒褫夺教职，没收了大部分家产。国教在爱尔兰处于弱势，爱尔兰人大多信仰天主教，在信仰新教的英格兰移民中，不信国教的又占多数，国教信徒在爱尔兰是少数派。斯威夫特最初服务的教堂荒凉破败，门庭冷落，下层教士生活十分清苦。无论是家庭的背景，还是个人的经历，都决定了斯威夫特的立场只能是维护爱尔兰教会的利益。 1673年英国议会通过《宣誓法》，爱尔兰教会在法律上被确定是国教，不信国教者不能出任公职。斯威夫特支持这个法案，拒绝对拒不服从的新教徒实行宽容。他主张服从现有的社会制度，将某种教义定于一尊，设立一个法定的教会，以平息教义上的争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威夫特是反对宗教自由的，最起码他主张对言论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在他看来，《圣经》是人们唯一应该信奉的权威，有些教义上的难题，比如“三位一体”，如果《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解释，我们不必去盘根究底。我们视若至宝、拼命鼓吹的那些个人意见不过是理性的无端骄傲，现存的社会制度纵有百般不是，“彼相争以鸣者，固莫之能取而代之也”。国教如果有不好的地方，可以进行改革，但是决不能搞宗教多元化，因为这是国家动乱之源。没有人具有完全理性，谁也不能掌握全部真理。如果有人宣称，只有按照他的意见治国，国家才能繁荣昌盛，那是走火入魔的征兆。人不是理性的动物（animal rationale），而是能够使用理性的动物（rationis capax）。因为观点不同而进行战争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事情。 斯威夫特是当时具有巨大影响的政论家，一度担任过执政党的笔杆子，介入政治的程度很深。他21岁时经历了光荣革命，见证了英国民主政治的开端。1695年《授权法案》废止后，图书出版不需要申请许可证，书刊检查制度就此作古，英国文坛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路文人纷纷粉墨登场。这是一个业的黄金时代，和我们现代少数几家大公司垄断媒体的局面截然不同。当时人人可以发布，在小册子上月旦时事，在咖啡馆里指点江山（注9） 。随着咖啡馆里的辩论开始影响政坛走向，报纸和刊物成为政治意见的角斗场，政治家们纷纷跑马圈地，创办杂志，延揽文人，争夺话语权。阿狄生、斯梯尔的《闲谈者》（Tatler）、《旁观者》（Spectator）代表辉格党的观点，斯威夫特的《考察者》传递了托利党的声音（注10） 。斯威夫特见证了我们今天所谓“公共领域”的形成。事实上，哈贝马斯在追溯公共领域的历史时，首先就以斯威夫特、斯梯尔等人作为范例（注11） 。 斯威夫特是安妮王后统治时期托利党的头号宣传家兼发言人，他的《盟军的行为》一文问世后取得极大反响，影响了社会舆论，为缔结《乌得勒支条约》、结束西班牙王室继承战争出了大力。定居爱尔兰后，斯威夫特笔耕不辍，写了很多小册子，就各类政治、经济问题发表看法（注12）。在他看来，爱尔兰自然条件优越，人口众多，人民也很勤劳，之所以生活困顿，百业萧条，主要责任在于英国的压榨和爱尔兰自身的愚蠢。 从出生地来说，斯威夫特是爱尔兰人，从血统上说，他又是英格兰人。斯威夫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英格兰教士，祖父逝世后家道中落，父亲随大哥移居爱尔兰，而斯威夫特的母亲则是外祖父移居爱尔兰后所生。爱尔兰是斯威夫特的家乡，他在此地出生，又在此地终老，1714年后只去过英国两次。他同情爱尔兰人的不幸遭遇，并在下半生完全站在了爱尔兰一方。 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完全是独断而专横的，其推行的政策无非是为了维护英国的利益，在决策前又不与爱尔兰进行友好协商。少数英国人占有大部分爱尔兰的土地，而且其中多数并不在爱尔兰居住（注13）。为了保护本土的产业，英国禁止向爱尔兰进口呢绒，爱尔兰的经济一直是以农业为主，工业始终发展不起来。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南海泡沫破裂后，爱尔兰的信用体系受到破坏。二十年代末连续多年农业歉收，出现严重的饥荒，民不聊生，人们纷纷移民美洲或者去当雇佣军。 爱尔兰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很多重要的职位由英国人占据。他们从不踏足爱尔兰半步，却照样领那份俸禄。英国实际上把爱尔兰当作自己的皮夹子，用来解决官员的就业和经费问题。比如，乔治一世想给自己的情妇搞一份年金，这时就需要爱尔兰出来买单了。1722年，乔治一世授权英国五金商人威廉??