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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史春波 发自北京
北京南，距离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不到十公里。
我和阿生是在附近的一家餐馆碰面的。4月15日，阿生和他的乐清老乡们聚会，到处是海鲜和听不懂的温州口音。
他们大多是80后，脖子上挂着链子，头发打着蜡，做着酷酷的发型。饭桌上，他们聊的最多的是，有没有找到安定的厂房，谁谁又搬出了北京。
在这家餐馆的不远处，就是红火了几十年的“浙江村”。如今，它一片沉寂，拆得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敢闯敢拼的温州人背着缝纫机，告别家乡，告别亲人，不断挤上了通往首都的绿皮火车。
在丰台区南苑乡一带，他们租房屋，做服装生意，逐渐形成了北方最大的服装生产和批发的基地——“浙江村”。最多时，居住人数达十万人，他们中大多是阿生这样的乐清人。
如今，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推进，市场清退，产业转移，闻名京城的“浙江村”消失，阿生也和老乡们一样，告别了这里。
一个普通家庭的聚散离合，是时代洪流中一朵浪花。在分离之后，这些“东方犹太人”又会在哪里聚集？
到北京去
从乐清到北京，阿生是在和父母的一次次相聚别离之间长大的。在他从小的印象里，北京是个遥远的地方，需要坐三天两夜的火车。
阿生的父母是第一批出去做服装生意的乐清人，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特别让嗅觉敏锐的温州人躁动不安。
阿生的父母，先是到了银川，再到北京闯荡。
第一批会做裁缝的乐清人，背着缝纫机头，坐着绿皮火车，抛家别子，来到了首都。他们在丰台区的时村、果园村一带落脚，那时，这个地方还是北京的城郊接合带。
阿生的父母就在人潮里。他们一开始都是从简单的衣服做起，比如做裤子，做衬衫，然后天没亮就摆摊，或者扛着麻袋去叫卖，在大栅栏，西单，王府井，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985年，浙江人在北京做生意像做贼，摆地摊时东躲西藏。很多人摆了半年地摊后，就能在王府井租一个柜台。
当时生意很好，自己做的衣服不够卖，到别人家去收又怕不能保证质量等，于是就找来了家里的亲戚。
阿生家也一样，他的亲戚朋友就有很多，陆续告别家人，涌到了首都。
1988年以来，他们开始形成拳头产品：皮茄克。
在以后的两年里，大批东欧和俄罗斯客商直接入村采购，当时每户几乎都有过三四天连续不睡觉赶活的经历。
“刚来北京创业时，确实很辛苦。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许多乐清人的发家经历。”阿生总是能听到父辈们这样的故事。
渐渐地，这一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聚居区，最多时有十万人，大家都叫它——“浙江村”，其实里面大多是温州乐清人。
虽然，在北京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也遭遇过一次次地清理和整顿，但也是一次次地散了又聚。
习惯的相聚
1985年出生的阿生，在12岁那年，第一次来到北京看望父母。在老家，他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在亲戚家寄住，或者在老师那儿全托。
阿生选择了在北京读大学，这样可以和父母在一起，毕业后，他就跟着父母做服装生意。
如今，和父辈一样，阿生已经习惯了北京的生活。这里似乎和他的老家，差别不大，除了气候。
和大多数温州人一样，他们家早就在北京买了房子。
在北京丰台区木樨园附近的楼盘，如康泽园、珠江骏景等，住户大部分是温州人，其中珠江骏景里温州业主的比例高达70%。小区周边布满了温州人开的诊所、幼儿园，以及专营温州菜的菜场。
菜场里可以买到温州人喜爱的海蜇皮、虾米、蛏子等。这些海鲜多半是他们派车从青岛、秦皇岛等地购进的，还有些是专门从温州本地运来的。
住的人中，有很多还是亲戚朋友，老乡们一起经商，一起生活。一到晚上，楼下停的都是温州人的豪车。
附近的一些海鲜酒楼，也被温州商人承包下来后萧条的生意立刻红火了起来，成为温州老板们请客的聚集点。这里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温州。
但是，这样的习惯，稳定的生活，还是被打破了。
2014年5月18日，北京大红门市场首批商户正式入驻河北白沟。新华社资料图片
告别，寻找新场地
“我们回老家吧”，在北京打拼了二三十年后，去年底，阿生的父母选择了回到老家。
与以往不同，这是一次带着伤心的告别。
和三十多年前他们刚到北京的时候相比，今天的首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样，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面临的矛盾更加严峻。
为了更好地建设和管理首都，“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之前，关于“浙江村”的市场清退，产业转移等消息不断传出。去年底，在一次次的传言后，落地了。这是史无前例的力度。
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阿生他们需要快速地搬离，告别这个他们流过汗水，仍充斥着欲望和梦想的地方。
那些天，他就像打仗一样。甩货，搬家，怎么安排几十名工人，如何寻找新的场地……
这些都是头痛的问题。
当然，他的父母比他更惆怅。毕竟，他们的感情不一样，是几十年来一次次跨越千里的迁徙，让这片原本荒凉的土地换成了繁华。如今，他们要离开了。
