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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为凭吊逝去的岁月，砌一堵“哭墙”。 风雨同舟（中篇小说） （一）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农历己亥年的“冬至”。每年这天，正是村子自古留传下来的“修路日”。 白天全村男女老少倾巢而出，到村口沿着通向中心村的一条山路，大人们挥着锄头、砍刀，除草、填土，把踩踏了一年，荒草丛生，破损不堪的路面，平整、拓宽，寄希望于新的一年，村民们的“路”，越走越顺。小孩们则快活地奔来跑去，有给大人倒茶水、清杂草的，有嬉闹的，他们盼望的是收工后吃“修路宴”，品尝丰盛的农家美食。 那会，收了工，各人回家洗洗手脸，换件干净的衣服，陆续到村东头的几株风水树下，长幼有序地坐到一张张圆桌前，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全村百多号人，围着像个大家庭，喜庆、热闹，其乐融融，胜过过大年。 最热闹的是49年刚解放的那年修路日。中心村来了秧歌队，一到村口，唢呐声一吹：“梭辣梭辣多辣多，梭多来梭米来米.....”那些腰系大红长绸带的秧歌队员，便三进一退地扭了起来，从村西头扭到村东头。小村子自古以来，都没这么热闹过。 但这说的都是老黄历的事了。继上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吃大锅饭红火一阵后，今年初青黄不接就开始闹饥荒，进入“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发给的社员口粮，一个全劳力只有20斤的稻谷，碾出来连米带糠，也就十几斤。政府号召人民“瓜菜代”，主粮不够多掺些瓜菜，“忙时吃干点，闲时喝稀点。”少数缺粮严重的人家，开始挖葛根、采野菜了。这样一来，传统的“修路日”，“路”照样要修，“宴”却停办了。改为给每户临时发20斤番薯，各家回去熬番薯粥喝。 “日长夏至，夜长冬至”。这天的太阳，比平日更早地往村西边的麻岭落下去，吝啬地收起它的光和热。随之而来的是黑夜的降临。它像一个幽灵，挟带着凛冽的寒风，顺着十八窠的山谷俯冲下来，一阵阵掠过福阳溪傍这块一马平川的田野，掠过田野上一座座矮小的木屋，吹得屋顶瓦片咔咔响，摇晃着村东头几棵大樟木哗哗叫，显得更加寒意逼人。村民们乘着喝了番薯粥，身子暖和点，便早早地蜷缩到铺着厚厚稻草的被窝里。 夜渐渐深了，木屋外，在寒风带来的各种嘶鸣声中，夹杂其间是清晰的洞箫声。低沉、忧郁，如泣如诉。先是《二泉映月》：“来来米多多来米，梭辣梭辣梭来多梭.......”这哀怨的二胡曲，用洞箫演绎出来，又多了几分的凄凉。一曲终了，又响起《苏武牧羊》那悲壮中带有一腔的正气浩然。 箫声是从老何住处传出的。老何原是县“国风闽剧团”的后台乐工。后来剧团几个漂亮的旦角，都去当了“解放婆”。“台柱”倒了，剧团就散了。老何只身下放到这个村子。闲时无聊，他用当地一种质地特别的“苦竹”，自制了一支既可横吹当笛子，又可竖吹当洞箫的管乐器，音色清亮，别具一格，特别在宁静的夜晚，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闲暇时，他常抱着一本厚厚的曲牌“工尺谱”，一会横吹，一会竖吹。横则乐音清脆悠扬，欢快跳跃，令人兴奋；竖则伤感、哀怨，催人泪下，极富感染力。 “高山流水”，老村民听久了，都成了他的知音，不但能听出彼时彼境他的心声，还能听出点弦外之音。比如今晚这箫声，似乎让人预感到这个长夜，村子里将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 （二） 当哀怨的箫声停息，整个村子沉入睡梦中时，村西头传出几声犬吠，有人脚步拖沓地走着，口中哼着字句含混、粗野的情歌：“溪水流去又流来，娘子为哥做奴才.....”接着是一声木屋的大门被“吱呀”地推开，又被重重地关上的声响。 过一会，那屋里传出几声撕心裂肺、凄厉的女孩哭喊声，男人的呵斥声。接着是女孩压抑着的低泣，男人气喘声和床板咔吱、咔吱有节奏的响声。 那低泣声、喘气声和床板声混杂一起的声音，持续了一阵后，只剩下女孩的抽泣声和男人粗鲁的打鼾声。忽然，一声稚嫩的喊声：“姐姐，我要尿尿！”泣哭声停止了。只剩下男人雷鸣般的呼噜声了。 