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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光将军简介
张正光将军916年2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姜坳村，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政治宣传员、团宣传队队长、军政治部青年干事、政治教员，红军大学第二科队政治指导员、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特科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处主任，抗大第三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鄂东中心县委书记兼军事指挥部政治委员，解放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军政干校政治委员、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干部部长，北京军区副政委、总参三部第一政委，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于2004年在北京逝世。
2016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亲笔为张正光将军故居题名。
目 录
前 言5 虎形大屋——张正光将军及12位革命烈士故居7 举起火把寻人头13 我当流动小哨兵15 江渭清扩红的故事19 王洞惨案25 李云龙为减租退押牺牲27 被“点冲天烛”的俞献章烈士28 买盐遇害的丹大嫂30 大坳里伏击战31 十二岁孩子被无辜残杀在母亲面前32 古正光、曾卫英夫妻烈士33 后 记36
前 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的湖南平江县，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发生地之一。1928年，彭德怀在这里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平江起义开始逐步开创了地跨湘、鄂、赣三省边界44个县的湘鄂赣苏区（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早期六大苏区之一），平江是湘鄂赣苏区的中心区域，同时也是遭受国民党当局“围剿”最严重的地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惨烈的牺牲。
“我们大家都暴动，打倒恶地主，奴隶大翻身，打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存，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在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这首铿锵有力的红色歌谣在张正光将军的故里——平江县长寿镇姜坳村唱响！全村许多父子、夫妇、兄弟，甚至是私塾先生都纷纷参加革命，如：张佑发、张正光父子，古正光、曾卫英夫妇，俞月涛、俞献章、俞湘化一家三兄弟，汪宜荣、汪崀荣兄弟，汪裕民、汪翠荣兄弟，私塾先生汪畅清等踊跃投身革命,先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平江县三区七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乡赤卫队。
因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姜坳村遭受国民党当局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全村绝大部分房屋、山林被烧毁；不计其数的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罹难，如在王洞惨案中，一次就牺牲17人；有的无辜村民因家园被毁，被迫背井离乡。姜坳村这个原有1500多人的村庄，到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100余人，全村登记在册的革命英烈就有54位。姜坳村牺牲之惨烈，是湘鄂赣苏区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与牺牲的一个缩影。