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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汉初文景之治这么圣明，为何还会发生缇萦救父这件事情呢？
汉惠帝不理解曹参的用心，对他很不满。他叫来也在朝中做官的曹参的儿子曹窋，让他趁便问曹参：“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曹窋去问曹参，曹参大怒，叫手下打了曹窋二百大板，说：“天下大事又是你能胡乱议论的!”后来汉惠帝告诉曹参，是自己想问的。随后曹参问了刘盈一个问题，说他和高祖相比，谁更圣明。刘盈自然不敢和先帝相提并论，而后曹参又问了个问题，说自己和萧何比谁更圣贤，这时候刘盈就说你比不上萧何。于是曹参说：“高祖和萧何一起打下的天下，相关法令都制定好了，现在陛下你袖手旁观，而我克忠职守，丝毫不敢懈怠，这有问题吗？”刘盈觉得曹参说道很有道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还有一件事非常典型的事例是惠帝时期兴建长安城墙。当时刘盈为了不给百姓们增加负担，在修筑城墙这件事上，就能看出，当时的城墙修筑共花了五年时间，但真正干活的时候只有在农闲的时间，就近征调的十五万农民一个月，不管工程进度进展的怎样了，都会让百姓回去继续务农，等待第二年继续回来修。
惠帝在位仅七年就去世了。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她大肆清除刘姓诸侯王，公然违背刘邦誓约，封吕氏为王，几乎危及刘姓天下。但是她也清楚地认识到，凝聚人心、休养生息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在治国方针上，她依然坚定贯彻刘邦的“无为而治”政策。
惠帝、吕后时期采取的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有：惠帝即位当年就减轻田租，从十税一减至十五税一；在位期间，惠帝三次下诏减轻刑罚，废除秦始皇时所立“挟书律”，奖励孝悌力田，鼓励生育；吕后临朝时期，废除夷三族罪和妖言令，放宽对商贾的限制，两度实行货币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司马迁评价说：“在吕后和惠帝在位的时候，天下百姓已经远离了战国时候动乱不休的局面，皇帝和大臣们齐心协力共同打造的太平盛世，实属不易，即后来惠帝被排挤，吕后当道，但这件事也被压制在宫廷之内，天下并没因此发生动乱。对于犯人很少用刑罚，作奸犯科的人也很少。百姓专心务农，衣食无忧。”应当说司马迁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仅仅看其品德，还要看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吕后虽然心胸狭隘，心狠手辣，如她对戚夫人以及刘姓诸侯王的所为，但是这属于宫廷内部斗争，在当时并未波及、影响到王朝政治与社会。就执政而言，吕后事实上一直在积极贯彻刘邦制定的“无为而治”政策。吕后死后，文帝被从代王推为皇帝。文帝被周勃、陈平等大臣推为皇帝，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帝为人“仁孝宽厚”，二是文帝的母家薄氏诸人都谨慎善良。事实证明大臣的选择十分英明。
文帝之治。文帝即位第一年就办了几件深得民心的事：第一件，下诏废除“收孥相坐律令”，即不再对犯罪者亲属实行连坐，将他们没官为奴。第二件，颁布养老令，对年八十以上的人，发放米、肉、酒、帛、絮等实物，进行慰问。第三件，下令郡国，不让他们上贡朝廷。这还仅仅是开始。文帝二年（前178年）废除“诽谤妖言”“祝诅上”（即诅咒皇帝）罪，给予一定的言论自由。次年，任命执法公正、体恤民情的张释之为廷尉。张释之执法奉行疑罪从轻的原则，因此犯罪案件大幅度减少，据称文帝时“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文帝十三年（前167年）又在刑法方面做出一项重大改革。这年五月的一天，文帝看到一份上书，不禁感慨万分。上书的是个女孩，名叫缇萦。她的父亲淳于公是齐国的太仓令，因犯法，被判肉刑。淳于公没有儿子，只生了五个女儿，他被抓时，气急败坏地骂女儿：“生的全是女儿，真是一点忙都帮不上!”他的小女儿缇萦听完后非常的难过，后来在她父亲被押送上京的时候，她一路尾随，还给皇帝上书替自己的父亲鸣不平说：“人死不能复生，但人被处以肉刑的话就再也不能恢复原样了，即便他想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我愿意为自己的父亲受过，去官坊为婢。”
缇萦至孝之勇的行为深深触动了文帝。他于是下令百官讨论，废除黥（脸上刺字）、劓（割鼻）、斩趾等肉刑，以笞刑、服苦役等替代，并将无期刑改为有期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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