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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韩国电影佳作不少，但凡涉及历史题材，总是格外摇曳多姿，从《大极旗飘扬》、《高地战》到《向着炮火前进》，再从《最终兵器弓》、《海盗》到《鸣梁海战》，透射出的是历史、思想、文化背后自我认知的不断升级。
李石勋的《海盗》被认为是韩国首部海洋冒险电影，走的是《加勒比海盗》的轻喜剧路线，却非要在虚构故事中塞入宏大的历史背景，导致全片的节奏紊乱，人物性格跳跃太大，如金南佶饰演的男主角张思正在威化岛李成桂账下效力时，是一个正直的武夫形象，敢于面斥主帅是“乱臣贼子”，反出大营落草为寇后，却变成了一个不修边幅的混世蟊贼，孙艺珍的如月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海盗，火并了喜欢滥杀的首领，与张思正一道担负起寻找明朝所赐玉玺、维护国家尊严的使命。
大历史格局中的高丽困境
在表面煽情的冒险故事背后，贯穿全片的是高丽与朝鲜更替时期，与老宗主元朝和新兴的明朝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高丽受宋朝文化影响很深，最初与蒙古乃至元朝的关系并不和睦，蒙古军曾经七次进攻高丽，所到之处，多所残灭，直到元世祖忽必烈时，高丽才终于臣服，此后高丽军队还参加过元军对日本的征伐。高丽与元朝关系的恶化是在元末大起义爆发之后，公元1356年，随着元朝力量的衰微，高丽恭愍王逐步采取去元化措施，废止了元朝借以干预高丽行政的“征东等处行中书省理问所”，6月中止使用元朝的年号，7月恢复高丽传统官制，同时派军北进，准备乘元末丧乱之机掠地。
这一年，高丽的枢密副使柳仁雨率军渡过鸭绿江攻击了公元1258年蒙哥汗南侵时所设置的元朝双城总管府，千户吾鲁思不花（原名李小春）开门迎降，守城的世袭总管赵小生逃走，吾鲁思不花随即恢复原名效忠高丽，其子李成桂就是电影《海盗》中威化岛回军事件的主角。此后，高丽军队陆续攻占“和、登、定、长、预、高、文、宜及宣德、宁仁、辉德、静边等镇，” 并占领合兰府，改置咸州。
公元1368年，明军北上攻克大都，传统意义上的元朝宣告灭亡，残余部分称为北元。这段时期，高丽恭愍王的外交政策逐渐转为亲明，公元1368年11月曾派赵子温出使明朝，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礼遇，此后双方使节往来不断，恭愍王的奏章中并有“乘篆膺图，复中国皇王之统，体元居正，同万邦臣妾之心”等推崇明朝之语，并自称“臣邈处东表，顺望北辰，虽未参称贺之班，愿恒贡蕲倾之恳”，朱元璋则颁下诏书册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仪制服用许从本俗”，甚至允许高丽文人参加明朝的科举考试。公元1370年6月的诏书就有“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的规定，高丽人金涛甚至进士及第，被授为东昌府安丘县丞，这些都说明恭愍王时代的高丽已经归命于明朝，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从公元1370年开始，高丽正式使用洪武年号。
然而由于亲元势力的存在，高丽内部的矛盾并未因附明而缓解，朱元璋曾派使者林密、蔡斌前来高丽索马二千匹，恭愍王要求仍据守济州岛的蒙古人提供，后者只愿出三百匹，恭愍王遂派心腹大臣崔莹为杨广、全罗、庆尚道都统使，率军2万余人分乘350艘船只攻取济州岛，这一行动因被视为对明朝的过度妥协，引发部分朝臣不满而形成叛乱的导火索，公元1374年恭愍王被宦官崔万生等人杀害，守门下侍中李仁任另立年幼的辛禑为王，高丽从亲明一变而为附元。公元1377年北元册封辛禑为高丽国王，辛禑随即下令停用明朝洪武年号，改用北元宣光年号，同时下令“中外决狱，一遵至正条格”。
