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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饮中八仙歌》，描绘了当时酒中八大仙人“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燧”的平生醉趣，表现了他们嗜酒如命、放荡不羁的性格；晋魏时期“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他们七人常在竹林之下，唱歌纵酒，肆意酣畅。这些文人墨客与酒的情缘，流传到后世，令人敬佩不已，但也容易给人误会，以为大诗人都擅长饮酒，酒量越大，诗才越大，好像个个都是李白“斗酒诗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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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悉的伟大文学家苏轼，对此就有过评论。苏轼与其弟苏辙说过“与文人一起文会宴饮，人家常以韩退之‘高士例须怜曲蘖’相劝。韩退之这句诗，毫无道理，好像文人学士都得喝酒。更有些末流文士，捧出韩退之这句诗，好像只要能喝酒，就是文人学士；酒量越大，好像诗才越大；有太白之酒量，好像便有太白之诗才，简直胡说八道。”苏轼作为一名文学家，享誉天下，他说出这样的话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苏辙亦说历史上有名的酒徒，晋朝刘伶、阮籍之徒，都有不得意的痛苦。
那么苏轼酒量如何呢？苏轼在他的诗中就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在《次韵乐著作酒》中说到“少年多病怯杯觞”，可见他年少时酒量比较小。苏轼步入官场，要应酬的酒宴自然就越来越多。宴席上，苏轼可以作诗，但是酒却疲于应付，因此他采取了措施，就是“饮不尽器”。苏轼只求半酣，不求一醉。就算酒瓶里、酒杯里还有酒，只要饮酒量到了，苏轼就不再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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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例须怜曲蘖”，这是那些末流文士拿来为喝酒辩护的诗句，苏轼看不惯，他认为“曲蘖未必高士怜”，即使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也写得不妥，试问路逢曲车便馋得口水直流，几口酒下肚便在大庭广众脱帽露顶，内心如此混乱，竟能成仙成佛？太过夸张，便少了情趣。于是他作了一首《谢苏自之惠酒》：
高士例须怜曲蘖，此语常闻退之说。我今有说殆不然，曲蘖未必高士怜。醉者坠车庄生言，全酒未若全于天。达人本是不亏缺，何暇更求全处全。景山沉迷阮籍傲，毕卓盗窃刘伶癫。贪狂嗜怪无足取，世俗喜异矜其贤。杜陵诗客尤可笑，罗列八子参群仙。流涎露顶置不说，为问底处能逃禅。我今不饮非不饮，心月皎皎常孤圆。有时客至亦为酣，琴虽未去聊忘弦。吾宗先生有深意，百里双罂远将寄。且言不饮固亦高，举世皆同吾独异。不如同异两俱冥，得鹿亡羊等嬉戏。决须饮此勿复辞，何用区区较醒醉。
陶渊明弹无弦琴，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轼饮酒亦如是，只求酒中之乐趣，不求一醉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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