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残酷的“清剿”，姜坳村人民始终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始终保持着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的忠诚！如：共产党员俞肴清的妻子张举枚面对敌人先将她12岁的亲生儿子残杀在自己的面前，忍受着母子连心之痛，坚持不说出党组织的情况，随后自己英勇就义，母子双双牺牲！革命烈士俞献章被敌人头朝地、脚朝天捆绑在木柱上，并用棉絮将他紧紧包扎，仅露出头部，再浇上油，然后用火点燃肚脐口的“灯芯”，被慢慢燃烧至死而坚贞不屈！这种酷刑名曰“点冲天烛”。
姜坳村至今流传着许多这样可歌可泣的悲壮革命故事，这本小册子收录部分故事，籍以告慰先烈，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虎形大屋——张正光将军及12位革命烈士故居
姜坳村水口组山环水绕、绿树成荫，这里有一栋始建于清同治七年的虎形大屋，原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前后两栋，是张氏与汪氏姓族连居共栋的明清风格的古建筑（前栋1936年被国民党当局烧毁，后栋保存较为完好）。大革命以后，大屋大门上悬挂一幅对联：上联：斧头劈开新世界；下联：镰刀割断旧乾坤。横批：改天换地。 2016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为虎形大屋题词：“张正光将军故居”。
共和国开国将军张正光1916年2月19日出生于虎形大屋，按张氏辈分是“积”字辈，取名为“积厚”，参加革命后才改名为“正光”。张正光从七岁的时候开始在这里接受私塾教育，私塾先生汪畅清思想开明，除了在课堂上教学生们四书五经、吟诗作赋外，还常带学生们到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如正月闹花灯、清明踏青、端午悼屈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腊月寻梅等等，让学生们从中汲取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每到这时，年少的张正光就如海绵吸水，拼命学习，并发挥自己的想象，回答先生提的问题。
有一年春天，汪畅清带着学童们到村东虎山他新建的墓地踏青。他念了自己写的自墓联：“水绕山环神机流畅；口讲指划墓志自清。”让学生们猜这幅对联的机巧之处。大家七嘴八舌，大多不得要领。最后，张正光说：“上联第一个字和下联的第一个字组成‘水口’，正好是这个地方的名字；上联的最后一个字和下联的最后一个字组成‘畅清’，正好是先生的名字。”
“太好了，积厚回答得非常对！”先生说，“自墓联告诉人们，这个墓的主人是水口汪畅清。”
就这样，张正光度过了七个寒暑快乐的私塾生活，学到了许多知识，为他以后参加红军积累了扎实的文化功底。
大革命时期，虎形大屋得社会风气之先，革新思想，婚嫁习俗也为之一新，破除“婚姻遵父母之命、依媒妁之言”的封建思想，倡导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结婚双方自愿的新风尚。据张正光将军回忆1926年参加一次青年男女新式婚礼的程序是：一、司仪宣布典礼开始；二、主婚人致词；三、来宾讲话；四、新婚人报告恋爱经过；五、向父母、长辈和来宾行鞠躬礼；六、唱结婚歌；七、临时动议；八、余兴；九、婚礼结束。
让张正光记忆犹新的是由新人用民歌调演唱的结婚歌，歌词是：
柑子树上开白花，情姐爱我我爱她；情姐爱我年纪小，我爱情姐一枝花。男女平等就是好，自由恋爱人人夸…… 众白：怕不怕有人说闲话？新人白：不怕，不怕，不怕！ 众白：怕不怕雷公打！新人白：不怕，不怕，不怕！ ……
1926年8月，以叶挻独立团为先锋的北伐军主力第四军，在平江县城东的团山铺进攻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据点。家住虎形大屋内的张佑发（张正光的父亲）带领青壮年支援北伐军行动。经过一番激战，独立团在平江农军的配合下，俘敌600余人，胜利攻占平江县城。《民国日报》很快报道北伐军攻克平江的消息，并对农民群众的支援给予了充分肯定。文中说：“北伐革命军此次胜利夺取平江，其力量全在农民。”这次战斗后，张佑发参加北伐军，当了一名挑夫。几个月后，他回到家乡，并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彭德怀发动著名的平江起义，张佑发拿着梭标紧随起义军行动。