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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从一开始是刻写的，主要载体是石头、兽骨、龟甲等坚硬的东西。客观上有两个方面限制着文字的发展，一是刻刀，尤其是甲骨上的刻横都是细且匀称的；二是载体相对稀有，兽骨、龟壳都不是寻常百姓之家唾手可得的物什。即使是贵族，在使用的时候也是尽可能的节省，目前发现字数最多的甲骨文也就四十来字，绝大多数的及其简练的短句。
到了周代青铜器的发展使得这一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从钟鼎文的篇幅是明显优于甲骨文的，一方面是叙事更加详细，一方面开始重视文体，讲究四字一句的对称和押韵。直到竹简、丝帛的出现才开始有了比较详尽的记载，先秦诸子也是基于这一重大发展才得以著书立说的。
丝帛轻巧但是过于贵重，竹简实惠但是过于笨拙，总体上在造纸术被发明之前，所谓的“书”是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之物。只有占据极小比例的统治阶层才有资格和实力拥有，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凭借占据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和人口），形成可以跟分封老贵族一较高下的政治力量。
三家分晋，田代姜齐，以及边陲的秦部族崛起，新兴的地主阶级迫切的需要相应的文化、学问来支持自己的政权统治。于是向来不被人提及的夏、商以及更古老的三皇五帝事，在战国之事纷纷为诸子援引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托古圣王之治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基本主张。随着著作的增多和传播，古语开始出现了割裂，一方面是便于书写，言简意赅的书面体，一方面是便于交流沟通，接近俗言的口头语。前者被称为文言文，后者被称为白话文。
我们可以认为文言文是对口头语的删减和修饰，古人决然不可能四个字四个字的说话，也不至于说句话还需得专门找词押韵。之所以出现言简意赅的文言文，一方面是竹帛太贵，另一方面是字太难写。于是不是很重要的内容便删减了，我们从大量的“通假字”实用上来看，许多同音通假字其实相当于现在不会写字标注的汉语拼音，至于异体字本质上就是错别字。也就是说，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口语是很难通过文字形式表达出来的。
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争议问题历史上较为明确的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唐代建国之初，以韩愈为代表反对魏晋时期的骈文，提倡接近口语表达的散文体。骈文讲究对账和声律，四字六字相间，也被称为“四六文”，其言华辞藻具有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但却因为过于注中形式，而偏离的语言的实用性。第二次发生在近代，以胡适为代表反对自先秦至晚清的书面体，提倡利于大众交流的新文体。
虽然两次被称之为“白话文”，其中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唐代白话文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寺庙，他们面向大众采用图画、唱故事的方法来宣传教义，这是古代白话文的早期形态。宋代出现了“语录体“的白话文，有禅宗师徒对话录，二程门人言论记录等。宋元时期出现的说书人，他们使用的话本也是近似白话的文体。实际上，白话文的发展，是文化一步一步面向大众的发展，古代的文言文距离普通百姓是比较遥远的。
先秦诸子、两汉辞赋、魏晋骈文、唐宋古文、明清八股，史传散文都属于文言文的范畴。如果没有白话的翻译、注释、讲解，我相信很多人对传统文化是望而止步的。即使是明清时期的章回体小说，比如四大名著这种半白话半文言的文体，在今日读来也绝不是通俗易懂浅显直白的。晚清的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提出：“崇白话，废文言”有“八益”，可以“省日力、免枉读、便幼学、炼心力、便贫民”。白话文在文化传播中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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