高丽与明朝关系很快从破裂走向战争，当时的北元丞相、太尉纳哈出聚众20万于金山（勃勃图山，在今吉林双辽东北）屡为边患，且欲联合高丽攻明之定辽卫，公元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和蓝玉为左右副将军发兵围剿，2月，蓝玉轻骑奔袭庆州，取得大胜，3月，冯胜留5万人守大宁，自率主力前出辽河东，纳哈出自知不敌，以残部归降。北元势力扫除后，明朝的户部向高丽发出咨文：“以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其土著军民女真、靼鞑、高丽人等，辽东统之，铁岭以南旧属高丽，人民悉听本国管属，疆界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复有所侵越”。
公元1388年2月，明朝的户部侍郎杨靖将这份咨文带到了高丽，明确表示要接管铁岭以北地区，禑王对此极为不满，派密直提学朴宜中到明朝阐述高丽的观点：
“铁岭迤北，历文、高、和、定、咸等诸州以至公山佥镇，自来系是本国之地。┅┅铁岭之山，距王京仅三百里，公山佥之镇，即边界非一、二年，其在先臣，幸逢昭代，职罔愆于侯度，地既入于版图，┅┅遂使数州之地，仍为下国之疆”。
对这份表面谦恭实则充满谎言的所谓奏章，明太祖朱元璋做了义正辞严的驳斥：
（铁岭）旧既为元所统，今当属于辽。况今铁岭已置卫，自屯兵马，守其民，各有统属，高丽之言，未足为信，且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为其自生衅端也，今复以铁岭为辞，是欲生衅也，远夷小邦，因宜不与之较，但其诈伪之情，不可不察，礼部宜以朕所言，咨其国王，俾各安分，勿生衅端也。
明朝的绝决态度令禑王恼羞成怒，他与大臣崔莹密议武力攻辽，高丽间谍也有报告说“辽东兵悉赴征胡，城中但有一指挥耳，若大军至，不战而下“。于是，1388年4月任命崔莹为八道都统使，曹敏修和李成桂分为左右统军使，集众10万侵犯明之辽东，当年5月7日，高丽军渡过鸭绿江，以威化岛为基地发动进攻，这就引出了电影《海盗》开头的一幕。这段历史由于颇多曲折，又搀杂多方利益纠葛，恩怨难明，但高丽在明朝和北元之间叛服无常，无论在国家形象还是外交策略上都不成功，武力攻辽更是明目张胆的侵略，又无战胜之望，因而军心怠惰，惧战思归是人之常情。
崔莹，高丽名臣，由于2012年李敏镐的那部《信义》而为部分中国人熟知，他在恭愍王时期已经手握兵权，外抗倭寇，内平叛乱，都有战功，为人精明且有军事才能，何以在辽东之战中变成一个刚愎的妄人令人费解。
曾被纳哈出称为“年少而用兵如神，真天才也”的李成桂出征之前就有谏阻，极言攻辽有四不可：
一、以小逆大一不可；
二、夏月发兵二不可；
三、举国远征，倭乘其虚，三不可；
四、时方暑雨，弓弩胶解，大军疾疫，四不可。
这个正确意见得到左统军使曹敏修的支持，但禑王一意孤行，坚持攻辽，崔莹则耍两面派，表面倾向李成桂，暗中却怂恿禑王发兵，战争遂不可避免。禑王亲至平壤，督促大护军裴矩在鸭绿江上建造浮桥，担任先锋的泥城元帅洪仁桂、江界元帅李蕤深入辽东，杀掠而还，得到禑王的赏赐，但高丽军队整体士气低落，李成桂也说“由此至辽东，其间多有巨川，似难利涉”，又遇涨水，“漂溺者数百”，在给崔莹的报告中，李成桂强调“军多饿死，水深难以行军，请速许班师”，但禑王和崔莹置之不理。
在进退无据的情况下，李成桂与曹敏修召集诸将，决意另寻出路，“若犯上国之境，获罪天子，宗社生民之祸立至矣，予以逆顺上书，请还师，王不省，莹又老耄不听，篕与卿等见王，亲陈祸福，除君侧之恶，以安生灵乎？”诸将皆曰“吾东方社稷安危，在公一身，敢不惟命！”