后来平江各乡村成立苏维埃政权，张佑发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把苏维埃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这时，十二岁的张正光受到父亲革命行动的影响，先后参加了劳动童子团和少先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与同伴们积极参加站岗放哨，检查烟毒，禁止赌博，支持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等革命活动。1929年，张正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张佑发带他到几里外的清水塘进行了入团宣誓。
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克岳阳后，转战到平江休整，在平江地区招收新兵5000余人。地方党组织奉命输送一批先进青年到红军中担任战斗骨干，张正光作为共青团员，又读过七年私塾，有扎实的文化基础，也被荣幸选中。当时扩红的场面热烈而又壮观。红军战士们积极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三里五乡的群众敲锣打鼓，欢送儿子、丈夫、兄弟参加红军。张正光与其他参加红军的热血青年一样，换上一身土布军装，戴上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扎上腰带，裹上绑腿，成为了一名精神抖擞的红军战士。
从此，张正光跟随红军部队南征北战，历尽革命战争的洗礼，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政治宣传员、团宣传队队长、军政治部青年干事、政治教员，红军大学第二科队政治指导员、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特科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处主任，抗大第三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鄂东中心县委书记兼军事指挥部政治委员，解放军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军政干校政治委员、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干部部长，北京军区副政委、总参三部第一政委，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于2004年在北京逝世。
1929年，湘鄂赣边特委迁至平江 ，据姜坳村何喜哉、汪翠荣、古仲池等多位老人解放后回忆，特委常委李宗白、邱训民等曾在虎形大屋秘密办公。在长期艰难困苦的斗争中，虎形大屋为中国革命牺牲了12位革命烈士（仅是登记在册烈士），他们是：
张佑发（张正光将军父亲）：1931年，任平江县三区七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佑发被敌人抓捕，关押在平江县城的水牢中，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背叛共产党，让他交待与红军的联系。张佑发坚决不屈服，坚持不叛党。恼羞成怒的敌人先后在他的颈上、手上和脚上戴上两斤、七斤和八斤的木枷，结果仍然一无所获。张佑发在水牢里被长时间浸泡以后，浑身的伤口开始溃烂，接着细菌丛生，蛆虫泛滥，疼痛和恶腥充满全身。他的弟弟张荣贵探监送饭时，看见哥哥遍体鳞伤，一边痛哭，一边把他身上的蛆虫洗掉，半年后，张佑发被活活折磨死在水牢之中。
汪国汉，男，1910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湘赣边区游击战争、两次攻打长沙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次反“围剿”作战。1934月在江西省黎川县团村战斗中牺牲。 汪予荣，男，汪国汉之弟，1917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军团无线电台译电员、连职干部，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牺牲时间、地点不详。 张华林，男，1901年4月生，1926年参加革命，红五军排长，1929年8月在平江县长寿镇西溪桥牺牲。 