与传出这些声响的人家，仅一壁之隔的是村民大包嫂的木屋。这一家人修路回来洗洗刷刷，吃完红薯粥后，就陆续躲进自己的房间。大包嫂去关大门时，看见隔壁家的女孩，正勾着头站在门口。大包嫂赶忙拉住她手：“锦秀，有事？”女孩正要开口，看见一男人从自家后门走出来，像在找她的样子，还粗声粗气地骂了道：“死到哪里去！”便直径往村东头走去。 等那男人走远后，锦秀才轻声地对大包嫂说：“婶，他说晚上要到我房间睡，我怕！”女孩说完即从大包嫂那双大手中挣脱，快步回自己屋去。 大包嫂站着楞了片刻，凭着女人的敏感，想到了什么，却无奈地叹口气关上了自家的门。 大包嫂躺下后毫无睡意，加上冬季老寒腿痛，以至后来隔壁家所有动静，她都听得一清二楚。她曾推了下身边的大包，气愤地说：“那畜生又在做伤天害理的龌龊事了。锦秀命真苦呀，母亲刚下葬几天”。 性格懦弱的大包也没睡，低声地告诫老婆：“那人惹不起，你不要多管闲事。”说完拉着被头缩进被子，忽然又伸出脑壳，恨恨地说：“老天爷都看着，会有报应的！” 大包嫂口中的锦秀，今年15岁，9岁时和6岁的弟弟金根，跟着当老师的母亲，来到了这个叫“福舟”的小村子。 “福舟”原叫“难舟”。位于古称“上府山”的北部永顺场，紧挨闽江水系上游的福阳溪旁。福阳溪从闽北大山的深处，流经永顺场段北部时，一条水量丰沛的支流加入。经过千万年的冲积，在会合处形成了一个两头尖、中间大的舟形沙洲。沙洲背靠连绵的山林，地势宽阔平坦，半沙质的厚土层，松软、肥沃，草木茂盛。 不知从哪朝哪代起，陆续有逃难的人，或饥荒兵燹，或躲债逃丁，或男女私奔，也不乏为非作歹被追杀而亡命天涯者。来者有拖家带口，有单枪匹马，在这里安营扎寨后，刀耕火种，荜路蓝缕，一代代繁衍生息，形成了眼下这二三十户、百来人口的小村庄。 人是七零八落地来，盖的虽是一色低矮的双层木屋，却也是七零八落的不讲朝向，不按序列。有挨得很近，有相隔甚远。从高处看下去，一座座木屋，像是一把棋子随意撒在棋盘上一样。又因村民都是背井离乡逃难的，就给村子取名叫“难舟”，一艘承载着逃难人的帆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共同的命运，让这些来自不同区域，操着不同乡音的人，互相抱团取暖，孕育出了海纳百川，善良淳朴的民风。 1949年解放了，“东方红，太阳升”，人民不再有苦难了。新成立的农会，把村名改叫“福舟”，有福之舟。 （三） 对丈夫的那句“报应说”，大包嫂气愤不平地回了句：“报应、报应，老天爷早就瞎了眼了！”说完背过身子。勾起了自家身世的回忆。 也是一年的冬至日，但那是民国1919年12月21日，距今已40年了。傍晚，村里老实巴交的蔡秋豆夫妇，吃完村里的修路宴，回村西头单门独户的住屋不远处，就听见屋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无儿无女的夫妇俩，三步并两步地上前推开虚掩的大门，只见堂屋正中放着自家的两只簸箕，掀开盖在面上的旧棉袄，里面各有一个浑身还沾着血水，脸色发青的婴儿。婴儿胸前有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心人收下我的双生女吧。落难人不具姓名敬拜”。 秋豆忙冲出门四处张望，不见周边有任何陌生人的面孔。夫妇愣了一会，想到自己年近40未有子息，当是上天恩赐的，便收养了下来，给俩女婴取名大妹、二妹。大妹就是现在人称大包嫂的她自己。 大妹、二妹长大到十七、八岁，可以谈婚论嫁时，秋豆夫妇盘算着给大妹招个上门女婿，养老送终，二妹有适当人家就嫁出去。 说来也巧，那年秋后农闲季节，村里来了俩做细木的年轻人，给村里两户准备娶亲人家打家具。早些年，婚家新媳妇娶入前，婚房里都要有一套像样的家具，大床、立柜、五斗橱、梳妆台等，而且要做工精细，雕刻有喜庆吉祥的图案。 两个细木师傅姓包，是兄弟。哥哥22岁，村里人叫他大包；弟弟小两岁，叫小包。哥俩心灵手巧，工价公道，又有人缘，村里好几户人家都乘这个机会，打些家具等儿女成家用。大小包这在村里一住就是大半年。 这期间，村里人知道兄弟俩都未成家，老家在江苏苏北农村。少年时父母早亡，跟着当木匠的大伯学细木手艺。抗战全面爆发后，前方兵员吃紧，后方抓丁，兄弟俩带上木工工具离家，一路靠给人家打家具谋生。 这些情况传到蔡豆秋夫妇耳朵，动了心思，有意招大、小包为婿。经村里人出面撮合，巧的是，大包、小包也早已看上大妹、二妹，经人一说就应允了。很快亲事就订了下来。