以当时情势来说，李成桂举兵回师是自救救国的无奈之举，高丽军号称10万，实有兵力不过38830人，另有随军杂役11634人，合计不过5万之众，当时明朝国势正盛，北元的纳哈出聚众20万尚且被击灭，禑王想以5万饥疲之众夺取辽东岂非天方夜谭？
《海盗》借张思正这个角色力挺主战派，对李成桂多有谴责，这是一种过于情绪化的表达，李成桂回军当然有个人野心因素，但他对形势的分析是客观的，退军的理由是充分的，李成桂认为争取铁岭之地，应是“奉表启禀，策甚善也”，策略上也比禑王和崔莹的强攻硬取要高明得多，真正违背军心的其实是张思正，难道非要打一场兵连祸结的不义之战才算尽忠王事？
李氏朝鲜与明朝的恩怨纠葛
李成桂威化岛回军时，禑王正在成州温泉行乐，得到曹转使崔有庆的密报之后才狼狈奔还，随从沿路逃散，仅余50余骑，李成桂回国夺权之后，废禑王另立其子昌为君，后又再立高丽王族原府院君王钧之子王瑶为恭让王，当然这只是个傀儡，三年后，李成桂终于建立李朝，高丽就此灭亡。
《海盗》通篇基调是反李朝的，似乎认为高丽才是正统，不但讽李成桂“得国不正”，有“卖主求荣”之嫌，更由于李成桂由来已久的亲明态度，极尽丑化之能事，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正统的高丽其实也只是北元的忠实奴仆而已，禑王曾经对北元的使臣说：“丞相（纳哈出）与吾先君称兄弟，吾以父事之”，这算不算认贼作父？更可笑的是，高丽禑王用武力无法夺回的铁岭之地，由于李成桂的亲明政策，明朝反而默许李朝暂时控制，这就是李成桂所谓的“以小事大，保国之道”。
从法理上说，公元1371年，元朝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及钱粮兵马奉表于明太祖之后，明朝就已经正式接管了元朝辽阳行省的全部领土。同年7月，明朝设立辽东卫指挥使司，调指挥佥事马云和叶旺由登州渡海，在旅顺口登陆，全面接管辽东，并用三年时间重建了一座雄伟的辽阳城。公元1375年又将定辽卫改设为辽东都指挥使司，以辽阳为治所，辖有25卫2州，管理东至鸭绿江530里，西至山海关1050里，南至旅顺口730里，北至开原340里的广袤地区，《辽东志》对其战略地位则有这样的形容“东逾鸭绿而控朝鲜，西接山海而拱京畿，南跨漠渤而连青冀，北越辽河而亘沙漠”。高丽在恭愍王时期曾经试图从元朝手中夺取这片地区，公元1369年，高丽东北面元帅李成桂、西北面元帅池龙泰领兵围攻辽阳，粮尽而退，李成桂大约就是在那时形成了辽东不可擅攻的认识。
公元1387年3月，明朝在辽东都指挥使司之下设置铁岭卫指挥使司，先由指挥佥事刘显“招抚鸭绿江以东夷民”，接着又派遣指挥佥事侯史家奴领步骑二千至斡朵里（在今图们江畔）设立三万卫，后因当地人烟稀少，粮饷不继，又改置铁岭卫于铁岭城（即今沈阳市东南奉集堡），公元1393年，又将铁岭卫迁至银州附近，并将银州改称铁岭，这些其实都有利于后来李朝在这一地区的渗透。
不过，李成桂的曲意事明在如今的韩国社会氛围中并不讨喜，《海盗》借张思正之口对他的指责有两点：一是不该接受朝鲜的国名，二是不要以明朝所赐的玉玺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这纯粹是一种民间史观。
首先，李成桂以权臣而夺高丽江山，为堵悠悠众口亟盼明朝的一纸藩封，实是情理之中，从1392年7月起，李成桂多次以军民拥戴的名义上表明廷，要求册封，并有“窃念军国之务不可一日无统，择于宗亲，无有可当舆望者，惟门下侍中李成桂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臣等咸愿推戴，令知密直司事赵胖，前赴朝廷奏达，伏启照验，烦为闻奏，俯从舆意，以安一国之民”等语，明朝允许李成桂“权知军国事”，并要求“国更何号，星驰来报”，李成桂这才提出“臣窃思惟，有国立号诚非小臣所敢擅便，谨将“朝鲜”、“和宁”等号闻达天聪，伏望取自圣裁”，明朝认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