汪赤新，男，1879年6月生，1927年参加革命，少共平江县委书记，1930年在平江县城牺牲。 汪惠周，男，1908年3月生，1928年参加革命，平江县三区七乡赤卫队队员，1930年11月在姜坳村凤形组牺牲。 汪月荣，男，1904年1月生，1927年参加革命，平江县三区七乡赤卫队队长，1931年在平江县咏生乡双园村牺牲。 汪裕民，男，1904年7月生，1929年1月参加革命，咏生县苏维埃政府保卫队队长，1934年2月在平江县长寿镇飞跃村牺牲。 张焕成，男，1897年6月生，1929年参加革命，咏生县苏维埃政府交通员，1934年2月在平江县长寿镇西溪桥牺牲。 张忠生，男，1896年3月生，1928年参加革命，平江县三区七乡赤卫队队长，1929年7月在平江县嘉义镇义江村牺牲。 张利生，男，1908年2月生，1927年参加革命，平江县三区七乡苏维埃政府联络员，1931年5月在平江县长寿镇西溪桥牺牲。 张活福，男，1903年8月生，1929年参加革命，平江县三区七乡苏维埃政府委员，1934年1月在平江县嘉义镇横江村牺牲。
举起火把寻人头
张正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平江地方反动派则叫嚷：“山上的毛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 1928年春，平江地区的挨户团频频在苏区杀人放火，大抓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
一天下午，从长寿街来的挨户团一百余人突然包围了姜坳村，把该村汪同荣捆绑在村前的大树上。一个领头的家伙，两手叉腰气势汹汹地说：“他是共匪，是杀人放火的司令。”随即有十几枝梭镖猛刺其身，鲜血四射，汪同荣当即身亡。汪同荣死后，“挨户团”又把他的尸体放倒在地用刀割他的头。因为刀刃不锋利，他们就用大毛竹猛打刀背。割断头之后，就将其用梭镖插上，外包一块布就扛走了。
天黑时，挨户团撤走了，村民们才从躲藏的山沟里回家。汪同荣的亲人回来看到同荣被害，连人头都不见了，就举起火把到处寻找。
挨户团团丁杀害汪同荣时的情景，我都看见了。我就问他家的人在找什么，大家回答说：“在找同荣的头。”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人头已被挨户团扛到长寿街去了。”
我当流动小哨兵
张正光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白天挨户团上山抓共产党，到了晚上，游击队下山抓恶霸地主。
我们村有个地主叫张守成。他儿子叫财发，儿媳人称秀嫂。张守成除了出租土地，还做茶油生意，低价购油，高价出售。他家有几个大油桶，当地人只要提起“大油桶”就有怒气，因为他收购茶油不仅压价，而且在秤上做手脚。
一九二八年秋天，游击队趁张财发外出收账的机会，将其处决，接着又来抓张守成。
一天深夜，游击队5个人来到我家。他们都是农民打扮，身藏匕首。游击队员们由我父亲领着去抓张守成。叫门的时候，说是替他儿子送信的。
门一开，游击队员就把他的手绑住，用毛巾塞住他的嘴，拉着往外走。这时他儿媳也起床看见了。游击队员严肃对她说：“我们奉上级命令来抓你公公。这件事你什么也不得说，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夜晚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找你算账，砍掉你的头！听清了没有？”秀嫂连连点头说听清了。随后，游击队就把他拉到村外小河里淹死了。
当时我才13岁，但是我父亲很信任我。游击队办事，从不对我保密。这次他们行动时，父亲叫我放哨，当一个流动哨兵。父亲对我说：“放机灵点，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迅速报告。”
到了第二天上午，河边来了许多人，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他们都认识张守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儿子几天没回来，想不开就跳河自杀了；有的说，是不是游击队下山办的好事；也有的说，他儿媳秀嫂肯定知道怎么一回事。
人越聚越多，大约十一点时分，有人叫了一声，白狗仔挨户团来了！话音刚落，大伙立即散去，本村的人也各回各家。
挨户团有五六十人。大部分团丁扛着梭镖，只有两个人扛着快枪（即步枪）。一个大胖子高声大叫说：“你们几个在这里验尸，其余的人跟我来，包围村子。”又指着另外几个人说：“你们把各家各户的人叫到村里坪上集合。”叫了一阵子，集合了三十多人。
