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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冬天，天空阴冷，雪下了好久。
小县城靠西的山脚下，父亲拉着哥哥，胳膊上挎着盛着肉和果子的篮子，母亲抱着我，开始准备翻过那座被称为五里坡的山坡。
山的那边就是外婆家，每年初二母亲都会回娘家，那年我4岁，印象中只记得雪下得好大，我戴着有两个护耳的皮帽子，围着围巾，可风和雪还是使劲的往脖子里和脸上钻。
外婆所在的那个村在伏牛山的深山处，因为当地人大多姓赵，所以叫赵堡，而外婆的村在赵堡乡的最深处一个叫小寨的村里。不下雪的年，串亲戚的会约好一批相同目的地的邻居，大家租个拖拉机或者小型卡车，坐在后面的车斗里，随着山路的颠簸，外婆家门前那两棵老槐树也就渐渐清晰起来。
那天，父亲踩着没膝的厚学低着头往前走路，母亲就顺着他的脚印一步步往前走。旁边也是同样的赶路人。那时候母亲哄哭闹的我，总是说“翻过五里坡就到了”。可翻了一座山，又有另一座山，母亲见我哭的实在厉害，就会从父亲挎着的篮子里，拧下一块果子喂我吃，吃着吃着也就睡着了。
就这样哭哭睡睡，等最后一次醒来，就看到在两扇黑木门外张望的外婆和舅、姨们，我挣脱下来，撒腿向他们跑去，后面是母亲欢快的的叮嘱“慢点，慢点”，音容笑貌，犹如昨日......
2001年，那是我第一次来到郑州。父亲和哥哥带着我从西郊坐了好长时间公交车，到了一个城郊处，哥哥把铺卷和衣物放在床上，然后父亲领着去一个小饭店里吃了炒面，就坐下午的火车走了。我像被遗弃的小动物，感到深深的悲凉和迷茫。
半年的大学生涯并未让我对这座城市有些许好感，我渴望着早日回家。
那时候还没有县城到郑州的大巴，对学生来说，最经济划算的自然是绿皮火车。哐当哐当，三个小时后到洛阳，然后再转到县城的中巴车。
那年冬天是个暖冬，光线极好，每个行人也洋溢着快乐，再有23天就要过年了。人们扛着大包小袋，在火车站广场拥挤着。那时候没有网上购票，最火的就是市区内的代售点，但我并不知道。
我麻木的站在长长的队伍里面，数着一个个人头，消失一个，我就离家又近了一步。火车票到手不用看也知道是无座，能买到已经是机幸运的。
火车里显然已经没有了下脚的地方，洗手池边，厕所里都站满了人，烟味、汗渍味，还有厕所里飘出来的骚味，各种味道氤氲着车厢里每个面庞，躯体上写着疲惫，眼神里却充满了欣喜和激动。
上学时放假早，往往能赶上过小年，城里人喜欢吃麻糖，我们那里却是母亲自己烙糖心饼，寓意是一样的，希望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母亲说，“咱也给灶王爷嘴上抹点糖”。那时的小年似乎比大年更令我印象深刻。
2018年2月6日，再有9天就是新年了。
放在车后备箱的年货早已塞得满满当当，此刻我在码字，同事们正在会议室排练年会上要上演的节目。中午父亲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回来，有时感到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大，他们变得特别敏感。即使明明知道的事情，也一定要打个电话再确认一下，让自己心安。
父亲常说，过年一家人一定要在一起。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郑州，一年也就节假日会回去几趟，哥哥经常在外面工作，妹妹则在家中。
但无论在哪，过年是一定要回去的，三十晚上要陪父母看春节晚会，初一早上吃完饺子，一家人一定要到县城的大街上晃一圈，中午则来个八凉八热。可年又总是少了点什么，似乎初一过完，年也就完了。
后来，过年开始带父母出去玩，因为近几年母亲的腰和脚总是不舒服，而父亲上几层台阶也会歇一阵子，可很多地方他们都还没去过......
年是什么，年是母亲的怀抱，是父亲的背影，也是所有人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小的时候，年是爸爸买回来的肉，是妈妈给做的新衣裳，是兜里舍不得花的那几张毛毛钱，是那噼里啪啦金花四溅的一挂小鞭炮。
小的时候年是期盼！现在，年是超市里的拥挤，是忙是累的收拾，是三百六十五天的奔波。生活越来越好，可那份快乐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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