第二年，兄弟俩精心打造了两套家具当“聘礼”，做现成的的驸马爷，入赘蔡家，做了大妹、二妹的夫婿。 婚后大家都夸这两对很般配。大包性格内向，埋头干活，大妹外向泼辣，当家理计；小包生性活泼，有主见，一家之主，二妹唯夫君言听计从。虽说村夫农妇，却也算琴瑟和谐之家。 农时大包、小包在家耕种，农闲依旧外出到其它乡村打家具。大妹连生四个女儿，算命说他们命中注定没男孩，以后少不了也要招门亲。二妹生一男一女，那年代虽不讲计划生育，但也知足了。 几年后大妹、二妹父母相继去世，孩子也逐渐长大，住房显挤。大妹就在老房的边上盖了座新房，老房留给二妹一家住。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过了旧历年，大、二包俩兄弟就商量多年未回老家，决定叫小包先回老家看看，等夏收后，两家大小一起回苏北会会亲。 可谁也没想到，小包这一走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让两家人陷入了痛苦的思念中。 （1129） （四） 大包嫂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睡去了，却进入了一个梦境。她先是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向她走来，“卟通”一声跪在她面前说：“大妹姐，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救救我的两个孩子！”大包嫂定眼一看，是刚去世几天的锦秀妈——安老师，连忙俯下身子扶起对方，连声说我明天叫大包去乡里告那畜生。安老师再跪地三拜后，腾云驾雾而去。接着，大包嫂看见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身子一歪一扭地迎面走来，朝大包嫂一脸坏笑地说：“你守着大包那么个木头人，只会生没把的，要是跟我.....”还没等他话说完，大包嫂上前扬起手，“叭”地给了对方一记耳光，骂道：“畜生！”话音刚落，天上一声炸雷，云端上站着安老师，手往那臭男人一指，男人的脑壳顷刻间炸裂，无头尸体向大包嫂仆倒过来...... 大包嫂一下子惊醒了，坐起来揉揉眼睛，定了定神，看到晨曦透过木格窗，黑黝黝的屋里渐渐有了亮光。她忙起身，穿上件旧棉袄。走出房间后，先到堂屋轻轻拉开大门一道缝，看隔壁房还没动静，又掩上门到灶间烧水做饭去。 大包跟着也起来，挑着两只空水桶出门，踩着满地的白霜，到后山沟挑水去。回来看大妹心事重重地坐在灶口，又想到自己昨晚说了句“报应”的无用气话，愧意中却有了主意，走近大妹小声说：“你今天找锦秀问清楚，要是那畜生真糟踏了她，我找小包去，他好歹现在也是个吃皇粮的人”。大妹点点头。 小包那年回苏北老家失联四年后，到解放的第二年，1950年的冬至日，全村老少正在修路。看见一个穿干部服，左肩上挂着个小挎包的人，向村里走来。眼尖的村民，看到后大声向后面喊：“二妹，小包回来了！”大家都停了手上的活，围了上去，果然是小包。 原来小包那次回老家的当儿，日本鬼子是打跑了，可自家“兄弟”却打起来了。节节败退的“国军”四处抓丁拉夫，小包在途中被国民党部队抓去当挑夫。不久，在战场上被解放军收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随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进军福建，接管地方政权。1949年秋，部队入闽到浦城县时，他被留在地方，成为当地第一批南下干部。万事开头难，因为忙和路途远，交通通讯又不便，他一直无法联系上二妹和大包一家。直到最近，他才告假匆忙回来一下，第二天就要带二妹和孩子赶回新住地。 傍晚，在修路宴上，小包、二妹一家，向乡亲一一举杯敬酒道别。席间村民们一如过去充满浓浓的乡情之外，又多了一份依依惜别之情。 第二天，小包和二妹一家，带上简单的行李，去了工作之地。大妹把空着的老房锁了，但心想木头房无人住，久了容易生蛀、朽塌，若有人要住可以让人住。 不想，过了些时日，村里接到上头通知，说过了年要在村里办个初小复式班，解决村里低龄儿童上学问题。通知说，派来的是个女教师，还带着两个孩子。村里管事的想到大妹的老房最合适，既可当教室又可当老师住家。找大妹一商量，大妹便就满口答应了。 （1136） （五） 坐在灶口的大包嫂，听大包一说，便掰着手指算了下，今天正好是锦秀妈的“头七”。 