胖子两手叉腰，气势汹汹地说：“都听着！昨晚发生了什么，都要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谁要是不老实，我就叫你坐牢，砍你的脑壳，听清了没有？”见个个低头不语，他就一个挨一个地问了一遍。大家都说，我们白天干活晚上睡觉，什么也不知道。问到最后，只有孙家老婆婆说了一句话：“我昨天半夜听见狗叫了几声。要说有什么事，老总可以问问秀嫂，她一定知道。”胖子一听有道理，就说：“哪个是秀嫂？留下来，其他的人都滚蛋！”大家巴不得回家，只留下秀嫂一人。
胖子说：“快拿几个凳子来，坐下来谈。”秀嫂坐下之后，胖子说：“刚才人太多，我知道你也不便说实话。你怕共匪游击队是不是？现在共匪完蛋了。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为你报仇。你快说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秀嫂开始低头不语，只是哭个不停。后来擦了一下眼泪说：“就像刚才孙婆婆说的，昨天半夜我也听见狗叫了几声。当时我心想，如果是我男人回来就好了。我也想开门出去看一看，后来我又想一个女人半夜出门不方便，过了一阵子我就又睡着了。天亮以后我照常起来梳洗，到厨房做饭。我突然看见我家大门开着，又见公公的房门也开着，进去一看，公公不见了。这时我听见外面有人在喊：河里淹死人了！不少人到河边去看，我也跟着去了。一看我就吓坏了，心想这不正是我公公吗？当时我就瘫坐在地上，大哭了一阵。邻居都来劝我说，人也死了，哭不活了，快些准备后事吧。后来人越来越多，到这时老总你们也来了。”
胖子听完急了，说：“我问你昨夜有生人到你家没有？”秀嫂哭着答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老总呀，你们就是我的亲人，我有实话不对你们说对谁说呢？自我男人外出收账，5天没回来，我公公和我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我公公还自言自语地说：‘活着没意思，还不如死了好！’还有，我前天做了一个不吉利的梦。我梦见我男人和我公公都穿着长袍马褂一身新出门去了 。老总呀，我全说完了。把丧事办完我就回娘家去，你们还要我说什么呢？”
到这时，胖子看没有什么希望了，就骂道：“你这个不知香臭的婊子，我看你是喝了共匪的迷魂汤了！”这时，验尸的人回来说：“报告队长，验尸未发现什么疑点。”胖子听了，站起身来，大喝一声：“撤！”他们必须在天黑以前赶回长寿街。就这样，挨户团一无所获，垂头丧气地离去了。
江渭清扩红的故事
江渭清
1934年深秋的一天，湘鄂赣东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涂正坤同志找我谈话，大意是，上级决定让我离开黄金洞，去百余里外的平江喻献区 养伤。为照顾我的身体，除配一名警卫员和一位司务长负责生活外，还拨给我一匹马。战争年代人民的组织观念都很强，我二话没说，坚决服从。
赴喻献的第一天，骑马顺利地跑了几十里山路，傍晚时分遇到一所红军医院，就准备在那里休息。说来也巧，医院百十号伤员中有许多是我熟识的同志，其中还有我早年在平湘岳游击大队以及后来在红十六军第七师工作时认识的干部和老兵，久别重逢，相互问候，一时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还是按习惯称我“江政委”，也有叫“江书记”的，这是因为我曾一度担任过湘鄂赣军区政治部机关党委书记和红军第三总医院政委。
在与这些熟识同志交谈时才知道，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对根据地分割封锁，派出去搞粮食的同志又迟迟未归，这所医院已断炊两天了。伤员们说，这两天大伙已开始吃野菜，天气渐冷，再拖下去恐怕连野菜充饥也难保。当时根据地财政供给已经很困难，缺衣少食是意料之中的，但百十号伤员，有的已是生命垂危，吃得消再挨饿吗？我憋得坐不住了，立即找医院负责人商量，决定将我骑的那匹马杀掉，以解燃眉之急。
那匹马驮着我走了一整天山路，还未来得及喂上一口草料，就倒下了。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咽气时的情景，禁不住背过身去……夜幕降临了，秋风瑟瑟。马肉煮熟后连汤带水盛满了两只半人高的大木桶，没有盐和佐料，淡而无味，但饥肠辘辘的饿汉们根本不顾这些，喜滋滋地吞食着热乎乎的佳肴。多么好的同志啊，他们虽然身残体弱，却都是坚强的革命斗士，忍饥受冻的艰难环境，更加锤炼了顽强不屈的钢铁意志。
警卫员拿着洋瓷碗打算给我也盛些来，被我制止了，心里不是滋味。小伙子生气了，嚷着：“是你叫杀的，你又不肯吃，看你明天怎么赶路！”我说：“不用担心嘛，腿不方便就撑根棍子慢慢走，总能到喻献的。”