伍德，为爱尔兰铸造360吨（注14）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肯德尔公爵夫人为此收了伍德1万英镑，据说还可以从伍德的利润中获得分成。 爱尔兰此时确实铜币匮乏，原因之一是它不能自行铸币。爱尔兰人多次请求设立像英格兰那样的铸币厂，但是都没有得到批准。在需要的时候，国王会授予某人特许状，铸造一定数量的货币，供爱尔兰使用，数百年来一直如此。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伍德不提供对其铜币的赎回，政府对其铸造货币的数量和质量又没有有效的控制。斯威夫特署名M.B.布商（注15），写了七封信，每一封针对一个不同的对象（注16）。第一封信用简洁平易的语言，向普通百姓介绍了事情的原委，分析了利害关系，呼吁国民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利，集体抵制伍德的半便士。伍德为了扭转自己在舆论上的不利局面，提出缩小铸币的规模。斯威夫特在信中痛斥此论之不通，爱尔兰国会对于伍德的行为也一致予以谴责，请求国王收回成命。英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枢密院在组织调查后，出具报告为伍德说好话。于是斯威夫特又写出了第三封信，用较大的篇幅，详尽地驳斥了这一报告。斯威夫特大声质问道： 难道爱尔兰人民不是像英国人一样生来自由的吗？他们是怎样失去自己自由的呢？他们的议会不是像英格兰议会一样合法地代表了人民吗？他们的枢密院不是一样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甚至权力还要更大吗？难道他们不是同一个国王的臣民吗？他们不是在同一个太阳照耀之下吗？他们不是在同一个上帝的保护之下吗？难道说我在英国还是自由人，花六小时时间穿越海峡后就变成一名奴隶了吗？ 斯威夫特强调，这是伍德与爱尔兰人民之间的争端。他避免与英国政府产生直接冲突，尤其是摆出一幅尊王的姿态，不把思路局限在半便士的问题上，而是直指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他在致全体国民的第四封信中，解释了英国宪政的原则：国王有权铸造货币，但是除非是金币或银币，否则无权强迫人民使用。爱尔兰人和英国人是同样自由的民族，爱尔兰不是英国的附属国。爱尔兰效忠于国王，但不效忠于英国国会。英国国会制定的法律对于爱尔兰人没有约束力，“未经被统治者同意的统治就是奴役”。斯威夫特实际是把爱尔兰描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和英格兰的唯一联系是效忠于同一个国王。 这封信发表后，爱尔兰执政者坐不住了。斯威夫特的出版商哈丁旋即被捕，政府悬赏捉拿作者。尽管举国上下无人不知作者身份，但是没有人出来告发，陪审团也拒绝对哈丁进行指控。事情闹大后，英国的首相、大臣们未尝不知此事荒唐，但是骑虎难下，事关帝国体面，终究不肯向殖民地民众示弱。爱尔兰人民同仇敌忾，集中火力攻击伍德一人，坚持在宪政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面对着一个不肯改变自己意志的民族，英国政府最后只好作出让步。1725年8月14日，加特利宣布，国王终止对伍德的授权（注17）。爱尔兰人民取得了胜利，这在爱尔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爱尔兰的民族自信心因而得到大大增强。 讽刺天才 据说，曾经有陌生人当着司黛拉的面称赞范妮萨是一位奇女子，竟然能给斯威夫特灵感，写出《卡德努斯和范妮萨》这样的好诗。司黛拉笑着回答，这位教长能够就扫帚的话题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斯威夫特是十八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散文家（蒲柏也许是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文章简洁平易，不事雕饰，妙语如珠，奇纵奔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合适的词放在合适的地方”。他的散文风格被后世树为楷模，在英国散文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枢纽作用（注18）。 斯威夫特是才子中的才子，一只笔神出鬼没。他的代表作不是一两篇，而是一、二十篇；他那些令人叫绝的段落不是一、二十个，而是一、两百个。