天大亮后，大包嫂就走到老屋后门，听屋里还没动静，就敲了敲，大声对着里面喊说：“锦秀，起来了，今天你妈做头七，我陪你去坟地烧点纸，听见了吗？” 好一会没应声，大包嫂心想是不是锦秀身体不适，起不来床，正犹豫着，锦秀传出话说：“知道了婶，我就起来。”可话音刚落，却屋里传出男人恶狠狠地说：“不要去！你今天哪也不能去！” 这话像火上浇了油般，把积压在大包嫂心头一夜的愤懑，彻底激怒了，她站到男人房间的窗下，冲着里面先大声来句：“姓赵的，你听着，我也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小叔子是国家干部，别人怕你，我不怕你！”接下来就是一顿破口大骂，文不加点，连珠炮式的骂道：“赵土旺你不是人，是狗，野狗、恶狗、癞皮狗，连狗都不如，你烂心、烂肺、烂肠子，你会遭五雷劈，被牛头马面拖去下油锅........”骂到这里有点气接不上，大包嫂停了下，突然想到什么，又提高嗓门：“狗土旺，拉长你的狗耳朵听着，你今天要拦着锦秀去给她妈做头七，你马上给我滚出这座房子，这房子是我的，我要收回来，你给我滚、滚、滚！”配合三个“滚”字，她扬起右手用食指，向前一字一戳的，好像眼前真站着她骂的那个臭男人一样。 听到厨房里有动静了，大包嫂朝厨房喊了句：“锦秀，婶在家等你。”这才回自家。 太阳升老高了，村民们听见生产队叫出工的哨声。吹哨的是跛足队长林木，从村东到村西，一路一步一拐地走着，像只在海浪中行驶的小舢板。边走边吹哨子，还大声喊：“出工啰！”“啰”字尾音拖得长长的。 自年初闹饥荒，生产队也学城里机关企业，搞“劳逸结合”，缩短下地干活时间，迟出工、早收工。其实，村里每家大人一早都空着肚子，先上自留地干活去了，然后回来喝点“瓜菜代”，听到哨子声后，才三三俩俩地下集体地里干活。 说起这村里的农民也学城里工人搞什么“劳逸结合”，让各家有点时间下自留地干点活，这还是队长林木出的主意。至于这村子咋会叫一个残疾人当队长，那就是古语说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了。 林木少时得小儿麻痹症，落下个瘸腿。但腿瘸，脑不瘸。没文化，不等于没思想。家人、村人，原都认为他这辈子铁定要当光棍。可到了雄性荷尔蒙浓度高到需要释放的时候，他对外宣布了他的择偶条件：四肢健全，其它不论。他成功了。才20岁那年，他就娶回了一个大他六岁的女子。此女除脸相丑陋，身体却结实得像头牛。婚后为他生下了绝对纯种的两男一女。光这一点，直叫村里少数无时不提防后院起火的男人，羡慕得恨不得自己一头撞到墙上。更让他们不可思议的是，这女脸丑心不丑，把林木当儿子养，当爹妈供，说他腿脚不利索，只要他动口，把家里的活计、家计安排好；动手的家里家外所有的活，她全揽了。一个五口之家，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村人无不称奇。 有女私下问林木嫂，为什么对丈夫这么好？她说：“我没‘面子’他给我‘面子’，这样的男人我不能亏待他。”这里的两个“面子”，显然前者指的是脸面、长相，后者说的是“夫不嫌妻丑”，以诚待之，敬重有加。 就凭林木有自知之明，知己知彼的务实、实干精神，村民们拥戴他当队长，一干就是20年，实在是有眼光。有吊书袋子的说，林木这也算是儒家“修、齐、治、平”在农村小天地的成功案例吧。 （1308） （六） 听到哨声，大包就扛着锄头出门了，大包嫂故意大声说：“大包，记住今天要给小包打个电话，问问他能不能回来一下。” 恰好这时，老屋那个男人披着件旧军大衣，走了出来。伸手从路边的竹篱笆上掰根小竹片，插进嘴里作剔牙状，像刚吃了大鱼大肉的样子。看见大包嫂在门口站着，故作笑脸朝她说：“吃了没有？我叫锦秀上午跟你去，我今天有事，就不去了。” 大包嫂等他过去，朝他身后“呸”地吐了口痰。回过头看见锦秀和她的弟弟金根，已经站在她面前了。金根背着书包上学去。早前课堂已搬到生产队的仓库去了。眼下课时也减少，十点才上课。 大包嫂看金根走后，爱怜地摸了摸锦秀的头，看着锦秀稚气未脱的脸，惨白憔悴，双眼肿得像小红桃似的。叹了口气，将她手中的小篮子接过来，牵着她，一起往村东头的河边走去。 这刚被大包嫂骂得狗血淋头，又与锦秀姐弟住一处的赵土旺何许人也？ 赵土旺说起他自己的身世时，开场白要么学小学生的口气：“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要么搬《白毛女》的台词：“旧社会把我人变成鬼，新社会把我鬼变成人。”