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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烟乱世，风雨江南，南宋王朝在万方多难、百废待兴的年代艰难草创，一雪靖康之耻、北伐收复中原，成为赵宋子民义不容辞的使命。而真正的开国历史，却是一段南宋君臣不断屈尊议和、自毁长城的悲辛时代。
追溯这段历史，我们无法忘怀岳飞北伐未捷的忠义与悲壮，更无法绕过那个臭名昭著的奸相——秦桧。国人愤恨秦桧，历来口诛笔伐不绝。至清代，仍有一位秦姓文人面对岳飞墓发出慨叹：“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而今日，秦桧夫妇与一干奸臣的铁铸跪像，更永久地昭示着他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
秦桧生于北宋哲宗朝，进士出身，亲历北宋、南宋的兴衰更替。在靖康之难中，他也曾力主抗金、维护赵宋宗室，因此被金人俘虏，过了数年阶下囚的生活。然而，他却在回归南宋后，怂恿宋高宗筹划议和之事。究竟是俘虏生活消磨了秦桧的意志，还是他在掌权后才暴露奸诈的真面目，为一己私欲甘做惑主乱政的奸细？
神秘归国，一意求和
关于秦桧的故事，正史记载之外，还留存许多传说。有人说他时常嚼齿动腮，谓之“马啖”，据说有此面相者将会杀人；还有人说他脚长如竿，做太学生时常做鄙事，故同窗戏称他“长脚汉子”。或许因为秦桧身上有诸多性恶的征兆，当他于建炎4年（公元1130年）突然出现在宋廷时，百官对他的南归议论纷纷。
秦桧称自己趁金国元帅挞懒围攻楚州时，杀死金国守兵，乘舟逃回。但在众宋臣看来，他的话漏洞百出。当年被掳的北宋遗臣中，全身而退者唯有秦桧，而且他能够携家眷、家丁甚至大量财宝，流亡千里而平安归来，实在匪夷所思。《宋史》又载，秦桧在金国，曾助徽宗致书金廷以求和议。虽然和议未成，秦桧却因文笔奇佳为金主赏识，并赐予挞懒麾下效力。
这便不难推论，秦桧在金国绝非忠肝义胆的宋臣，甚至已投降金廷，甘为奴仆。因而，他正是在挞懒的授意下，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归宋，并终其一生冒天下之大不韪，处心积虑地奉行卖国求和的辅政理念。
第一次觐见高宗，秦桧便厚颜无耻地提出投降建议：“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并草拟一封送于挞懒的乞降国书。在立国之初，宋廷虽然派出使臣商讨宋金议和之事，仍然保持着本国的尊严且战且议。这般明目张胆地声称与金国“解仇议和”，却是自秦桧始。
然而，心图苟安的高宗，听到秦桧的言论不怒反喜，认为他“忠朴过人”，“得之喜而不寐”。他说：“盖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在众人的质疑声中，高宗依然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2月拜秦桧为参知政事，大为倚重。半年后，相位空悬，秦桧扬言：“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有人询问，他却说：“今无相，不可行也。”
或许是急于了解秦桧的奇策，才过一月，高宗便拜秦桧为右相，与吕颐浩共秉国政。秦桧未公布奇策，先谋夺吕相职权。他派其党羽四处造谣：“当年周宣王修内政、攘外敌，故能中兴。如今二宰相也应分管内外朝政。”高宗不知是计，将吕颐浩外调镇江，还说：“吕颐浩专治军旅，秦桧专管政务，就像文种、范蠡那样分工。”
秦桧这才道出心中计策。第一策仍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投降策略，第二策则是前者的具体实施，即“以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原先的北宋国土已成三分，黄河以北的土地被金人侵占，淮河以北被金国拥立的刘豫政权所据有，淮河以南才是南宋领地。当时南宋军士主要来自西北、河北、山东等地，若按秦桧之策，无异于将淮河北部的土地全部拱手让金，而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人，都必须回乡接受金人的统治。
所谓耸动天下的秦策，不过是屈尊卖国、自毁家园的无耻之论。即便是有心议和的高宗也无法接受：“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宋史》载，有臣子将高宗所言“播告中外”：“人始知桧之奸”。有识之士更加明了，此时的秦桧与金人勾结，图谋大宋江山。在南宋君臣的诘难之下，秦桧只做了一年宰相便被罢黜，并昭示永不复用。
以诚媚敌，屈己讲和
尽管奸相一时遭贬，但宋帝的畏金心里和议和主张注定了秦桧即将再受重用。绍兴7年（公元1137年），金廷出现以挞懒为首的主和派与金兀术为首的主战派的分化。高宗亦派使臣，在赴金奉迎徽宗梓宫与太后的同时，打探议和动向。挞懒的专权，给高宗带来议和的希望，并使得熟悉议和事务的秦桧受到重用，一路升迁至位高权重的枢密使，视如宰臣。
绍兴8年3月，秦桧二度为相，继续推行他的投降政策，只是在高宗面前，言行上更具隐蔽性。大臣们却为此忧惧不已，皆道：“奸人相矣。”《宋史》载，有识朝臣多反对议和，吏部侍郎魏矼宗备言敌情，甚至与秦桧发生争论。秦桧道：“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他则直击要害：“只恐金人不以诚待相公尔。”若敌人有“诚”，何必称之为“敌”？秦桧之论完全是站在金国的角度蒙骗高宗。
为早日迎回二圣与母后，高宗不顾群臣反对，急于议和：“先帝梓宫的归还，即使再等两三年也可，但是太后年事已高，朕早晚思念。此所以不惮屈己，冀合议之速成也。”秦桧揣度上意，假意劝慰道：“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见主卑屈，怀忿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宋金议和本非平等的谈判，偏偏被秦桧涂上忠孝的遮羞面纱。
为坚定高宗和谈的心意，秦桧在同年10月独自上奏：“群臣畏首畏尾，多持两端，不足以成大事。如果陛下决议讲和，请求与臣商议，勿让群臣干预。”高宗立即应允：“朕独委卿。”秦桧继而使出欲擒故纵的伎俩：“臣亦恐未便，望陛下再思考三日，容臣别奏。”三日后，高宗再次表达和谈决心，秦桧仍提出再等三日。如此反复两次，秦桧便将高宗牢牢掌控，独揽议和甚至朝政大权。
11月，金使至临安，带来金主议和的书信，言辞中将书信尊为“诏谕”，将南宋蔑称作“江南”，完全将宋朝视为本国附庸，极尽挖苦贬损之意。同时，他们要求州县官员跪迎书信，甚至让高宗以“迎天子诏书之礼”接受议和。此言一出，天下臣民共怒，文官力谏，武将欲兴兵逐金虏，更多的人指斥秦桧为奸细。名将韩世忠更是激愤陈词：“此主辱臣死之时，愿效死战以决胜败！”
高宗最为忧虑的，却是如何“体面”地完成这次议和。他周围的主和派大臣纷纷“献策”，提议效仿《尚书》中“（殷）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之先例。商朝的高宗守孝，三年不议政，政事委于宰相，因而高宗可藉为徽宗守孝为由，让宰相秦桧代为行礼受诏。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既不得罪金使，亦“维系”了宋朝宗室的颜面。
沦为国贼的秦桧，比任何人都希望议和的成功，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为君“分忧”的机会。12月，秦桧代高宗行跪拜礼受诏。次年正月，挞懒出面，与高宗正式签订议和文书。通过这次议和，高宗得以迎回先帝灵柩与亲族，宋金以黄河为界各自为政。然而宋朝须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并年年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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