他熟悉百姓生活，对人性的观察极为深刻，比如，天才的标志是所有的笨蛋联合起来对付他；再比如，一般人因为思想贫乏，所以口才流利，就好像教堂里听众少，出门就快。 斯威夫特继承了琉善、伊拉斯谟、拉伯雷、塞万提斯的传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之一。他不喜欢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很少直截了当驳斥论敌，有时故意隐藏自己的观点，站在敌人的立场说话。他善于改头换面，入室操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斯威夫特的文章很少署自己的真名，他的讽刺作品都是匿名发表的（注19）。《格列佛游记》名义上是医生格列佛的一部自传，《别克斯达夫文集》表面上出自一位占星家之手，《布商的信》的作者顾名思义是一位布商，《桶的故事》的作者似乎是一名典型的现代作家，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的策士显然不是斯威夫特自己。斯威夫特对马甲的应用让人叹为观止。 《别克斯达夫文集》是一组预先写好的文章，一次精心策划的伏击，用于攻击一位鞋匠出身的占星家。此人炮制的年历发行量极大，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不但借此大笔敛财，还经常对国教指手画脚，引起斯威夫特的憎恶。1708年初，斯威夫特使用别克斯达夫的化名，以占星家的身份出来清理门户。他抨击帕特里奇之流的害群之马玷污了这个行业，为了正本清源，向公众展示真正的占星术，他预言了当年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中第一条就是言之凿凿地断定帕特里奇将死于3月29日。3月30日，斯威夫特又冒充一位好事的旁观者，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帕特里奇逝世的经过，宣布别克斯达夫的预言已经应验，并借帕特里奇之口指斥占星术是骗人的把戏。斯威夫特还写了一首悼诗，论证补鞋与占星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成为伦敦街头巷尾讨论的话题，并迅速演变成一场公共的狂欢，跟风的作品大量涌现。帕特里奇不肯认输，在次年的年历中宣布自己还活着。斯威夫特以别克斯达夫的身份作出回应，煞有介事地论证对方确实已经亡故，杜撰了一篇中世纪预言的十六世纪译本，一篇以第三者的口吻对别克斯达夫明贬实褒的文章——斯威夫特的这一套左右互搏之术，让人好生佩服。经此一役，帕特里奇基本上身败名裂，被书商行会除名，不得再出版年历。 斯威夫特自述，讽刺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之中（Had too much satire in his vein，and seem d determined not to starve it——On the Death of Dr. Swift，1731）。他擅长写讽刺文，也擅长写讽刺诗；他的小品脍炙人口，长篇更是妙趣横生。他批评过的对象有大科学家牛顿、大诗人德莱顿、古典学学者本特利、格拉布街的小文人、皇家学会的科学家，各路批评家、策士……，斯威夫特骂尽了一世之人。 在斯威夫特的众多作品中，数《格列佛游记》、《桶的故事》篇幅最大，最具代表性，最酣畅淋漓地体现了斯威夫特的才华。《格列佛游记》雅俗共赏，深入人心，《桶的故事》未免曲高和寡，但是更让人叹为观止。约翰逊博士曾经说过，《格列佛游记》这部书，只要想到了巨人和侏儒这个点子，其它可挥笔立就，而《桶的故事》这部书，实在难以想像是人力所为。这个观点虽然有失偏颇，但也能说明一定问题。据说斯威夫特晚年重读此书，感慨自己当年那么有才气：“上帝啊！我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多么有天才啊？”关于《格列佛游记》，笔者在其它地方另有讨论（参拙著《古今篇》），这里只谈《桶的故事》。 据说，渔夫遇到鲸鱼后，通常会扔过去一只木桶，分散它的注意力，防止它对船只造成破坏。同样，作者受命撰写这个故事，旨在给当代的才子提供消遣，以防他们对国家不利。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老人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唤到床前，给他们每人一件外衣，同时留下一份遗嘱，对于衣服的使用和保管作了详细的规定，吩咐他们照此奉行，不得擅自更改。老人死后，三兄弟出外闯荡，起初还把老父遗嘱放在心头，不敢逾越雷池半步，后来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在一个城市遇到三位心动女生，于是展开疯狂的追求。 