外加一个动作和一句话：拍着胸脯，“我是响当当的雇农出生！” 民国32年，即1946年夏季的一天傍晚，二十好几的他，一身褴褛，蓬头垢面地背着讨饭家什，提着根打狗棍，从河对岸搭渡船来到村上。他说自己是尤溪人，20岁那年新婚之夜，妻子遭当地大土匪卢兴邦手下人虏掠，家破人亡，他只身逃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靠丐讨为生。 进村讨些食物后，天黑时钻到村子李阿茂屋外的一间柴草间睡。连着几天了都这样。村上人见他好手好脚、年轻力壮的，开始拒绝施舍，劝他或走或留下找点事做。 那时正值夏收农忙季节，祖籍也是尤溪的阿茂，出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加上眼下正忙，自家人手少，便留他帮工一个月，约好包吃包住，一天一升米，折成钱也可以。 暂无处可去的土旺就留下了。下地干活后阿茂发现他犁、耙、插农活一件都不会，就会干点粗活却又不肯出力，而且三顿要好饭好菜，晚餐还要讨酒喝，说是解乏。好吃懒做。 农忙过了，阿茂就跟他结了账。他扛了一大袋米，仍赖在阿茂家的柴草间。但此时村里人对他，已没有初来时的那么厌恶感了。相反还觉得他挺有人缘，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加上长相一米七八，国字脸，五官周正，细皮嫩肉的。很受村里一些人待见。 村里几个老光棍尤爱听他讲女人经。说者眉飞色舞，听者直咽口水。那一套套勾引女人的手段，不仅老光棍们，就是有家室的听了也是热血沸腾。他一见妇人解怀喂奶，便伸手装着逗小孩，揩一下油。有人暗地里看见他在柴草间，抱着母狗、母羊做那见不得人的事。 一天快晌午，几个村民在村头大树下歇息，一过路算命先生讨口茶喝时，不意看了眼土旺，便对他说：“给你看个相，不收你钱，怎么样？”土旺立马把脸正对着算命先生。先生问了属相掐指一算说：“正好奔三。古人说三十而立，一个大坎。”接着有根有据地说：“依你面相，‘上停’主青少年，虽显高长丰隆，但运势不顺，并不得意；‘中停’主中年，还算厚而有肉，按理接下来有二十年的官运、财运；至于‘下停’。”算命先生止住，转而说：“送你四句话：‘相由心改，心能改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说完起身走了。 （七） 看命先生这番话里“二十年的官运、财运”一说，让在场的人，对土旺有点刮目相看起来。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原本一身的痞气，变成了有点名气、甚至还有点霸气。 因为穷，村子男人讨老婆难。好不容易娶个老婆都像宝贝般宠着，如果老婆长得标致点的，更是脾气大，家人都要让她三分。 村中有个女的，邻县人，有几分姿色，嫁过来后还陆续介绍了两个自己的闺密，嫁到村里来。所以无论她在家里还是在村里，都很被人高看。但这女的有个坏毛病，就是一跟家人吵架就往河边跑，边跑边大声嚷着：“我要死给你们看！”每次吓得家人或村民紧追上去拉了回来。回来后家人只好千哄万许地让着她。 不知是有样学样，还是这女的暗里教唆，两个同乡，还有村里其他女的，也时不时地演一场这样的闹剧，很让村里人头痛。土旺知道这事后，便拍着胸脯对村人说，以后发生这样的事，你们叫我，我有办法治治她们。 这天，带头的那个女的，跟婆婆小吵后，又往河边跑，可这时家里男人都不在，婆婆只得叫邻里，可周边也没有一个大男人。凑巧，土旺就在附近闲逛，听到叫声后，就朝河边追去。眼看就要追上那女的时，土旺故意装着累了追不上的样子，放慢脚步。而女的也不时地回头看，发现后面人还没追上，便放慢脚步，土旺见了也放慢脚步，前后两人就这样保持不近不远的一段距离。眼看前面就要到河边了，那女的回头看土旺还没追上自己，脚步放得更慢，喊声却更大了。当女的到了河边，站在临河的条石上，一边仍大声喊：“我要跳河了！我要死给你们看！”一边弯腰去卷裤管，透过自己的胯下，想看看后面那人追来了没有时，却发现土旺已笑眯眯地就站在她身后的小土堆上看着她。她猛地直起身，迟疑了下，像等待着什么，不想土旺却大声说：“叫呀，跳呀，后面没人来。” 女的这才犹犹豫豫地把裤管再卷高一点，然后慢腾腾地提起一只脚，试探性地伸到水里，原来的喊声变成咕噜声。当她第二脚也进入水中，并随之向前一扑，几乎在同一时间，土旺从土堆上俯冲而下，紧跟其后入水。 