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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说起道家人物，都有老庄的说法，老是老子，庄是庄周。这“老庄”连字，同时又指道教三玄经中两部经典：《道德经》和《庄子》。其中《道德经》为大经，《庄子》被视为小经。一般而言，这没有什么问题。
而这老庄连字，又表另一含义，即老子在历史上存在于庄子之前，不仅人如此，《道德经》及《庄子》这两部经典在历史上的成书顺序，也向来被视为如此。
但及至近代，有了不同声音。一些学者认为：《庄子》一书实在是成于老子《道德经》以前；庄子本人，也实存于老子以前；而道家的开山鼻祖，不应是老子，实在应是庄子本人；老庄，实为庄老矣。
要说庄子应是道教的祖师爷，当是一点不过。三清观里，怎么也该有庄子一个位置。因为什么？因为庄子把理想化的道家人物给描述清楚了，后人就可以有样学样，照着去“修”了。举个例子，道教中人都想成为真人，可这什么是真人，真人是怎样的样子，那就得去问庄子了。不读他的书，连真人是什么都不知道，还修个什么？所以说，庄子对道教的意义实在大。
可庄子在道教中，却又没得到那么高的排位，只从唐朝的皇帝那里得了个南华真人的封号。这就有点奇怪了。究其原因，也怪不得别人，可能还是因为庄子太“另类”、形象太鲜明、个性太突出，上仙怎么样也得有点朦胧感，他要作为上仙，怎么看着都不那么像。而且如果你真给他个那么大的名分，以他的个性度之，他肯定很看不上，没准还要数落别人一顿。排位这种东西，对庄子而言实在是个累赘。
可若说庄子是道家的开山祖师，各项排名都当在老子之前，这就涉及到历史事实、及对道家文化的理解问题了，不那么好讲了。
老庄还是庄老？——近代大师们对此问题的争论
使老子与其他圣贤的时代先后顺序在近代成为显学，当始自梁启超对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批评。任公主张老子书出于孔子之后，顾颉刚、冯友兰从其说。冯并认为，老子虽可生于孔子之前，但老子书却不能是老子所写；老子书的成书，不仅在孔子以后，还当在庄子之后，并举出了几个听上去甚为得体的证据。
这便否定了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的顺序，适之先生为此颇为挂怀，对冯所用考据法更多年不能释怀。到二三十年过去，适之先生方“恍然大悟”了一把，发现原来自己被冯友兰给忽悠了。他自言：
原来老子年代的问题对冯（冯友兰）而言，并不是考据法的问题，而是冯对孔子的宗教信仰问题，出于此心，冯是不能接受孔子以外的人做哲学史的开山老祖的。
而按其言，适之先生能有此“重大”发现，是因偶读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里下面的话：
“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唯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以此之故，哲学史自孔子讲起。”
胡适又自语：
“懂得了‘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写几万字长文讨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费心思，白费精力了。”
胡适自以为是懂得了冯友兰“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真实心理，自己便有了被冯忽悠了的心理，从而“恍然大悟”——原来他是耍了花枪！殊不知在旁人看来，冯友兰的这句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心理在里面，其所谓的“不对”，当指虽然孔子确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也不当称其为“唯一”的师表。冯友兰的“不对”字眼，是对“唯一”二字予以否定，并没有自认孔子为哲学史鼻祖的观点是出于私人感情，从而更没暴露了自己的“心理”。而所谓的“以此之故”的此，指的当是孔子实占开山地位之“实”，以“实”为故，哲学史自然要从孔子讲起了。唉，两句话之间隔了一句话，读起来一定是会误导人的。
若此分析属实，胡适之便是在跟冯友兰郁闷了几十年后，在“恍然大悟”了一把之下又把自己更深地绕进去了。冯友兰若泉下有知，知道胡适为自己如此绕来绕去，一定会窃笑不已。
胡适的古代哲学史受到这几位近代重量级人物的挑战，是否就意味他把老子放第一位就真的有违史实了？大不尽然。应当说，先秦的历史，尤其是哲学史，胡适是真正的行家，原因有二。