这个地方流行一种拜衣教，三位女士尤其站在时尚的前沿。三兄弟不得不虚与委蛇，与时俱进。城里一度流行肩饰，三兄弟翻遍了遗嘱，找不到关于肩饰的只字片语。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个兄弟学问比较大，楞是无中生有地变出这个词。接着金饰带又流行开来，这位名叫彼得的兄弟区分了口传与文字遗嘱的不同，虽然遗嘱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据他人转述，父亲有过这样的意思。接下去他们又发现，很多东西可以补写到附录里去，附录是可以解决大问题的。再往后，城里又流行起遗嘱中明文禁止的东西了，彼得干脆对遗嘱做了颠覆性的解释，一口咬定遗嘱的原意是别有所指。他们就这样古为今用，从实际出发，不断地推进遗嘱的现代化和本地化。 新的时尚层出不穷，他们厌倦了无休止地寻找藉口，于是一致决定将其封存，从此以后，他们将自行对遗嘱进行解释。彼得由于在这一领域内的杰出表现而名声大振，被一位贵族请去当家庭教师。那位贵族死后，彼得霸占了人家的家产，后来又搞了一系列的工程、发明，捞了一大笔钱。 发迹后的彼得妄自尊大，胡言乱语，以唯一继承人自居，欺压两位弟弟。马丁和杰克忍无可忍，决心与之决裂，临走时偷偷抄了一份遗嘱，这才发现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三人都是继承人，共享所有的收入。两人决心以后一切行动都严格依照遗嘱行事，并着手改革他们的服饰。马丁只作了有限的拨乱反正，基本保持了以前的旧貌。杰克则一心要与过去一刀两断，彻底清除彼得的所有痕迹，把衣服弄得破烂不堪。两人所走路线既然不同，最终只有分道扬镳。 分手后，杰克自立门户，成为一派的领袖。马丁则来到北方，在那里发展自己的事业。作者接下来写三兄弟在北方这块土地上斗来斗去，基本就是一部英国史了。显然，这里的彼得代表天主教，那位贵族则是君士坦丁大帝，故事实际上叙述了原始基督教的纯正信仰一步步遭到扭曲的过程。马丁很可能是马丁??路德，杰克则是约翰??加尔文。作者在一个地方耐人寻味地指出，杰克和彼得其实是一样的，不但性格相同，模样也一样，连朋友都常常把他二人给弄错。 这里介绍的其实只是文章的一部分。《桶的故事》的正文共十一节，扣除一节导论，其余十节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三兄弟的故事，旨在揭露宗教的流弊，另一部分是所谓的题外话，意在讽刺学术上的流弊。两部分穿插在一起，基本上是一节叙事，一节离题的议论。在这里，正文永远是断断续续的，不断有题外话冒出来，将小说的叙述打断，我们在阅读时还以为自己在读乔伊斯或卡尔维诺的现代或后现代小说。 《桶的故事》的讽刺是彻底的。它的结构本身就是一种讽刺。正文之前有广告，有献辞，有序言，一献再献，一序再序，占了全文的四分之一。斯威夫特明白地告诉我们，这是现代流行的方式，正文写得越短，序言就要写得越长。同样，题外话与“桶的故事”交叉编排，而且前者的的分量大大超过后者，这显示了现代作家离题万里的功力。 斯威夫特几乎把各种现代文体几乎模仿了一遍，有广告、献辞、序言、导论、结论、注释，甚至还有佚文。他把沃顿的评论编成若干脚注插入文中，自己又写了部分注释，介绍了写作背景、用典出处，假装揣测作者用意，对作者进行批评和指责。为了讽刺或写作的需要，他在文中故意留出空白，宣称原文已经散佚。斯威夫特对写作和出版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嘲讽，《桶的故事》是对现代学术的讽刺，也是对现代出版业的讽刺。 《桶的故事》是斯威夫特的早期之作，有着挥洒不完的才气，绝妙的比喻俯拾皆是，比如把表扬比作养老金，把写离题话比喻成军队驻地的粮食消耗一空后，要到远处去征集粮草。他的比喻是连珠炮式的，一发接着一发，他在谈到读者浅尝辄止的特点时，接连把智慧比作狐狸、奶酪、牛奶酒、母鸡、坚果；他在总结批评家的特点时指出，他们最擅长批评，就像捕猎者对拿下第一个目标最有把握；他们喜欢围住大作家，就像老鼠总是追逐最好的奶酪；他们喜欢找人家不要的东西，就像狗喜欢吃别人扔掉的东西。 斯威夫特可以在没有缝隙的地方创造出空间来，他射出去的箭可以拐弯，可以掉头，可以上天入地。他引用保萨尼亚斯、希罗多德有关驴子的论述，然后告诉我们，由于古典作家不敢得罪批评家，所以在这里只能使用隐喻。批评家很像是赫拉克勒斯等古代英雄，前者在与作者的错误作战，后者在与毒龙、巨人作战，据说赫拉克勒斯比其降伏的妖怪更可憎，所以最后把自己也干掉了，我们的批评家似乎也该如此。 斯威夫特有一种故意装出来的真诚，揣着明白装糊涂，一本正经对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展开讨论。