喻献区的形势也很不妙，当地的区乡干部，以及一些与红军有过联系的人，都已经离开村子躲到附近的山里去了。山腰里搭起了许多小草棚，当地人叫“山棚子” 。我们在山里住下不久，因一个姓钱的叛徒告密，引来敌人搜山，险些儿遭难。
敌人袭击搜山刚结束，有一支红军游击队从我们那里路过，这支游击队是打算去浏阳一带打土豪筹款的，带队的政委外号叫“直高子”。因为我过去同他很熟，所以一见面便扯了起来。他看我也在挖野菜吃，就热情地说：“渭清同志，你身边的两个同志让我带去打土豪吧，这样既可减轻他们区里的负担，也解决一下你们目前的生活。”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直高子”临走时又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介绍我暂时搬进喻献区委书记黎光同志的山棚子里去住，托他们帮助照顾我几天。
一转眼十天过去了，随“直高子”游击队去浏阳活动的警卫员与司务长满载而归，背回来百十斤大米，还有好几块银元，是用打土豪搞到稻子，碾成米换的钱，大家着实高兴了一阵子。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消极等待只会招致坐以待毙的恶果，只有积极行动起来才会有出路，才能更好地坚持斗争。我住的山里有人有枪，当地有党的基层组织和支持拥护红军的群众，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来解决眼下的困难呢？
有一天，我和黎光同志的妻子开玩笑说：“看你每逢做饭时都为难，总是找不到什么东西下锅，如果让我来做你们区的‘财政部长’，保管大家有米下锅，甚至可能有鱼有肉吃。”说这番话，是穷则思变的一次情绪流露。那天黎光同志一回来，他妻子就很认真地说，“住在咱家的江政委是个能人啊，你们工作中的困难为什么不找他一起商量商量？说不定请他出面，区里的干部、群众日子会好过一些。”当时，喻献区委接受了平江县委布置的扩红30人的任务，怎么完成，区委和扩红队长单瓮中正为此事愁眉不展。
区委领导人开会研究后，果真找上门来和我商谈工作了。他们恳切地要我为喻献的财政和扩红问题出主意、拿办法。我那时年纪轻，说话胆子大，马上夸下海口说：“只要给我一个月时间，就能扩充红军一个连，不过首先要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干部群众没饭吃、无衣穿，就无法坚持斗争嘛！”当我把具体设想和部署谈完后，同志们都兴奋起来了，一致支持我的意见，并迫切要求尽快行动。
第二天，我撑着拐棍和区委同志一起分头行动，一个一个山棚子挨着做工作，说服动员散居在山沟里离队的原红军战士和群众参加区游击队。我对乡亲们讲，只有拿起刀枪打土豪，消灭、瓦解国民党区、乡组织和民团，才能坚持苏区，大家才有饭吃。
经过大家分头做工作，没隔多久就动员并集中了近40个人、十几枝长短枪，加上大刀、长矛，人人手中都有武器了。紧接着便开始进行简单的军政训练，老兵带新兵，大家情绪都很热烈，仅个把星期这支队伍就蛮像样了。我再次体会到，群众是真正有力量的。关键在于如何将他们组织领导好。
这支新招起来的区游击队，第一次行动夜袭平江东乡嘉义市就打开了国民党的区公所，搞到许多大米、猪肉、粉丝、海带等吃的东西，还抓了几个土豪带回山里。我亲自给土豪讲明政策，不侮辱其人格。他们原先以为性命难保，看到我们确实讲道理，相信不会有生命危险，纷纷表示愿意支持苏区政府和红军钱财，只求早日回家，日后再不敢欺压百姓。你一百，他二百，经一番“自报互评”，最后合计达一千块银洋，通知他们家人，按约好地点送上山来。钱一到手，我们立即放人，没有食言。
对筹来的这笔款子，我们商量了处理方案。我说，目前整个湘鄂赣边都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喻献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同志们，定能顾全革命大局，愿为上级排忧解难，故建议送五百块银元给省委机关，送两百元给平江县委，我们区里留三百元用作扩大武装和解决区委供给之用。这个建议顺利通过了。当时的那几百块大洋，是可以派上不小用场的，因为按当地市价五角钱就能买到一石稻子，扯一尺布也只要角把钱。
那些天，区委的黎光、单瓮中等人可高兴了，他们急着催问下一步如何扩红。我说，大家分头去做这样几件事：买布赶制120套军服和干粮袋，再买120副雨伞和胶靴。我们大家齐心合力干，保证区里能搞起一个连的队伍来。同志们分工去做“后勤”时，我自己也撑着拐棍上了第一线。我们用召开座谈会和串门个别谈话相结合的方式，找散居在山棚子里离队的原红军战士和群众谈话，做说服动员工作，大道理、小道理都讲。打通思想的工作虽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但我始终认为，这是革命队伍中不可缺少的锐利武器。只要善于深入浅出地将道理讲清楚，群众总是通情达理的。
