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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是其各自的所处时代的巅峰。二王行书在整个行书史上都享有典范地位。王羲之的行书是在钟慈基础上的新体，王献之又在羲之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谓“破体”。每个变革都是一次由“古”向“今”的递进。元代人分析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行书的用笔、字势的差异说：“钟爵每笔为圆，犹近楷法，真扁而行长；王羲之笔方字圆，一变楷法：献之笔圆字方。”本文也做一些比较。
首先将钟繇、王羲之行书进行比较。
西晋卫恒和南朝羊欣对钟繇的行书有所记述。羊欣说，钟爵、胡昭“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就是说钟繇对刘德升的行书有所变化，但只是“小异”,变化不大。卫恒把这种变化说成是向瘦健的发展：“二子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卫恒、羊欣距三国颇近，应该能够见到钟、胡二人的一些书迹。卫恒距刘德升时代约百年，祖卫凯、父卫灌并擅书，且卫凯与钟薪同为魏初重臣，所以卫恒对刘德升的书法也应该能够有相当的了解。可惜他们对刘德升、钟繇的行书都没有更详细的描述。羊欣另外对钟爵各体的不同用途作了说明：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者，相闻者也。”就是说，在钟繇手中，行书被用于简札书启往来。而碑刻和章奏则不用行书。
已经没有材料可以显示钟繇行书的原始面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蛛迹可寻。
《淳化阁帖》卷二将《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及《长风帖》皆列钟矫名下，其真伪引起很多讨论。
黄伯思认为：“《长风帖》乃逸少早年书”,“《白骑遂》帖乃王大令临。”那么都不是原来面目的忠实反映。
所谓“楚音习夏，不能无楚”,王献之临写钟繇固然会参入己意，很难说存留几分真面；但既然是“临”,就不会与原作毫无关系。《长风帖》是数帖中尤其疏放妍妙的，宛如东晋南朝人所为，所以米莆判为南朝齐、梁人所书。单从结论上看，黄伯思与之近似。但是黄伯思分析《阁帖》把王羲之《长风帖》误系钟爵名下的原因时，又把《长风帖》与钟慈扯上了一定关系。他说：
((长风帖》乃逸少早年书，殊未变钟体，故亦误置。此`长风，、`范母子’等语，二王帖间多有。米云`齐、梁人书’,非也。’
如果误置的原因真的是“殊未变钟体”,则它与钟矫行书就应该很接近。
王世贞认为黄伯思言之有据：“然长睿引证，各有据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谓钟太傅《尚书宣示》为右军临、《白骑遂帖》为大令临，盖不唯太傅《宣示》己殉王修葬，而开元中滑台人家用右军扇书临《宣示》、大令临《白骑》二帖应募入内府，其事甚明。谓《长风帖》为逸少少年未变体书，盖以右军别帖有`长风范母子’语可证也。”但是，这些只有助于证明《长风帖》是王羲之自书。说它“殊未变钟体”只是推测，说“早年书”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推测。这样的推测似乎不无道理，因为《淳化阁帖》的误置往往是有传承关系、风格接近或者同宗的。比如，将唐高宗《江叔帖》、《东都帖》隶唐太宗，将羊欣《疾得损帖》、《都阳帖》隶王献之。
所以，不能说《阁帖》中钟繇名下四行书帖与钟繇毫无关系。有人曾经对钟繇名下的遗迹提出疑问：“窃怪其用笔各不相类，何哉？《宣示表》、《还示帖》,字形犹算子，匾而肥；《力命帖》瘦劲而长；《墓田丙舍帖》行书流丽；《贺捷表》敬侧太甚；至于《白骑遂内书》、《常患常赢》、《雪寒想胜》、《得长风书》四帖，古意荡然矣。大抵返刻多而故步顿失，岁月久而膺作横行。”我认为返刻和鹰作固然是各不相类的原因，但是都有一定依据，钟慈也好，王羲之也好，书法本来就是面目多样的。但《阁帖》的这些书启是已经相当娴熟的行书，与刘德升时代的行书己经不是“小异”,而是差别很大。除了不如王羲之精神毕露，不如王献之奔放之外，大体近似。`显然不会是原来的面目。
《墓田丙舍帖》可能更与后人心目中的钟繇行书合拍。不仅顾复称其“行书流丽”,元赵孟顺也谓其与《兰亭序》有相似之绝妙，元盛熙明把它与上面的《雪寒》、《长风》以及王羲之《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等归为一类，明确说：“右行书”——以上都是行书。 当今裘锡圭也认为 《墓田丙舍帖》能够体现钟繇行书，理由大致有：就内容的体裁论，《墓田丙舍帖》属于书启一类“相闻”的文字，循例当以行书书之；而且其总的书法风格也与那些“早期行书”比较一致： 可见传本或有临摹失真之处，但基本还是可以反映出钟繇行书的大体面目的。
