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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羊城派记者 付怡 孙磊 梁栩豪 实习生 吴伟轩
8月18日，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携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来到南国书香节，与广州读者分享了自己关于汶川地震的个人记忆。
回望地震后的这十年，阿来表示，面对死亡，除了悲痛和哀嚎，我们可以用更加含蓄美丽的方式去纪念它，《云中记》就是这样的产物。他也对青年作家提出建议：现代社会也有精神原乡，不要放弃情感精神的完整性。
阿来现场与读者分享《云中记》创作故事
谈新作：纪念死亡的方式不只是哀嚎
2008年5月12日下午，阿来正在成都创作《格萨尔王》。地震发生后的三四个小时里，由于通信问题，阿来无法获知任何关于震区的消息。
幸好他平时有去户外的习惯，车上备有野外装备，便驱车前往灾区。在灾区现场，他亲眼看到了太多死亡和伤残，也见到了许多悲痛和哀嚎。
阿来回忆起灾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当时黄金救援期已经过去，救援逐渐安静下来。
他看着天上的云和星星，感受着周围的安静。他不禁想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面对死亡时总是报以沉痛的哀嚎？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诗性的颂歌面对死亡？
阿来说：“我反复在思考。死亡是生命必然的结尾。生命是脆弱而坚韧的，面对死亡我们可以用更美丽的方式。但是中国的文学中缺少这种哲学性的思考。”
抱着这种对死亡的态度，阿来坐到车里，打来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我需要安抚，那时痛哭不能安抚我，沉默也不能，所以我打开了音乐。”
十年中，阿来多次想要提笔，用创作的方式纪念他在汶川感受到的生命洗礼。但每次都放下了，“还没到时候”。
阿来现场与读者分享《云中记》创作故事
直到201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十周年那天，阿来感到自己迎来了那个时刻，写作的欲望不再是一次两次的冲动，而是像火山爆发一样无法控制。
阿来说：“作为职业作家，我感到，十年过去了，此时去写，不会像祥林嫂那样一味的宣泄情感，我能够更加客观含蓄地纪念这份记忆。”
在《安魂曲》的陪伴下，阿来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创作出了这部饱含深情、庄严隆重的《云中记》。
《云中记》封面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云中村，汶川地震后，四川这一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伤亡多达一百余人，在政府的帮助下，整村搬迁至一个安全的地方。
然而，村里祭师因为惦念着死者，最终决定返回原来的村落，照顾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通过故事的讲述，阿来牵引出对生命、死亡与灵魂的沉思。
分享会现场。羊城派记者 孙磊 摄
谈写作：青年作家不要随便为自己找借口
现代生活的消费主义、全球化导致越来越相似的生活方式，使得一些青年写作者发出“精神原乡在消逝”“难以创作有个性的作品”的感慨。
面对这些困惑，阿来在分享会中指出，现代社会与情感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并不冲突，我们的青年作家要有成为文化精英的野心，写作遇到困难时，不要随便为自己找借口。
阿来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建设精神原乡，不管身处是小村、小巷还是写字楼。“有精神到处都是原乡。消费主义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不要被消费主义裹挟。我们中国人喜欢找借口，以消费为借口放弃精神情感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阿来给读者签名。羊城派记者 孙磊 摄
“现在有些年轻人，借口说，我是学生是工人是职员，我们写不好不要‘打压’。我想说，哪个作家此前不是学生职员呢？我刚开始写作时也不是全职作家。但我没有原谅自己写不好。”
阿来认为，如今人们有一种民粹主义：我弱我有理。“比如开了宝马撞人就不行，难道开夏利撞人就可以？我们的青年作家要有全人类的文化担当，要有成为文化精英的野心，任何人都有成功的可能，不要随便原谅自己。”
阿来建议年轻人在写作之外要有一份职业，与社会发生关系。“我之前就做过教师、工人、出版社老板。”
他还指出，写作并不需要宅在一个地方埋头写，很多人是写得太多但想得太少，“我想写的时候就抽出两三个小时创作，并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
来源 | 羊城派
责编 | 吴瑕 魏礼园
实习生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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