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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明说人生，本文为百家号“景明说人生”创作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于百家号：景明说人生。
公元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发掘了一座北齐的墓葬，墓主人是北齐右丞相娄睿。娄睿墓出土的文物很多，但最为世人瞩目的是71幅壁画。这些壁画完全摆脱了秦汉以来墓葬壁画的刻板程式，整个画面层次分明，构图新颖，人物生动，表情逼真，生活气息十分浓郁。
这一匹骏马的目光，从任何角度看，都是那么炯炯有神。在表现技法上，则采用了写实主义的绘画手法，线条流畅，形象生动，色彩绚丽，堪称中国绘画史上的精品。仰韶和龙山时期的彩陶、殷代青铜器上的花纹，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但是在魏晋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署名的绘画作品。
那时的绘画都是由无名画工们完成的，而绘画成为真正的艺术，这种自觉是从魏晋时代开始的。晋代人精神追求的多指向性，个性表达的充分自由，给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生活在东晋的顾恺之，一扫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矫揉造作之气。在纸笔间注入了自己的气质和灵魂。
他作画，是要在画纸上书写自我，而不是格言和教条。他并不一味地追求形似，而更重传神。老子称道为精，称道的妙用为神。庄子进一步将人心称为精，将心的妙用称为神。合而言之，则称为精神，魏晋的所谓精神，就是由此而来。传世的顾恺之作品均为后世摹本。画中的女性人物身躯拉长，强调腰身转折与衣带飘举的美感，这种不具重量感的匀细线描，后来被称为春蚕吐丝。
画面上，曹植痴情凝视、怅然若失，宓妃含情默默、依依不舍的悲怆心境，跃然纸上，令人感动于心。从顾恺之开始，“传神”作为中国绘画的最基本的理论之一，成为中国人物画不可动摇的传统。从汉末到魏晋的400年间，中国艺术的各个方面奇迹般地攀登上了新的高峰，进入了全新的唯美主义境界。
士族文人们所热衷的玄学，使他们在寄情自然山水之间，在清谈思辨、饮酒作赋之时，得到了意外的艺术收获。士人们主动追寻自然，赋予自然人格化，进而在自然山水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中国的山水画，并非要模仿某一山，某一水，而是以许多山水为创作的素材，艺术家要创造的是为自己的精神所需要的新的山水。从魏晋时代起，中国的绘画艺术从写物层次升华到了写心层次，“写意重于写实”，“神似重于形似”的艺术原则开始走向成熟。
五代两宋时期的画家，以真实的自然山水为生活依据，描绘出北方重峦峻岭的万千气象与南方逶迤连绵的秀丽风光。“闲咏渊明诗，静学右军字”，他们的山水画无论构图还是笔墨都达到了虚中实，实中虚的境界，力图把自我和自然合而为一。魏晋时期的艺术是崇尚“自然”的艺术，它创造了东方式的艺术思想，从而产生出“气韵”、“形神”等美学概念。
悠远的驼铃声，回荡在广袤的戈壁滩上。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运到了遥远的中亚以及罗马。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不同的文明，开始在这里交汇和融合。从晋代开始，一批又一批西域僧人进入中原，传播佛法，同时也传来了石窟建筑。
随着佛法东流，石窟建筑也沿着佛教传播的途径，先后出现在中国的新疆、西北、中原和南方。公元366年的一个黄昏，一位叫乐僔的僧人，手持锡杖，西游来到敦煌，快走到鸣沙山的时候，一抬头，只见对面的崖壁上一派金光耀眼，霞光万道，闪烁的光芒中，仿佛有千万身佛像向他显现。夕阳的余晖返照三危山形成的幻像，导致了中华文明史上最大一座艺术宝库的诞生。
决定不再西游东行，他雇工匠在鸣沙山悬崖上挖了一个石窟，塑造佛像，拜佛修行。这便是莫高窟第一窟的缘起。莫高窟的壁画造型简练、线条奔放、用色大胆。那炽热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大胆的想像，给人以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这些西北画师对理想天国动情的描绘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心中不受礼教束缚的*不拘的艺术激情，北方民族浑厚雄健的气魄跃然壁上。
中国文化艺术史自古以来就有北雄南秀之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中国分为南北两大地域，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北雄南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了极端，使这一时期的整体文化特征在强烈对比中得到了极为鲜明的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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