钟繇《墓田丙舍帖》今存王羲之临本的摹刻，泼眼乍看，它与钟繇楷书《宣示表》、《荐季直表》并没有判若泾渭的差异。因为当时楷法尚未完全建立，钟繇的书迹都有些楷不楷、行不行的感觉，《墓田丙舍帖》不象人们对行书所希望的那样生动流转，《宣示表》、《荐季直表》字势时时倾侧，笔画常有行书意味(如《宣示表》中“曲折得宜"的“得”、“能有增益”之“益”、“以为今者”之“为”“恐不可采”之“恐”，《荐季直表》“委任得人”之“得”、“授以剧郡”之“授”“望圣德录其旧勋”之“望”、“勋”，等等。原因在于，此时的行书、楷书都距筚路蓝缕之时不远。
而仔细分辨也能发现，相对于《宣示表》、《荐季直表》来说，《墓田丙舍帖》字距较疏朗，字型长、扁参错，用笔闲雅。但是，三者没有彻头彻尾的分别。
钟繇行书的另一个视角是，从王羲之的行书去推想。有一种推断认为：“或许《姨母帖》就是羲之行书中最接近钟繇行书的一件作品。”理由是：钟繇时代，“行书作为新兴的书体，笔法规范当然未遑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当时行书权威的钟繇来说，既然八分书最妙，隶书笔法自当精熟，作行书，势必取资隶书笔法。即使钟繇欲立行书笔法，亦难摆脱隶书笔法在书写习惯上的束缚。”而《姨母帖》也正是隶意毕现的行书。《姨母帖》的结体似乎也比较吻合古人对于钟繇行书的描述：“杜度乃作稿书，钟繇更加精丽，谓之行书。其法以筋血为主，骨藏肉中，八面拱心。大忌横画，凡遇横画，皆变化使圆之。”所谓“八面拱心”就是说字势平整而不外张，横画收敛，“变化使圆之”，这是保证字形内敛的一一种手段。
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从继承钟繇衣钵者的书法去推想钟繇。萧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萧衍是钟繇的追随者，前文以及。而张怀瓘《书断》评萧衍书“状貌奇古，乏于筋力”，“无奇姿异态”。王世贞指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实以学元常之故也。”他还说学习方法也是个问题，“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则钟降而笨矣。”国那么，钟繇行书也都与“拙”、“笨”、“状貌奇古”、“无奇姿异态”沾些边。
通过上面的研究，可以对钟繇的行书有个模糊的印象。
王羲之书法与钟繇有显著的区别。就楷书来说，王羲之《黄庭经》比钟繇《宣示表》更显得主笔明确：钟繇《贺捷表》中有行书意味的翻飞笔势，王羲之《黄庭经》则完全泯为敛势。钟繇楷书的纵向笔画短促，字势横扁；而羲之引长纵画，使其挺直，字势纵立。这样，王羲之在钟繇努力建立楷法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楷法的进一步建立导致了 楷书、行书的更显著的独立，也就是字体特征也成熟了。将上面分析的钟繇行书特点与王羲之比较，可以认为：钟繇行书体势平正，字的各部分组成结构之间的主次关系不明确：王羲之行书的体态欹侧放纵，主次、朝揖、避就关系更明确。
另外，钟繇、胡昭行书的一个差别是“胡肥钟瘦”，而且瘦劲是钟繇行书比胡昭占优势的原因，“ 昭用笔肥重，不若繇之瘦劲，故昭卒于无闻，而繇独得以行书显。”而南朝人对钟繇、王献之书法的结论是“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在新的形势下，与二王行书相比，钟繇行书转而显得肥重，以致丧失了典范地位。虽然萧衍对宋、齐间人的认识不以为然田，但“今古既殊，肥瘦颇反”的确概括出当时的趋势。
唐代张怀瓘《文字论》比较钟繇、王羲之两家的行楷(张怀瓘谓之“真行”)说：“夫钟、王真行，一古一今，各有自然天骨。”他说钟繇行楷“古”、王羲之行楷“今”。南朝虞穌《论书表》谓：“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似乎能够帮助理解张怀瑾所说的“古”、“今”“古”就是“质”，“今”就是“妍”。张怀灌本人在《书估》中有这样的表述：“今妍古雅，渐次陵夷，自汉及今，降杀百等。贵远贱今，淳漓之谓也。”“今”是“妍”“古”是“雅”。大意近似，无非说钟、王行书一淳朴厚重，一轻纤明艳。
总之，钟繇的行书比较平正天然，为行书立下了基本的范式，风格比较朴拙敦厚：王羲之行书飞扬艳溢。又如《平生壮观》卷一所云：“上古书譬诸光音天人，未食得肥。至元常为清真雅正主，出规入矩，标举书之眉目：逸少为广大教化主，破觚琢雕，洗发书之精神。”而站在保守的立场上看，“工妙之至，至于如不能工，方入神解。此元常之所以胜右军、魏晋之所以胜唐宋也。”
钟繇行书发乎自然的天真烂漫，是后世无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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