可见朝鲜国号是李成桂自己提出，而非明朝强行授予，《海盗》之所以对此饱含敌意，是因为这个国号源于中国商末的贤臣箕子，后者有“殷末三仁”之称，与比干齐名，商亡之后，他率殷商遗民东迁，“违衰殷之运，走之朝鲜”，被认为是朝鲜最早的开发者，他所建立的国度曾被日本江户时代的史学家林鹅峰称为“东方君子国”，但当今韩国的不少学者否认这段历史，更不承认箕子的存在，因此借张思正之口说出那番似是而非的道理就毫不奇怪了。
李成桂得明朝允许“权知军国事”，意味着他的统治已具有合法性，当然未能获得印信也是事实，公元1393年他在奏章上就有“一国臣民战栗惶惧，咸请国王钦遵施行。见今虽称国王名号，窃缘未蒙颁降诰命及朝鲜国印信，一国臣民日夜颙望，仰天吁呼”等语，朱元璋曾让礼部给出答复：“今朝鲜在当王之国，性相好而来王，顽嚣狡诈，听其自然，其来文关请印信诰命，未可轻与。朝鲜限山隔海，天造地设，东夷之邦也，风殊俗异。朕若赐与印信诰命，令彼臣妾，鬼神监见，无乃贪之甚欤？较之上古圣人，约束一节决不可为。朕数年前曾敕彼仪从本俗，法守旧章，令听其自为声教。喜则来王，怒则绝行，亦听其自然。尔礼部移文李成桂，使知朕意”。这番话的核心意思其实是给予了朝鲜高度的自主权。
《海盗》给李成桂扣上的另一顶大帽是搜括勒索，阿谀明朝，即影片中所谓的明朝索要500宫女和200宦官一事，这倒非虚构，李成桂及后代的数世君主对明朝奉事唯谨确是事实。
公元1392年，明太子朱标去世，李成桂亲为服丧，又下令“停乐十三日，禁屠三日，停嫁娶一月，停大小祀十三日”，并献马1000匹。明朝的其他属国都是三年一贡，李成桂改为一年三贡，后来甚至改为一年四贡，李成桂在位7年，总计遣使来明56次，平均每年8次，而明朝使者前来只有9次，平均每年1.3次，相比要少得多。公元1408年，明成祖朱棣遣使到朝鲜强索处女，“有生得好的女子，选拣几名将来”，当时的李朝太宗专门设置“进献色”，甄办此事，共得5名处女，但明成祖大不满意，翌年又遣使斥责“去年你这里送将去的女子每，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都不甚好”，李朝闻命之后，下令国中禁止嫁娶，强征处女，一时“民间哭声载路，以为送葬”。强征宦官也有其事，如公元1403年，明成祖要求李朝提供“年少无臭气火者六十名”，李朝进贡了三十五名，明成祖要求再选，数量则达三四百之多，李朝太宗曾对明使叹道“此物无种，岂可多得！”
《海盗》对朝鲜藩属地位不满，这可以理解，但影片所维护的也是一个相当抽象的理念。在明与朝鲜的关系中，朝鲜所获得的实际收益要远超外交礼仪上的付出，尤其在倭寇入侵的危难时刻，明朝还曾仗义援手，挽狂澜于既倒，因此今天的韩国电影将明清两朝不加区别的视为与日本一样的大国压迫者，既割裂了两国的文化传承，更违背史实。
《海盗》号称韩国首部海洋冒险电影，但它所映衬出的襟怀、气度和格局都非一个海洋大国所应有，我们看到的只是大众消费文化对历史的再包装，籍海洋以自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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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二：聊聊科技，谈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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