这段河流水深，但水流平缓得像潭死水。土旺水性很好。入水后先绕着女的身边转，看她扑腾得差不多了，便靠上去抱住她的双脚往上顶一下，让她缓口气后，再往下拖灌口水，就这样一上一下折腾得她毫无气力后，土旺在水中把女人的裤子扒了下来，将她往岸边推去。女人脚触地后赶忙爬上岸，这时岸上已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光着下身的女人，急忙猫着身子躲进岸边的芦苇丛里。土旺从水里提着女人裤子上了岸后，把裤子扔了过去说：“快穿上回去。”女的等到家里人送来干的衣裤来穿上了才回去。这以后村子里，很长一段时间听不到有人喊跳河了。 此后，被村民看好的土旺，虽然人还住在柴草间，三餐饭已吃现成的了。到点，随便走进一家打个哈哈，人家一句：“吃了没有？没有就这里随便吃点吧。”他就不客气地拉张凳子坐下。有些人家多天不见他，还会念着，就连后来的村妇女主任，对他也颇有好感。 （1207） （八） 俗话说“看命先生半路死”。多数人以为这是诅咒看命先生的话，其实是嘲笑看命先生满嘴冒泡，连自己会死在半路上都没算出来，证明算命人的话不可靠。但在土旺身上的“预测”、“警言”，却分毫不爽。至于官大官小，有权就算官，财多财少，发了财，哪怕是横财就算财。 转年就到了1949年底，全县解放。小村子四处贴着：“庆祝解放”、“建设新中国”、“人民翻身当主人”的红标语。 这年冬至修路宴上，多了一道菜名叫“翻身菜”。就是将原来“清炖王八汤”里的王八，翻个身四脚朝天炖，露着整个腹部白嫩嫩的细肉。大家正惊讶举箸不解时，被土旺使个眼神和一脸的坏笑明白过来了。于是有男人嘻皮鬼诈的，有女人红脸勾头的。土旺为自己的创意，一脸的猥亵。 转年，工作组进村，组长姓温，因长着个大脑壳，村民背里叫他“猪头温”。旧时有种病叫“猪头瘟”，就是脸与脑袋肿得跟猪头一样。“猪头温”成天拿本笔记本，挨家挨户搞调查，或跑到田间地头，丈量田亩。开始是由村里一些老村民陪着，但腿脚和嘴巴都不利索，赵土旺就不请自来跟在一边，能说会道，人又勤快，很得“猪头温”的器重。 一天“猪头温”到他住的柴草间看了看，里面烂锅、烂碗、烂灶，床上破被、破帐、破席，问他：“这就是你的全部家当？”土旺连连点头并补充说，柴草间还是借东家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猪头温”在本子上的赵土旺名下，写上一行：“雇农，赤贫，苦大仇深，依靠力量”。 过了1952年的旧历年，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土改运动开始了。诉苦会、批斗会、分田地、发浮财、评成份，划阶级，成立农会，“天翻地覆慨而慷”。从此，维持旧中国农耕社会秩序的传统，乡绅与宗法管理体系和维系人际关系的基础，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了。 随着成分的划定，原来的村民，被分成三六九等。新成立的村农会主席赵土旺，小人得志，占尽风头，吆三喝四的。广大“贫下中农”是新社会农村的基础和依靠力量，富裕中农是团结对象。少数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专政对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全村当时评了四个“四类分子”。地主柯阿焕土改中被处决。富农李阿茂，就是收留赵土旺的“东家”。诉苦批斗会上，土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东家怎么剥削他，骂李阿茂比黄世仁还黄世仁。土旺带队抄他家时，熟门熟路地把阿茂存在箱底的30块“袁大头”，装进自己的口袋。事后警告“东家”要说出去，以后有你好果子吃。李阿茂的房子被割一半归土旺所有，兼作农会办公室。坏分子两个。一个叫“红仔”，人称“鬼精”，爱发牢骚讲怪话；一个是当巫婆，装神弄鬼的。 从此，“成份”二字，使这个小村庄的人，与全国解放了的土地上的所有人一样，像身上附着一张看不到摸不着的符咒，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它左右着每个人的政治乃至肉体的生命。导演出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 （1122） （九） 大包嫂与锦秀来到了村东尽处，一块临河隆起的沙丘上有座新垒的，也是沙洲仅有的坟墓。