一，胡适具备真正大师的素质。胡适常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对他并非一句口号，他作学问求证总是很小心，小心证不了的东西不会往外拿。也正凭此点，胡适当年才在北大立住脚根。这可由当年北大学生见到这个才20多岁的年轻教授不服气，要把他轰出北大时傅斯年所说的话所印证：“这个人书读的不多，但走的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二，胡适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先秦哲学史。那是经过了严格学术检验的成果，观点并非一人所左右，可信度自然就高，史学观点可以服人。但一个人的学问再可信，所言也不一定就是史实，正如听起来最客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事实，而最不能思议的事也不一定就不曾存在。后人永远无法说一个人的历史观能反映事实，因正确的方法不一定能导出事实。但有一点却可以确定：不正确的方法一定导不出事实。
钱穆——另一位执意要把老子排到庄子后面的大师
近代大学者中，把“老庄”还是“庄老”的文章做得最大、最彻底的，大概当属钱穆。钱老于此著作较多，不能一一学习，唯所能明白的，大概只有其学问所关注的这样两点：1，老子的真实身份；2，道德经与庄子成书的先后顺序。而于此两点，最引后人学者留意的，又并非是其结论，而是钱老治学的方法。因世上诸多学问，结论决定于方法，方法决定于立意，结论往往不是最重要的，这对于国学尤其如此。
钱老对老子真实身份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史记》、《庄子》、《论语》等经典里跟“老”字有关（不论是名字里带老、还是年纪大）的人，以及传说中跟“老子”这名字沾边的所有人。都走一遍，看谁像老子。而所最多用的方法，就是对人物名字的分析。当两个人物，只要名字里有发音相似、含义相似的字、就会被认定是同一个人。又如果一个人物的名字含义特别，就会被认定那不是人名了，而那个人物也不存在，只取其名字所含之意。钱老便以这些为据，断定人物间的关系，并断言那里有没有老子。现举几例：
庄子书中有个叫老莱子的人，他指示弟子召见了孔子。钱老发现论语里孔子的学生曾向一个正在除草的人问过孔子在哪，于是钱老说了，“莱”字有除草的意思，《论语》里又正好有个除草的老人，所以，老莱子就是那个除草的人了。
再如，《史记》里说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钱老的分析便是：李耳不是一个人名，老聃也不是人名，为什么呢？因为字典里有个跟“李”字发音相似的“离”字，而这个“离”字呢有长(chang)的意思，所以李耳不是姓李名耳，而是说耳朵长，讲的其实是一个长着长耳朵的人，所以历史上没有李耳这个人。而老“聃”，也不是人名，因为在《说文》“聃”里被解作耳曼，而曼这个字又在《诗·鲁颂》里被说成长，所以二者一联系，老聃就是老“长耳朵”的了。因此，按钱老的意思，老聃啦，李耳了，都是古人给老子起的外号，言外之意，先秦时代的老子那么有名，可是所有人称呼他所用的名字，其实全都是外号，左一个老长耳朵，又一个老长耳朵地叫，可就是不提他的名字。
再如，当年函谷关拦截老子的人是个关令尹（官名）。钱老就此指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曾有个人叫关尹，《庄子·天下篇》里说他见过老聃（老长耳朵），因此呢，司马迁作史记在写函谷关那一段就是错了，他是见了关尹这个名字就误以为他是守关的，于是就写出了函谷关守关人拦老子那一段，还把“关尹”这名字中间加了个“令”字，使名字正式变成了官名。所以关令尹就是关尹，二者是同一人，确定无疑。
钱老对《道德经》与《庄子》成书顺序的研究，有一主要论证角度，便是对学问架构的分析。他认为，从论语到老子书的学问，是一个从质朴到深玄的单一学术进程，而庄子书兼二者而有之，正好在这进程的中间阶段。质朴是深玄的根基，有质朴的学问，才会有深玄的学问，因此论语一定在老子书前，作为兼而有之的庄子书，就一定是成书于衔接这两部书的中间阶段，也即，一定是在老子书之前了。
对于庄子的道学是否成熟，那是智者见智了，庄子书的立意既然不在研究道德上，自然不会花大篇幅讲道体，世人何以知道他的道学思想全豹？天下所有的学问，在庄子那里都是工具与假托，是为他的文章服务、达到目的即可，他并不是自缚于把所用之具阐述清楚的人，自然就无需为那些东西负责。庄子的道学不仅不是不成熟，反而是相当地成熟透彻。他的书，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人把道用之法结合于生活朝夕之中，他的一句道有情而无形一语中的，怎能说是不成熟呢？
钱老讲庄子兼孔老之学又独成一家，颇感对庄子的学问还是说少了些，庄子不仅兼孔老之学，其实他的学问里，兼通佛学真谛。虽然春秋战国时候的佛学并未传入中国，可《庄子》书玄义暗合佛家经典《大般若经》，实令后人叹为观止。至于今人所争论的《道德经》和《庄子》哪一本成书更早，庄子和老子谁才是道家的开山祖师，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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