眼看自定的期限快到了，可喜的是夸下的“海口”也如数兑现了。一个月时间，120套崭新的军装被入伍或重新归队的战士们穿上了身，虽各人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门，但列队站下来时，也显得气势不凡。这支队伍素质是比较好的，其中相当部分是重新归队的老兵，还有地方干部、党员和游击队员，也有少数新入伍的当地群众。
这一来，平江县喻献区以主动上缴经费和超额四倍完成扩红任务的工作成绩，在湘鄂赣边根据地传开了。区委向县委、省委汇报工作情况时都提到了我，于是，省委的负责同志也知道我了。是时正值1934年岁末，省委决定在黄金洞召开全省扩红工作大会时，也通知我去参加。可惜因前段时间的劳累，我的腿伤又发作了，没能去成。
1935年初，省委派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曾国祺，带着廖立云、徐敏、王桂英等同志来喻献区找我，通知我和他们一起去平浏长县搞扩红突击工作，并说省委决定我去担任该县扩红突击队副队长。队长是廖立云同志。
我在喻献山区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和当地干部、群众结下的友情却是深厚的，临别时都有些依依不舍。
王洞惨案
1927年，平江县东三区游击队曾驻扎在姜坳村的王洞。是插在敌人胸膛上的尖刀。国民党当局对全县各地的游击队怕得要命又恨之入骨，于是张贴告示，出重金悬赏：凡知道“赤匪”下落提供情报者，分别赏大洋10元、50元、100元赏金，并负责保障其家属安全；凡知道“赤匪”消息隐瞒不报者，一经查明，与“赤匪”同罪，诛全家。当时东三区游击队驻地的情报悬赏100大洋。
东三区游击队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游击队员，因受国民党当局的重金诱惑，将东三区游击队在王洞的确切地点向长寿街伪乡公所告密。1928年5月4日下午，国民党挨户团分两路包围了东三区游击队，经过一阵激烈的枪战，以喻叨略队长，加义镇人，出生于1898年2月，1927年参加革命、陈梓清特务长，长寿镇人，出生于1890年，1927年参加革命、吴早春特务长，长寿镇人，出生于1885年，1926年参加革命三人为首的东三区游击队除1人外出，其余17人全部中弹，其中1人中弹后从屋前悬崖边纵身跳进山沟，被树枝悬挂在半山腰，后被赤卫队营救转移，其余十六位全部在这次“围剿”中壮烈牺牲。东三区游击队驻扎的房子被挨户团一把火全部烧掉。房东家的主妇谢莲英被一起惨杀身亡。幸亏房东儿子在外未归，才免遭杀身之祸即这次惨案第一见证人何喜哉老人。这就是当地尽人皆知的“王洞惨案”。
“王洞惨案”发生后，姜坳村便失去了革命武装的保护。大批的挨户团天天进山，对苏区进行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当地村民饱受战乱之灾，许多无辜村民被牵连遭受迫害和惨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敌人将这个“赤色匪区”内的房子一把火烧一栋，全村到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片狼籍。躲在山里的村民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再也无法生存，有的背井离乡到他处谋生，有的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李云龙为减租退押牺牲
农民暴动的高潮动摇了国民党的政权，这时的恶霸地主胆怯了，有的望风而逃，有的躲在家里观望。于是农会乘胜对地主土豪开始进行减租、退押斗争。1927年，七乡赤卫队在队长李云龙姜坳村人的组织领导下，趁黑夜将朗溪村的一位大地主捉住，头戴高帽，由赤卫队押着游乡。李云龙组织觉悟高的村民呼喊口号，张贴农会关于减租退押的标语。赤卫队及村民高呼：“打倒地主！实行减租退押！”斗争很顺利，这位地主被迫将佃农们押在他家的佃当及债务字据当着村民的面烧掉了。
几年之后，当革命处于低潮时，这位地主向平江县伪政府投诉，说共匪李云龙作恶多端，得到了伪县政府的支持。于是，挨户团对姜坳村进行“清剿”，血洗“赤色匪区”。1933年，被选为乡苏维埃主席的李云龙在喻家洞被捕了，押到朗溪村，吊边猪、踩杆子、坐老虎凳，受尽百般摧残折磨，最后在朗溪村吴家洞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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