因为村里所有已故人，都安葬在村后的一块称为虎穴的风水宝地。而锦秀妈生前交代，要把她葬在这里。一年前，村里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女孩，就选择在这里投水自尽。 坟前竖着一块香樟板做的墓碑，用红漆写着“慈母安妮之墓（1921——1959）”，落款“女儿冯锦秀，儿子冯金根泣拜”。 锦秀妈是土改后第二年，带着锦秀姐弟到村里当老师，教新开办的“初小复式班”的。村里大大小小都叫她安老师。 民国时村里只有一家小私塾，念点蒙学《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大点的孩子，要走好几里路到中心村上新式小学。年前，村里已跟大包嫂商量，借她家的老屋办这个班，所以过了年，大包嫂就把房子收拾干净，等她们来。 元宵刚过，正月十六的上午，由中心校的一位工友，挑着行李送老师母女仨来了，大包嫂连忙拿钥匙开了门。 进了屋，老师先自我介说她姓安，叫安妮，然后把靠在身边的两个孩子，轻轻推向大包嫂面前，说：“女儿叫锦秀，9岁，儿子金根，6岁。”两孩子腼腆地向大包嫂说声“姨姨好！” 大包嫂爱怜地一手拉一个，端详着他们。模样都长得乖巧伶俐，一身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看就与农村孩子不同。对他们说：“等会姐姐拿东西来，你们就不客气吃点哦。” 大包嫂女儿端来茶水和零食。工友喝了杯热茶，小声告辞。两个孩子随母亲走到门口，向工友招手：“表叔慢走。” 乘两个孩子在一旁吃零食，大包嫂就带安老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熟悉一下环境。转到后门时，指了指自己的房子：“我就住隔壁，以后有什么事，家里缺什么，尽管说，不要客气。”边说边上下打量了面前这个身子骨瘦弱的同龄人，交代说：“今天中午、晚上两顿，都到我家吃，正月正头，家里吃的东西都现成，只是乡下粗茶淡饭。”然后说完从后门回去准备午饭。 大包嫂刚走到自家门口，听见后面传来大嗓门：“欢迎欢迎，老师辛苦了。我是村农会主席赵土旺。”安老师赶忙伸过手并说:“赵主席好！以后多关照。”只见赵主席眼睛盯住老师姣丽的脸，两手同时紧握着她白嫩的手，直到老师要抽回自己的手时，他才觉得自己有点失态，赶忙也缩回手说：“叫我土旺就好了，农会刚成立，事多，今后有什么需要村里帮助的，直接找我。”他把“直接”两个字说得很重。然后又压低声音说，“我的办公室就在村西头，一问就知道。”说完歪过头看了看两个孩子，点点头走了。 一直侧耳听着的大包嫂，这才走进自己家。大包回来，大妹轻声对丈夫说：“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安老师，像个苦命人。” 也许是女性的第六感官，大包嫂这个看似大大咧咧，一字不识的村妇，一番相见便对安老师，心生莫名的怜悯和担忧。 （十） 整个50年代前半期，小村子跟全国广大农村一样，经历了镇反、剿匪、土改，然后组织互助组，进而土地入社，成立初级农业社。到了1955年的下半年，紧接着开展“肃反运动”，即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年底的一天下午，安老师正指挥学生教唱新歌：“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着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忽然，教室门口出现三个男人，其中一个是乡公安特派员，背着把驳壳枪。特派员用不容分辩的语气对安老师说：“你把课暂停一下，县里人有事找你谈。” 安老师赶忙宣布下课，让学生们到室外自由活动。 三人进了教室，特派员介绍两位是县“肃反办”的工作人员，有事要找她。一番询问后，安老师进了房间，三人也跟着进去，看着安老师从一柜子里翻出一个纸包，交给了他们。其中一个仔细看了里面的物件，与随身带的笔记本上核对了一下，便开了张收据，说要带回去审查，什么情况等通知。 三人走后，安老师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一脸茫然、恐惧。 