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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诗夫早严驾》:“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飞观百余尺》:“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白马篇“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要。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诗中富含的这种悲壮慷慨之气，从思想的角度说，是其真实的优国爱国的思想的反映；从艺术的角度说，是他主张“诗以咏志”的体现。文尚秀丽，同雅好慷慨一样也是建安文学时风所尚，更是三曹所长。正如沈约所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成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但公平而论，曹植的文才较其父兄的确又胜一等。
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三国志·曾植传》);刘勰评说，“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型巧，随便生趣，执督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文心雕龙章表》);钟嵘认为，植作“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而不群”(《诗品》);等等，都是很有道理的。曹植诗作，尤善托物起兴。诸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由登台北望，想到《诗经晨风》.从而引发怀人之情，遂有“离思难任”、“过庭长吟”、“伤心”之语(《杂诗》)“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
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赠丁仪》)，凄凉之情和好友之间心照不宣的话语尽含其中，从而使当事人自然明白形势维艰，不仅不要为得不到封赏而不安，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前途难ト;“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道”(《箜引》)，用疾风吹日形容光阴飞驰，殊有另种洞天；“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生动地透视出作者的认识，大难临头，没有权力，只靠多交朋友是没有用的；等等。曹植诗作，韵律整齐，重视对仗，富有音调美。如：“春鸠鸣飞栋，流飚激棂轩”、“薇養弗充虚，皮褐犹不全”、“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赠徐幹》)“仰手接飞孫，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別若豹螭＂(白马篇》)，“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公宴》)，对仗甚工；“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韵律流畅；“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唏”＂(《情诗》)，已知平仄之用。曹植诗赋，文尚秀丽，因而亦善雕琢。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说，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诗薮》内编卷2)。这一点，尽管对六朝骈体文的形成不无影响，但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说，骈文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偶然，它不仅只有负面作用，堆砌典实，炫耀辞藻；也有积极一面，促进人们为文注意文采，重视文章对仗、韵律之美，提高了文字表达的艺术水平。没有这样一个阶段，很难想象会有唐代律绝的成就，也不会有韩愈的散体文提出，从而使中国文学艺术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讲到文辞秀丽，不能不讲曹植的《洛神赋》。曹植在《洛神赋序》中说，“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日宓妃。
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这说明曹植是仿宋玉(《神女赋》而构制此赋的。赋中叙述了一个人神相恋的故事。结构之精，想象之富，遺词之佳，分寸之适度，均藤善美。无疑，它的艺术魅力，全在其文辞的秀美。《洛神赋》是爱情故事，直可按照曹植《序》中所言理解，无须另外描测。或谓这是“感甄”而作，全属臆断，不可为据。始作俑者是李善的《文选注》李善引《记》说：“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丕)，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丕)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下。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资植。
植还渡報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我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讫，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一，曹丕纳重氏时，曹植只有十二周岁，不可能对甄氏产生很深的恋情；第二，兄弟异趣，防范很深，曹丕由五官中郎将而太子，曹植也不可能有爱甄的奇想；第三，至于说曹丕将甄氏遗物送给曹植，并明“荐枕”之意，这不仅不合人之常情，而且言近荒谬。
郭沫若说：“子建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嫂子曾经发生过爱幕的情绪，大约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吧。不然，何以会无中生有的传出这样的“佳话＇?甄后又何以遭谗而死，而丕与植兄弟之间竟始终是那样隔阅？”后来，郭沫若作剧《洛神》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写的。作如此推论，直把曹丕、曹植兄弟间水火不容的斗争推原到对同一个女人的爱上，把甄氏失宠被系的原因也归结到风流韵事、属意他人上，实在难以荀同。最后需要谈一点的是关于曹植对五言诗的贡献。今人或谓“曹子建的成就，在于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基础的人”。
实则五言诗的确立全为时代产物，并非一人所为，至多能说某些人对于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颇难说是某人莫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历史证明：第一，曹植之前已有很好的五言诗作，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诸多脍炙人口之作。这些五言诗，时代不会晚于曹植，水平也不亚于曹植。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也＂(《文心雕龙明诗》)，当然是有道理的；第二，他的老子曹操和同时的诸多文人都有很好的五言诗(五言乐府和诗没有绝对的界限)。曹操《苦寒行》、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王粲《七哀》等等，内容与形式均一时之秀。
正因如此，论者对于曹操作五言或谓“第一高手”(清人陈祚明语)，或谓“千古诗人第一之祖”(清人方东树语)，或谓“格调古朴，开唐五言之端”(清人王尧衢语)。对于王粲的五言作，钟(诗品)列为“上品＂第三，古人论五言，没有称曹植为第一者。宋人张戒曾谓“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岁寒堂诗话》)卷上)，其意本为最好，而不是第一个的意思，且同《古诗》相并。明清人虽然极誉曹植，但也不及“第一＂。当然，不言其为第一人，并不等于否定其对于五言诗的贡献。曹植的五言诗，既善言事，又善抒情，锻炼字句，富有文采，工于起调，注意对仗，确实对后代五育诗的发展、对后代诗人包括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其一。其二，不言其为第一，并不等于否定其历史地位，只是不那么绝对，而是把个时代的诸多大家放在一起，视为共创辉煌，共同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莫定了基础。于此，我认为，郭沫若的下面一段话是对的。他说：“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是有着划时代的表现的。辞赋脱离了汉赋的板滞形式与其歌功颂德的内容(引者按：不完全是)，而产生了抒情的小型赋。诗歌脱离了四言的定型，而尽量乐府化，即歌谣化。另一方面把五言的新形式奠定了下来。这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共同倾向，也就是他们的共同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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