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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权势凌驾南人,光武的基本对策就是借助南人钳制北人,《后汉书邓禹传》载,光武遥授邓禹大司徒之策,其中只字未提河北战事,证明邓氏在河北的军功微不足道。事实上邓禹于河北平后始拜前将军,位在北人吴汉、耿诸大将军之下。光武即位5天之后,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邓禹破更始将王匡于安邑;仅过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发表邓禹为大司徒。
邓禹就任后,其他功臣才陆续得到安置。虽然光武迫于压力,容忍众多北人占据军政要职,但南人中仍有邓禹、朱祜、杜茂等数人跻身最高统治层,光武扶持南人以便尽快驾驭新政权的意图显而易见。
南人凭恃皇权与北人抗衡,皇权则利用南人遏止北人权力的膨胀,由此构成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光武大力提携南人,在当时人们的议论中也有所体现。如《后汉书郭伋传》:建武十一年(35年),郭调任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光武引见,“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史云光武“纳之”,表明所谓“选补众职”“专用南阳人”,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郭西汉末任渔阳都尉,王莽时又拜上谷大尹,与北州人士有着特殊的渊源。光武在渔阳郡平息彭宠叛乱后,立即将郭转为渔阳太守,大约是想借助郭在当地的声望以安定局面。因此,郭批评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光武此后的做法的确有所更张,《后汉书寇恂传》叙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但光武并未顺从“时人”的意愿,选寇恂为相,寇氏最终卒于执金吾任上,由此可以看出光武与功臣间地位的消长变化。又据《后汉书贾复传》载:建武十三年,贾复罢左将军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朱祜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贾复为南人,力荐贾复的朱祜也是南人。寇恂系北人,推举寇恂的“时人”是否亦为北人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知道南北两大功臣集团,一直在设法维护自身的利益。然而,光武将北人寇恂、南人贾复统统排斥于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权力的制衡,为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而也为君主专制的发展开辟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后期相继解除功臣的兵权,是其处理功臣问题的另一项重大举措,此事的开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光武帝“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罢。”左右将军分别为贾复和邓禹,而这次罢官事件的内幕为:“(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功臣拥众京师”是东汉初年的普遍现象,光武颇为忧虑。功臣带将军名号,就有权领兵,故光武解决“功臣拥众京师”之隐患的关键就在于削夺功臣的军职。
其时,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并不是从耿开刀。南人贾复、邓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光武“深然之”,遂罢其左、右将军。尽管无从断定光武同贾复、邓禹是否密谋在先,然而贾、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包括耿在内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压力。耿于“时之度数”,范书本传说他不久便“上大将军印绶”,拱手交出了兵权。这实际上是耿为形势所迫而采取的不得已之举。此事清楚地表明: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真正获利的是光武本人。
新臣与旧臣的兴替
《后汉书窦融传》:陇、蜀既定,光武命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奏事东都,“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
窦融进京在建武十二年,当时东汉朝臣有新旧之别,那么,“新臣”与“旧臣”是如何界定的呢?“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一句,使人易产生误解:仿佛“旧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则不是“功臣”。但同样据《窦融传》载: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诸郡兵,配合汉军共击隗嚣,及“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由此可见,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窦融其实正是一位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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