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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蔡楚生就迫于日军的搜捕，不得不夹杂在难民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耳闻挣扎在死亡线上婴儿撕心裂肺的啼哭，目睹一批又一批倒在路边的难民，他也一度因患上肺结核差点命丧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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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几年在抗战时期的亲身经历，让他满怀愤懑与同情之心，激发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于1946年夏完成《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剧本创作。此时的他，患着肺结核，离不开床榻，细致地安排分镜头拍摄，几乎所有的拍摄工作则交给了著名演员郑君里来完成，两人共同执导这部长达3个小时多的影片。
由于这部影片揭示了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揭露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腐败堕落，让剧组人员时刻面临着被国民党政府抓捕的风险，说这是一部用生命构筑而成的恢弘巨片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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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中国电影史上，没有哪一部影片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经费不足、物资和设备缺乏，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剧组人员没有薪水等等。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几个日本兵用枪逼着一群老百姓跳进河里。这个镜头是在制片厂后的臭水沟里拍摄的，当时正值深秋，扮演老百姓的演员一遍又一遍的跳下又臭又冷的污水中，忍着难闻的气味与寒冷，直至导演满意为止。
拍摄的艰辛程度甚于花费6年时光拍摄而成的86年版《西游记》。如此恶劣的拍摄环境让当时的很多人都不看好此片，有一位反动的文人还写了一副对联嘲讽拍摄此片的昆仑影业公司，上联：八千里路云和月，下联：一江春水向东流，横批：山穷水尽。
然而这部影片一经放映便成为当时最叫好、最卖座的影片，成为忠实记录时代印痕的经典之作。影片在上海一连上演三个月，观看人数达71万人次，创下了中国电影问世以来国产电影最高上座记录，并荣登1947年由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评选出的“国产十部最佳影片”之首。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荣登王座，超越了1939年美国上映的《乱世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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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田汉看了影片后曾感慨的说：“在中国电影今天这样贫弱简陋的物质条件下，而有这样的成就，算尽了电影工作者最高的成就了。”对比今天一部影视片酬高达几千万，演戏靠替身，上映靠后期抠图，不得不慨叹一句：到底是时代在退步，还是娱乐至上在疯狂？
这部影片把抗战前后将近十年间的复杂社会生活，浓缩到一个家庭的遭遇之中，将整部影片一分为二，上集《八年离乱》让观众期待男主与女主的爱情，两人一起坚守到胜利之后的再相逢，这是国人最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下集《天亮前后》却出乎观众意料之外，男主张忠良一步步被上层社会腐蚀，成了当代陈世美，只剩女主素芬凭着信念在坚守着过去的誓言。上下两集剧情的急转直下，越是对比越是让人恨得咬牙切齿，让人难以置信这竟是一部悲剧。
妻子选择了时间，而丈夫选择了新人，三个女人依附一个男人的故事，塑造了三个不同身份女子的愁苦，那个时代下的每位女子都能从这部影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在我看来，这也是那个时代女子的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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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向了现实与电影
这部影片的开头、结尾都引用了同一句诗词，来自于后唐主李煜的代表作《虞美人》，也是他的绝命词，宋太宗恨其“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而毒死了他。
据史书记载，李后主当国君时，日日纵情声色，不理朝政，最终从威慑的国君沦落为阶下囚。三春花开的美景是何时结束的呢？过往的事有多少还记忆犹新呢？从四方来朝八方来贺的大清帝国走向风雨飘摇、国破家亡，多少文人志士奋起寻找救国之路，历经了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洋务运动；以政治维新为中心的改良派与革命派，即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以伦理道德革命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同样的国破家亡，李后主只能怀着悲苦愤慨与悔恨之意，写下这首千古名篇。面对此情此景，现实中的导演蔡楚生心中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对广大难民同胞的同情，残酷的现实让他感到悲愤、窒息，以对人性、人与战争的敏锐触觉创作此剧本，全体剧组人员排除万难的拼命拍摄，希望通过这部文艺影片来唤醒国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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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最初是一位忠良义士的男主张忠良，在耳闻东北三省沦陷后积极地募捐物资支援前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参与救护队，从上海奔波辗转汉口、重庆，是国民党体制下的抗战英雄，才有了为教导儿子唯有抗战才能生存的名字——抗生。辉煌成为曾经，徒留悔恨的李后主经历了战争，而他们没有悔恨的时间，现实中的蔡楚生等文人志士经历着内战，电影中的男女主经历着抗日战争，他们都为了结束战争带来的“几多愁”而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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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后主满腔幽愤，对人生发出彻底的究诘：人生啊人生，不就意味着无穷无尽的悲愁么？两位导演也借这部影片发出自己的诘问：侵略战争的愁苦，愚弱的国民落后观念的悲愁，女子将摆脱生存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张忠良这一男子形象身上的悲剧，不觉醒、不反抗就意味着没有尽头的悲伤。
战争让素芬夫妻俩经历了八年离乱，张忠良的父亲因为帮乡亲们出头被日军吊死，弟弟张忠民被鬼子逼上梁山当了游击队员，婆婆多病，孩子尚幼，素芬一人背起了生活的重担，她对生活的愁怨全部转化到对丈夫他日归来的期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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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江上月圆时分，她就会想起丈夫月下的誓言：“但愿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困苦中的她，也就只能揪着这一点点誓言满怀希望的活下去。而此时的张忠良已被上层社会腐化，与王丽珍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与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发展了秘密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张忠良的转变主导了三个女人的悲剧。
