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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书法界中，王羲之的地位似乎永远高高在上，不可撼动，“书圣”这个称号，就是最好的诠释。说到王献之，虽然公认为一流的书法家，但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加上一个头衔：书圣王羲之的儿子。其实，王献之在晋朝当时乃至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地位是要高于王羲之的，甚至是当之无愧的一哥。然而两个皇帝，却无情地将他踢下了神坛。
也许有人不会相信王献之曾经名气更大过，那么我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王羲之的书法水平自不待言，而且就在永和十一年写下不朽名作《兰亭序》仅仅两年后，他就辞官回到会稽。当时的他在书法艺术上已经到了巅峰，然而仕途不如意，自觉了无生趣。
此时他甚至将朝廷的信件委托给学生任靖所写，而任靖的水平与王羲之的相差无几，一般人几乎认不出来。虽有一些瑕疵不如王羲之的，朝廷的人都以为是王羲之年老水平退步，并称为“末年书”。王羲之对这个学生也很满意，并且让几个儿子都跟着任靖学习，这就是“逸少亡后，子敬年十七、八，全仿此人书”。
这件事后来被曝光后，对于王羲之的名声大有损失，也直接到了当时人对他的评价。
然而，更重要的还是王献之书法水平的突飞猛进。王献之的书法，一开始当然是学习王羲之的，后来又学习其他名家，比如张芝草书。也许在气势磅礴方面，王献之不如其父，但是他的书法作品却有一个公认的特点——媚趣。这种媚趣不是阴柔的，而是阳刚的，是在雄浑险峻之处，呈现光彩照人的姿态。
那么，王献之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怎样呢？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作“盛极一时”。直接声称自己就是效仿王献之的书法家有桓玄、宋文帝刘义隆、羊欣、薄绍之、谢灵运、孔琳、邱道护、齐高帝萧道成、萧思活、范晔等等。特别是羊欣，在当时广收门徒，大力推行王献之的书法，使之发扬光大，影响深远。
在看书法名家的评价，梁朝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这里的逸少就是王羲之的字，将王献之说成“冠世”，地位应该是第一了吧？梁朝的陶弘景甚至认为“比世皆尚子敬(王献之)书”，甚至到了“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亦然”的地步。
然而，就在梁朝的时候，王献之的名气开始走下坡路，而他的父亲王羲之被抬高，始作俑者就是梁武帝。他在与陶弘景讨论时，提出了“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一下子将王羲之的地位抬高到王献之之上。不久，他再次抬高王羲之：
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此时，梁武帝还征求过陶弘景的意见。以前对王献之推崇备至的陶弘景，面对皇帝的质疑，完全不敢提出相反的看法，唯唯诺诺表示同意。
如果说梁武帝还只是在个人态度上倾向于王羲之，那么另一个皇帝则以巨大的影响力，颠覆了此前的排序，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王羲之疯狂的崇拜者，不惜重金征求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这还不算，他竟然对王献之大加诋毁，甚至到了失态的地步：
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枋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
由于他的个人好恶，极大影响了唐朝的看法。从此王羲之走上了书法界的最高峰，而王献之则再无翻身之地。尤其是在唐太宗征集字画中，大量的王献之的书法作品被丢弃，有些石刻甚至被铲掉名字，就是怕皇帝看见不高兴。
历史是公正的，此后的书法家，仍然对王献之推崇备至，没有任何一个评论家、著作家敢将王献之的作品排在一流之后。北宋书法家米芾仍然固执地认为王献之的水平就是自古以来第一，而张旭、怀素等都是学习他的书法而来。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连唐太宗自己的书法，一点都不像王羲之的，倒像是模仿王献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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