阿生的父母就回到了老家乐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忐忑，惶恐，气愤，到后来的坦然认同。
离开已是大势所趋。他们明白，属于他们的那个年代和使命结束了。而另一个年代已经开始。
当然，不管父母还回不回北京，新的时代里，责任和梦想已经悄然落在像阿生这样的新一代身上了。
阿生相信，这次告别以后，他和他的老乡们还是会在另一个地方聚集，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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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后的阿生，搬到河北廊坊谋转型
这大半年里，像人的心一样，阿生的工厂也开始一次次不安地搬迁。
最终，他把地址选在了河北，这里有一个浙商服装园区，越来越多的温州人重新相聚。
在北京和河北之间穿梭，阿生开始努力重新开始。
在北京城南的一幢商业楼里，阿生的朋友阿星则搬来了这里。“这也是暂时的”，他这样和钱江晚报记者说。
不管是不断的寻找，还是暂时的落脚，都是为了在新的时代里实现新的梦想。
“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别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在朋友圈里，阿生给他有着相同遭遇的朋友们写了这样一段话。
换个地方再相聚
从去年底到现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阿生的服装厂已经搬了好几次，这让他有些心力交瘁。
搬一次，又要面临一次拆迁。“没想到会拆得这么彻底”，他说。
在北京，如果租完全正规的厂房，成本太大了。这么多年来，温州的服装商们大多会选择一些厂房。
不过，在经历了一次次痛苦的搬迁后，最终，阿生选择了距离北京东南50公里的河北廊坊，这里，一名浙江商人开发了一个服装产业园区。
早在十年前，这名叫卢坚胜的商人就这样说：“很多企业面临着拆迁，那么拆迁后怎么办，出路在哪里？‘浙江村’里的服装企业需要有一个可以让他们继续生产和经营的场所，需要有一个让他们企业进一步发展、做大做强的平台。”
城市发展的催化、产业升级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大规模、高起点、具有长远规划、配套设施健全的专业服装产业市场亟待建立。
十年后，这名浙江商人的话应验了。
这个月，和很多朋友一起，阿生搬到了这里，他租了4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年租金需要七八十万元。这几天，他的工厂正在装修，安顿了100多个员工，希望下个月就能开工。
从北京到厂区，需要一个半小时，阿生打算就住在厂里，一切重新开始打拼。
“还是挺欣慰的，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他说。这段时间，他也给公司做了一些规划和完善，走高端化和品牌化的路线。
“这也是一种倒逼转型吧。”他说，若干年后，这个新的园区很可能成为另一个更规范更先进的“浙江村”。
各奔东西
阿生的朋友们，有的已经像他这样安定，很多也还在寻找安定的路上。
4月中旬，北京城南的一个商业楼下，朋友阿兴已经租了两个店面，挂上了纺织面料的招牌。在周围，类似的还有好几家，都是从“浙江村”疏解的。
“这里也是暂时的，还要搬。”阿兴说，他还在寻找更合适的场所。同样，因为面临一次次的拆违，这半年里，他的仓库也搬了四五次，损失就不用说了。
很多温州人则更彻底，搬离了北京，各奔东西。比如阿生的一个朋友搬到了沧州，家在北京，和家人过起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现在，温州老乡们的每次聚会，他们也总会聊起这个话题，“那个谁谁谁，也搬走了。”“那个谁去哪里了。”
每一次离开，大家总会聚在一起，喝一场酒。
阿生说，据他们不是官方的统计，已经有1000多家小的服装企业搬离了。“有的搬到了江苏，有的回到老家，有的改行，都分散出去了”，阿生这样说。
阿生认为，聚聚散散，都是很正常的事，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你只有去适应它。在这个时候，老乡们也特别的抱团取暖，互相鼓励。
团聚是个愿望
虽然，生意已经安定。但对于儿女，阿生是愧疚的。这其实也是很多在外温州老板的辛酸。
阿生有两个孩子，女儿读小学了，暂时陪在他们身边，不过明年，就要被送回老家，因为要留在北京读书太难了。他五岁的儿子则已经放在了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
寄宿，全托……阿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就是我的翻版。”他说，童年是一个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陪护。只是，和他的年代比，交通更方便了。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不要再做这一行了，太辛苦。”阿生这样说，很多温州老板外人看来很风光，但其中的辛苦只有自己清楚。
就是在和孩子的一次次聚散中，阿生开始和父辈类似的征程。
阿生也想过回到老家温州，这样能和家人团聚，当地政府也有过招商活动。“我们乐清也很重视服装产业，建设了一个工业区，有机会，我们也想回去创业，毕竟是自己的家乡。”
但是，他说，他还需要努力。他给朋友们推荐了一部电影《神秘巨星》，“有梦才会想，有想才会做，有做才会实现。”他这样说，“这就是温州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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