根据斯威夫特的演讲学，要在人群中赢得听众的注意，必须占据高空的位置。理由是依据伊壁鸠鲁的学说，空气和语言都是有重量的，会自然下降，只有从一定的高度发射，才能保证命中目标。至于采用什么方法到高处去，也是大有讲究的。比如，法官席就不适用，因为从词源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法官席是老人睡觉的地方，从前是别人睡觉，他们说话，现在轮到别人说话，他们睡觉了。至于讲坛为什么要用烂木头，也是大有道理的，大家不妨从演讲者及其作品的思路上着眼。 斯威夫特故意模仿现代作家的文风，东拉西扯，废话连篇，把文章写得晦涩枯燥，拖沓冗长。他对英语如臂使指，精通拉丁语，擅长玩弄双关等语言游戏，让人眼花缭乱。他的文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陷读者于五里雾中。斯威夫特用文字建立了一座壮观的迷宫。 编译说明 斯威夫特的作品大多在生前陆续出版，有的还有众多版本。1735年，都柏林出版商乔治??福克纳将斯威夫特的作品结集出版，这是斯威夫特的第一部全集，一共有四卷，经过了斯威夫特的审读。斯威夫特一生写了大量的作品，历史上著名的版本有1755 年John Hawkesworth的12卷本，1814年Walter Scott的19卷本，1897年Temple Scott的12卷本。现在的标准版本是Herbert Davis的牛津版《文集》14卷本，Harold Williams 的《诗集》3卷本，Pat Rogers的企鹅版《诗集》。 国内对斯威夫特的译介，主要集中在《格列佛游记》一书。斯威夫特的名篇如《一个小小的建议》、《扫帚把上的沉思》等，有周作人、王佐良等多个版本。《桶的故事》也有主万先生的一个译本，荜路蓝缕，功不可没。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对斯威夫特的介绍并不充分。作为专门的选本，本书可能还是第一部，不少篇目是第一次译介。 译者尽量选择了斯威夫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但是作者作品众多，译者未一一尽观，各人好尚不同，难免有遗珠之憾。作为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格列佛游记》在公开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据说在1815年前出了100多个版本。译者在网上搜索其中译本，什么导读本、插图本、典藏版、注音版，几乎每个月中文世界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新版问世，因此这部选集就不再选入。此外，斯威夫特也是一位很好的诗人，这里只选了一首，以见一斑。 斯威夫特的文章虽然号称平易，但是用意很深，思路很奇，有些奇思妙想不易领会；再加上时代久远，文化隔阂，许多词语的用法与现在不同，拦路虎比比皆是。尤其是《桶的故事》，从古典学、经院哲学、基督教到炼金术，几乎无所不包，故事荒唐可笑，行文晦涩玄奥，是一部与《尤利西斯》、《为芬尼根守灵》类似的天书。翻译斯威夫特其实是超出我能力之外的。我上学时参加考试，考完如果踌躇满志，觉得发挥极为理想，结果往往只有八九十分；如果当时就感觉大事不妙，最后的成绩基本上是往七八十分去的。我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自信心屡遭挫折，几度辍笔，最后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译者译介斯威夫特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并非专门学术研究，所以在注释时力求简要，可注可不注的一般不注。如果说这部译作的注释还算丰富，那也是因为需要注释的地方确实太多。我也算读了几本书的人，但是在斯威夫特面前只是一名学生，很多知识明显不是我所能掌握的。翻译时主要参考了牛津版《斯威夫特作品选》（Major Works, ed. Angus Ross and David Wooll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牛津版《桶的故事》（A Tale o f a Tub and Other Works, ed. Angus Ross and David Wooll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企鹅版《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 and Other Writings, ed. Carole Fabricant, London: Penguin, 2009）；王佐良、主万等的译本等。