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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三毛流浪记》是1949年4月1日开拍的，主演三毛的人选是1949年2月才确定的，这些情况被原作者张乐平先生的家人所确认，更有当时众多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佐证。可是，有些人就是坚持宣称该电影是1948年秋天开拍的，很搞笑。
电影《三毛流浪记》海报
言归正传，本文是分析电影《三毛流浪记》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没能获奖。
1957年，文化部举办1949年至1955年优秀电影评奖活动，极大部分内容拍摄于解放前的电影《乌鸦与麻雀》荣获一等奖，电影《三毛流浪记》却名落孙山。不可否认，《乌鸦与麻雀》是一部很优秀的影片，但是拍摄时间比《乌鸦与麻雀》晚的、同样也是很优秀的《三毛流浪记》，为什么没能获奖？
有人以“在评选中被认为因为大部分是在解放前拍摄的，所以不能算作解放后的评奖影片”来作为没有被评上的理由。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解放初期，《三毛流浪记》不被公开批判，已属大幸。
影片公映后，有关部门曾经几次组织过专家座谈会，虽然大家对这部影片勉强肯定，但也提出了很多意见。例如，1949年10月《影剧新地》报道的一次座谈会，最后会议主持人作了总结发言：“根据各位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一）没有强调地指出三毛所以流浪的社会背景与政治原因。（二）三毛的无产阶级的身份被曲解为流氓无产阶级的二流子。（三）阶级内部的矛盾太突出，阶级友爱与团结不够。（四）三毛劳动观点没有被确立。（五）后半部的豪门生活喧宾夺主，妨碍完整。（六）结尾解放扭秧歌有突然。”
张乐平先生（1949年7月）
张乐平先生在1957年5月18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三毛何辜！》中，回忆了自己的一段创作经历：
“解放后，读者十分关心三毛，要我重画解放后的新三毛。因此我非常想为广大读者重新拿起画笔；但因自己对新社会的生活体验不够，没有把握，曾邀请好多同志开过三次座谈会，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
“就在这个时期，我听到了不少关于三毛的议论。这些议论大大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情绪。有人说：‘三毛是流浪儿，就是流氓无产阶级，不值得再画’；另外有人说：‘三毛太瘦了，他的形象只适合于表现旧社会的儿童，而且他只有三根毛，显得营养不足，即使值得再画，也应该让他头发长多起来，胖起来，这才是新面目。’其实那时我自己就没胖起来。又有人说：‘你画三毛到现在已是十多年了，计算年龄已该长大成人了，当青年团员恐怕还要超龄呢。你还不给他长大起来，未免违反自然。’这些看法，实在搞得我非常糊涂，而创作情绪不免因此低落。
“更有甚者，1952年，上海文艺界整风时，有一位党员同志做鉴定似地说：《三毛流浪记》等于《武训传》。这使我更加糊涂了，但是又提不出理由来否定这意见，觉得对方是党员，总比自己正确，弄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解放初期，电影《武训传》遭到全国性的严厉批判，可以想象，当听到有人将《三毛流浪记》比作《武训传》时，张乐平先生担惊受怕的焦虑心情。
电影《武训传》海报
当时，有些思想激进的人对于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中的部分内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三毛流浪记》中还存在着许多旧社会的腐朽思想。那时仍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先生，一次应上海虹口中学之邀，向该校全体师生员工发表演说。王芸生畅谈新中国、新上海、新气象，谈到上海娼妓绝迹，聚赌现象被遏止，流浪儿和乞丐也无踪影，其中尤其谈到一段《三毛流浪记》的故事，也谈到他曾经救助过像三毛那样的孩子。不料，演说后该校的教导主任却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批判”，其中一句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决不要资产阶级的臭钱！”王芸生听后，笑容立即收敛，面色煞白，从此对《三毛流浪记》闭口不谈。（王芸生之子王芝琛文章《话当年<大公报>连载<三毛流浪记 >》，刊登在2002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与大公报》书中）
一代报人王芸生
解放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版的《三毛流浪记》只是经过删节、修改后的选集。直至2000年8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三毛流浪记（全集）》，共261幅，才是最全的版本，以解放前在报上连载时的本来面目，并加上当时尚未发表的几幅作品，重新面对读者。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这是历史进步的结果。
1954年选集版本
1959年选集版本
2000年全集版本
原著《三毛流浪记》尚且有这段经历，电影《三毛流浪记》在1957年能获奖吗？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张乐平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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