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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经典，寻找古代先贤快乐阅读的真知灼见之《幼学琼林》
经典呈现：多才之士，才储八斗；博学之德，学富五车。
经典感悟：《南史·谢灵运传》：“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南朝宋国有谢灵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山水诗作家。他的诗，大都描写会（ku i）稽、永嘉、庐山等地的山水名胜，善于刻画自然景物，开创了文学史上的山水诗一派。他写的诗艺术性很强，尤其注意形式美，很受文人雅士的喜爱。诗篇一传出来，人们就竞相抄录，流传很广。宋文帝很赏识他的文学才能，特地将他召回京都任职，并把他的诗作和书法称为“二宝”，常常要他边侍宴，边写诗作文。一直自命不凡的谢灵运受到这种礼遇后，更加狂妄自大。有一次，他一边喝酒一边自夸道：“魏晋以来，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一种容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其中曹子建（即曹植）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一斗。”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除了佩服曹植以外，其他人的才华都不在他眼里，自我评价非常高。由此，后世便称才学出众者为“才高八斗”或“八斗之才”。如唐李商隐的《可叹》中有：“宠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唐徐夤的《献内翰杨侍郎》中有：“欲言温暑三缄口，闲赋宫词八斗才”等等。学富五车，出自《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说惠施是个有学问的人，道术很多，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拉。但是他说的道理却有许多是舛误与杂乱的，他的言辞也有不当之处。现在多用作褒义词，形容读书多，学识丰富。
经典呈现：三坟五典，乃三皇五帝之书；八索九丘，是八泽九州之志。
经典感悟：三坟五典，是指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三坟五典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杜预有注：“皆古书名。”《尚书序》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郑玄说，“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因此三坟即三皇之书，五典谓五帝之书。至于《八索》与《九丘》是指“八卦”与“九州之志”，一说是《河图》、《洛书》。 章太炎先生在《检论·尚书故言》中说：“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是说春秋时代齐国管仲将“三皇”时代泰山十二家石刻内容抄录下来，即称“三坟”。“五帝”时期的档案称作“五典”，孔安国在《尚书·序》中称：“五帝之书，称之‘五典’，吾常言也。”孔安国认为“五典”即“五帝”时期形成的档案。 除了“三坟”、“五典”，《左传·昭公十二年》又言，上古档案还称为“八索”、“九丘”。 关于“八索”，唐代学者孔颖达援引据传是孔安国作的《尚书·序》云：“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义也。”意为上古档案的“八索”即为“八卦”之书。 至于“九丘”，孔颖达解释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他认为“九丘”档案即中原九州之方志。贾逵说：“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
楚灵王说这话的“昭公十二年”是公元前530年。可否由“能读”，推断“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前代的文字读物。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
《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 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上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 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 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 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 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1999年9月9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经典呈现：书经载上古唐虞三代之事，故曰尚书；易经乃姬周文王周公所系，故曰周易。
经典感悟：《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意为“（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展平”；“书”即文字、文字记录、文档；“尚书”即“解密的王家文档”、“（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尚书是王和贵族讲的话。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见《应用写作》杂志1991年第3期，《中国最早的公文总集—— 尚书 》）《易经》也称《周易》或《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是中国最古老的占卜术原著，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说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姬昌）根据《河图》、《洛书》演绎并加以总结概括而来（同时产生了易经八卦图），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易经”一词包含两种意思：第一即《周易》。原名《易》。汉儒将《周易》（包括经、传）列为六经之一，故称《易经》。第二指《周易》中相对《传》而言的经文部分，传统认为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占筮书，古人以占筮方式向神灵卜问吉凶、用蓍草按一定法式推算出一定数目，依此数目定出阴阳爻，共求出六爻，可定出一卦卦象，然后依卦辞、爻辞而推测判断出所问事件的后果吉凶。卦爻辞或讲自然现象变化以比拟人事。或讲人事得失判断吉凶。据研究反映了奴隶制时代的社会生活，蕴含较深刻的理论思想。其朴索辩证的观点，表现为承认事物存在对立面，六十四卦由三十二个对立面组成，除纯阳纯阴的乾坤两卦外，每一卦都由阴阳爻构成，卦爻辞大量出现吉凶、得失、益损、泰否等对立概念。承认事物的互相转化，如《泰》小往大来，《否》大往小来。认为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转向其反面，《乾·上九》。“亢龙有悔。”其发展变化呈循环往复的规律，《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参见着作类“易经”条。经典呈现：二戴曾删礼记，故曰戴礼；二毛曾注诗经，故曰毛诗。
经典感悟：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大戴礼记》，亦名《大戴礼》、《大戴记》。前人据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序》所引郑玄《六艺论》“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之语，多谓其书成于西汉末礼学家戴德世称大戴之手。现代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推翻传统之说，论定成书时间应在东汉中期。它很可能是当时大戴后学为传习《士礼》即今《仪礼》前身而编定的参考资料汇集。该书原有八十五篇，但今仅存三十九篇。其余的四十六篇，即第一篇至第三十八篇、第四十三篇至第四十五篇、第六十一篇、第八十二篇至第八十五篇，至迟在唐代已亡佚。尽管如此，它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仍不可低估。其中多数篇章记述从战国到汉代儒家学派的言论，是研究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资料。《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朝事》、《公符》等篇，记录诸侯礼制，可补《仪礼》之阙。《五帝德》、《帝系》两篇载上古帝王世系，司马迁据以撰成《五帝本纪》，是探索史前史奥秘的珍贵文献。更有《夏小正》一篇，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月令，篇中被学者称作“经”的文字，据说传自夏代，生动具体地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一年十二个月天文星宿、气象物候的认识，在天文史、气象史、农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小戴礼记》亦称《小戴记》，即《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该书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者必读之书。《小戴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小戴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徒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小戴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小戴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小戴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仪礼》的篇数与作者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 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
《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牲》、《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 汉景帝时鲁恭王初好治宫室而坏孔子宅，得古《礼》五十七篇于坏壁之中，其中十七篇与《仪礼》相同，《奔丧》、《投壶》见于另外四十篇中，礼家将其录于《礼记》之中，得以流传，而其余篇章，因为藏之秘府，世人难得一见，后来散逸不传，称为“逸《礼》”。 朱熹撰有《朱子家礼》一书，他认为“《礼记》只是解《仪礼》”。阮元在《书东莞陈氏 学蔀通辩 后》说：“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五伦皆礼……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礼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礼折之，则人不能争，以非理折之，则不能无争矣。故理必附乎礼以行，空言理，则可彼可此之邪说起矣。” 《小戴礼记》全书以散文撰成，一些篇章饶具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小戴礼记》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最有名篇章，有《大学》、《中庸》、《礼运》（首段）等。《礼运》首段是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又称为《礼运·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词，不少地名亦取用此二字。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阅读经典 寻找古代先贤快乐阅读的真知灼见之《幼学琼林》”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