即使如此，也只能解决有限的一些问题。斯威夫特可以在文中留些空白，假装是抄本佚失的缘故；校注古籍时遇着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不注（注20）；但是翻译家就没有这项便利，遇到读不懂、有歧义或者难翻译的段落不能跳过去，非得硬着头皮译出来。 斯威夫特曾经说过，他特别针对东方人作了优化，使其便于翻译成东方语言，尤其是中文。既然作者说了这话，译者觉得，我们怎么也得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看看他到底是如何优化的。我们中国人至少对这一处英文的理解要超过英国人。1 原名艾斯特??约翰逊，系坦普尔女管家之女。2 有人说，布瓦洛之所以要反击是因为佩罗在诗中没有提到布瓦洛的名字。3 法拉里斯（Phalaris），公元前六世纪的西西里暴君，把人放在铜牛里活活烧死。 4 沃顿（William Wotton，1666 1727），英国学者。他是一位天才，六岁就能读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十岁进剑桥大学，十三岁就获得了学位。他写《反思》时才二十八岁。5 本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 1742），英国最伟大的古典学学者之一，对法拉里斯的研究是其主要成就之一。伍尔芙说他对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了如指掌，能把荷马史诗倒背如流，读品达就像我们读《泰晤士报》一样。他的脾气很大，曾经在三年内打了六场官司，而且还都打赢了。6 查尔斯??波义耳（Charles Boyle，1676 1731），英国贵族，翻译过普鲁塔克，编辑法拉里斯的时候才十七岁。除了文艺之外，他对科学也饶有兴趣，英国钟表匠George Graham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太阳系仪献给他。7 波义耳曾经托人向本特利借法拉里斯的一部抄本，结果书是借出来了，但是波义耳没有及时完成校对，书又被本特利要了回去。8 这是培根的观点。9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又复归到了这个时代。10 除了斯威夫特以外，罗伯特??哈利还有一个笔杆子——《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11 按照我的理解，哈贝马斯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仅指十七世纪后期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此后，随着国家和社会的融合，具有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已经瓦解或者说转型了。12 《一个小小的建议》有一个段落，罗列了作者提过的建议，洋洋大观。13 即所谓的“不在地主”。14 合108000英镑。15 M.B.寓意Marcus Brutus，即古罗马共和派志士布鲁图。16 分别是普通民众、出版商、贵族、全体国民等等。严格说来，正式发表的只有五封。另外两封信，一封写给大法官米德尔顿，署了自己的本名，直到1735年才发表。另一封写给国会，更多的是谋划未来，就革除国内的各项弊端建言。信笺写成后，消息传来，伍德的特许状已被撤消。17 伍德也没有吃亏，他获得了3000英镑的年金（为期十二年）作为补偿。18 参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商务印书馆，1998，72页。英国的一流名家还有培根、弥尔顿、吉本、约翰逊、萧伯纳、罗素等人，可谓群星灿烂。虽然罗马有西塞罗，法国有蒙田，总觉得无法与之相比，只有中国，有《五经》、庄子、孟子、《史记》、韩、柳、欧、苏……骎骎然仿佛还凌驾其上。19 匿名出版是英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奥斯丁的所有小说最初都没有署名。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讽刺作家尤其有这个需要。20 现在有些古籍，读不懂的词句往往没有注释，而大注特注的地方通常不存在什么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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