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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磁州窑绘画枕上人物题材多为传统的汉族服饰人物，但也可从中找出蒙元人物服饰、发饰者。以元代磁州窑枕上绘制的昭君出塞图为例，实物见于大英博物馆藏枕与2012年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磁州窑论坛瓷器、标本邀请展展出品。
元 昭君出塞图枕
两件画枕的枕面构图大致相同，都表现了昭君出塞远嫁的人马行列，在这一传统的汉族历史故事中，王昭君形象都头戴蒙古样式的“姑姑冠”，与台北故宫收藏的元世祖后像与元顺宗后像冠饰相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的元代佚名绢本《番骑图卷》上，也有两名头戴姑姑冠的蒙古妇女顶风而行，《番骑图卷》题有清乾隆皇帝于卷首书“吉光寒采”4字，又在幅上题诗两首，钤有清梁清标“棠村审定”、乾隆5玺等26方玺印。
元代 《番骑图卷》中戴姑姑冠蒙古妇女
该画旧时被认为是五代契丹画家胡环作品，徐邦达依据画中妇女头戴的是元代蒙古人特有的“姑姑冠”考证为元人画作，全卷画6人4马和2驼。这幅被重新考证断代的画作，蒙元妇女特有的姑姑冠是断代考证的主要依据，磁州窑画枕上头戴姑姑冠的王昭君形象，无疑也为瓷枕的年代确定提供了依据。
元世祖后像
姑姑冠又作顾姑、故姑、固姑、罟罟、罟姑等，其名称都由译音而来，“姑姑冠”其实是蒙古语“妇女头饰”的汉语音译，它是以木条作框架，用桦树皮围合缝制而成，下为圆筒形，上为“Y”形，外裹红丝绸，缀以珠饰，冠顶并插一杆修长的羽毛。《蒙古史》、《草木子》及《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书中都对这种冠的形状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元末明初的叶子奇《草木子》中曾描述到：“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
元顺宗后像
对比元代皇后御容绘画和磁州窑绘画枕上的王昭君形象，磁州窑画枕融合中原传统与蒙元风格，人物形象并不拘泥于传统技法。“这种姑姑冠在汉族妇女中很少戴，惟接近元时都城的汉族妇女或亦有戴之者，但在南方是不戴的”。据当时诗词可知江南人看见这种冠饰是非常惊奇的。元亡之后，姑姑冠在中原绝迹，自然也不会出现在磁州窑绘枕之上，因此可知磁州窑绘制的昭君出塞枕带有浓厚的蒙元时期色彩。
元代 镶宝石钹笠
除了姑姑冠，在磁州窑绘制的昭君出塞枕上，行列中胡人均戴笠帽、留婆焦发式，都是典型的蒙元人物形象。《黑鞑事略》载，蒙古男子“冬帽而夏笠”。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也说，蒙古“官民皆带〔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
元代 头戴钹笠的黑陶骑马俑
这种笠帽和婆焦、不狼儿发式在元代墓葬出土的黑陶俑上也有突出表现，以西安近年考古发掘的元代刘黑马家族墓为例，2009年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夏殿村附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了一组规模较大、排列有序的元代墓葬群，经对这十二座墓的墓葬形制及出土墓志、随葬品的整理研究，确定其为蒙元时期汉人世侯刘黑马的家族墓地。墓葬中出土有墓志的四座墓墓主分别为刘黑马、刘元振及夫人郝柔、刘元亨、刘天杰，其中刘黑马、刘元振父子见载于《元史》，这是迄今陕西地区发掘规模最大的元代家族墓地，出土文物种类多样，尤其是细泥灰黑陶俑和明器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真实反映了蒙元时期汉军世侯的社会生活、等级制度、丧葬文化与器具组合等重要内容。
元代 头戴钹笠的黑陶牵驼俑
通过比较这些元代图像，除了昭君外，随行的其他男侍从也着蒙古发式和装束，说明磁州窑画工在绘画时除了临摹话本插图，对一些人物和构图也按照当时的蒙古人物加以修改以创造新的绘画素材。这些蒙古人物在磁州窑瓷枕上反映，对这些绘画枕的断代提供了帮助，同类人物形象在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元青花昭君出塞罐上也有反映，但元青花上绘制的蒙古服饰准确性显然不及磁州窑，说明磁州窑位于北方，反映蒙元人物更为真实。
原文作者：杜文原文来源：《收藏家》2015年2月刊《试析元代磁州窑绘画枕上的蒙元人物形象》（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想了解更多收藏信息，欢迎关注【收藏家】百家号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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