素芬最后苦苦盼来的丈夫变成了一个抛妻弃儿的负心汉，她的愁苦从头至尾没有尽头，对她来说，唯有一跃入黄浦江的死亡方可终结。对现今摆脱了依附、走向了独立自主的女性来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满街跑，死亡不再是终结愁苦的唯一手段。
2、三个女人，一江愁苦
围绕在张忠良身边的三个女性：素芬、王丽珍、何文艳，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她们都没有摆脱依附心理的想法，不约而同的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男子身上，最终却断送了自己的希望。
①“沦陷夫人”素芬，选择了时间，却等来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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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厂女工出身的她应该是除学生之外最早觉醒的那一批人，可是，单从影片来看，她少了几分那个时代已经接受了新思想洗礼的进步女士的果敢独立。她承担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形象，在抗战八年期间，以一个弱女子之力独自挑担起赡养公婆和抚养孩子的责任，勤劳能干、孝顺父母、爱护幼子、忍辱负重......她的美德不仅体现在对自己家人的爱护，更体现在乱世之中，她仍拥有一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慈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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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心中，丈夫永远是那个拥有伟岸身躯和品德高尚得近乎完美的英雄，所以她总对着抗生说，“等你爸爸回来，一切就会好起来了。”她一直记得在两人定情之夜，月亮是他们爱情的见证，离别之夜，他们再次遥望着明月，张忠良含情脉脉地对素芬说：我就是那颗卫星，你就是那轮明月，我永远围绕着你。
素芬相信着爱情永恒不变，相信着丈夫品德坚贞不屈，相信的信念让她熬过了艰苦的岁月。素芬选择了时间去等待丈夫的归来，而张忠良却选择了新欢，忘却了旧人的泪水。却也是这泡沫般的寄托，让素芬承受不住丈夫的背叛，多年的等待却只等来了堕落的张忠良，她失去了生存的余地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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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依“等待丈夫归来”的信念，素芬支撑起了一个家，多少苦难与绝望都抵不上发自内心萌发的希望。当希望破碎，选择自我了结是她最后的勇气。
我们无法责备她太脆弱、太自私，时代局限了她的目光，多年的依附心理造就了她的死亡，她也不过是封建下的产物，她的悲剧早已注定。
②“抗战夫人”王丽珍，恶劣的女性“第三者”，却无法对她产生恨意
与素芬相反，影片中的王丽珍是重庆著名的“交际花”，她的身上反映了在复杂的社会时局中所表现出来的“强者”形象，有她出场的画面，必定是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虽然是她给了男主堕落的诱惑，但到最后却无法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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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争取生存之后还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凭借自己的美色与周旋于男子之间的能力，与资本家庞浩公扯上一种模糊不清的“干父女”关系，实际上她是为了生存和虚荣心而完全放弃了自尊。可是面对慷慨激昂演讲的张忠良，她还是流露出了对他的兴趣与留恋，才会在他落魄无助的时候，热情的为他提供一份工作。
虽然在两人的关系上，一开始主动的一方是王丽珍，但是却不能说是交际花的“勾引”，促使其堕落、破坏其家庭，是一个恶劣的女性“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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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珍听到张忠良自我表白是一个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此时的他在王丽珍看来是一个单身汉，两人是在张忠良妻子已逝去后才走到一起的，并未主动破坏女主的家庭，也可以说是她“被小三”了。
一个女人在乱世中凭能力活的这么潇洒恣意，不能不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自信、自立同样是她身上的特性，在知道张忠良原先的妻儿还在世时，她夸张的晕倒，嚎啕大哭，她更多的怒气与恨是针对张忠良，而这一点是很多今天的女性都做不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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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接收夫人”何文艳，毫无原则与条件的菟丝花，极弱亦极恶的自我堕落
这部影片中何文艳的依赖性最强，她的口头禅是“怎么办呢，我害怕死了！”在抗战胜利后，丈夫的被捕让她失去了依靠以及继续生存下去的条件，导致她不得不寻找新的依靠。当张忠良作为一个掌握金钱与权势的新形象出现在她的视野中，构成了她的“新希望”。
何文艳依靠张忠良，利用庞浩公的权势将前夫的财产全部占为己有，她不顾眼前之人是表妹夫，娇羞的承认自己是张忠良的“秘密夫人”，甚至还帮他安抚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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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张忠良、王丽珍亲热时，她的脸上露出嫉妒与愤恨的表情；在表妹的接风宴上，她无奈与勉强的周旋；在知道自己的希望又被夺走之后，她与人格卑劣的崔经理眉来眼去，放下全部的尊严，卑微的去求生存。
面对希望破灭，或束手待毙，或往更深层次的黑暗堕落，归根结底她是一朵黑化的菟丝花，依附男人而生，是一位矛盾的不知该如何评价的人物，只能说一句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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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总结
张忠良以三种不同内涵的身份出现在三个不同的女性面前，成为她们面临困境与危机时的依靠与希望。当依靠崩塌，希望破灭，王丽珍露出霸道、狰狞的面目，大喊着“我要杀人”；素芬陷入崩溃，走向了自我毁灭；何文艳寻找下一个依靠，毫无底线的放任自己堕落，只争一线生机。
在战乱动荡，人格泯灭的时代，她们三人都是时代的受害者，她们都没有自我，失去依靠则无法生存下去的畸形人格。影片虽然反映的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但其中所表现的人性的堕落和良知的泯灭却是我们身边时常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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