那是1949年临解放的一个深夜，住在小镇上的安妮家，忽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住在前院的是丈夫的表弟阿清，惊醒后起来开门。才拉开一道门缝，一个黑影把一件东西往里一扔跑了。阿清拣起来看，是一个密封的小纸包，上面写着门牌号和收件人安妮名字。 第二天一早，阿清将纸包交给了表嫂安妮。一看是丈夫的笔迹，忙打开，有张小字条，说他即随国军败退去台湾，叫她母子保重，希望有生之日一家团圆。落款日期是三个月前。包里有一叠丈夫军旅生活的照片，其中有张一身戌装，骑着高头大马，威武英气。还有一纸是授于他国军某骑兵团团长的委任状。安妮看完匆匆收存起来，两行泪水已扑簌簌地流下。在一旁的表弟阿清却喜颜于色地说：“表兄当团长啦！”安老师作个手势叫他莫说出去。阿清应了声：“知道。” 睹物伤情，安妮不禁回忆与丈夫最后一次的相聚。她与丈夫冯国雄结婚第二年生下大女儿后，丈夫把她送回闽北小镇家里。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春节，负了伤的丈夫告假回来住了几天后，就被紧急召回。当年冬天，她生下了金根。如今收到这些信物，人却难以再会，便想保存好，等孩子长大，认认自己的父亲。 现在这包信物突然被拿走，安老师感到事件不像当初自己想象的，只是私人信物。她一夜未眠，思前想后是谁把这事讲出去的呢？只有三种可能：一是表弟阿清；二是当初送信人，三是家遭贼被发现。但她分析，第二种可能性很小，送信人之前未暴露身份，说了只会引火烧身。第三种可能性也不存在，箱子从没发现被外人翻动过。思来想去，只有第一种，也是她最不愿意想到的。因为丈夫家是表弟的大恩人，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呢？要交出去也可以跟自己先打个招呼呀！ 第二天安老师托人，叫在中心校当工友的表弟，抽空来村里一下。 （十一） 阿清本名林觉清。少年时在老家闽清乡下，有上顿没下顿的。18岁那年半夜山洪爆发，房子被冲垮，父母被大水卷走。孤身一人的他，投奔到“上府山”小镇上的表兄家。表兄家给他点本钱，让他跑墟场做点小买卖。三年后还帮他娶了门亲。那年表兄回来，临走时还嘱咐他代为关照表嫂母女。阿清拍着胸脯说：表兄放心，阿清知恩知报。 解放后，安老师因上过中学，被聘到镇小学当教员，她还介绍丈夫的表弟阿清到学校当工友，多份收入。 很快，中心校人回话说，阿清早已不当工友，被调到县供销社当售货员了。安老师一下呆住了，也立刻明白了，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 “是祸躲不掉，是福推不走”。半年后的一天下午，还是那个公安特派员，带着另外两名县干部，还有中心校校长，本村几个干部，其中有农会撤销后改任村治保主任的赵土旺，来到教学点。 一位县干部，边口头核对了安老师的姓名年龄等项后，边从公文包中取出一纸公文，一脸严肃地宣读：“安妮，女，现年38岁，原籍不详。系逃台国民党反动军官冯国雄之妻，因匿藏其反动丈夫伪军照片及委任状、书信，妄想变天，里应外合，思想反动，丧失立场，已不适合从事新中国教育事业，现决定开除其出教师队伍，就地落户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以观后效。” 所谓“以观后效”，就是把“历史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根据今后的表现，可戴可不戴。安老师只觉得一阵头眩快要瘫倒时，治保主任赵土旺眼疾手快地一个箭步上前，扶了她一把。一副“英雄救美”的样子。 接着，中心校校长宣布，该村教学工作由新安排的程老师接替，校长还建议村里另择地点做教室等事宜。 那晚，安老师家没做饭。大包嫂将事先煮好的饭菜，叫女儿一起送过去。大包嫂劝她吃点，陪着她，说些宽慰的话后，本想起身回去，却看到门外不时闪过一个人影，她心里有数就多坐了会，等那人走了才回家。 她到家跟大包说，这么个瘦弱的女人，日后怎么下田做粗活呀。就那一田的蚂蟥都吓死她。 有一次安老师带学生下水田劳动，一下田就被两只蚂蟥叮在了白嫩的小腿上，黑乎乎的两团，吓得她失态地大声惊叫，不知所措地站在田中间。学生赶忙将她扶上田头，把蚂蟥拔下来，她捂住自己的眼睛都不敢看。 大包想了想说，明天去跟支委老池说说，先安排她去河边捡鹅卵石。当时鹰厦铁路正在铺轨，上级给铁路沿线地方下达任务，负责供应铺轨的石子。 大包嫂陪着锦秀在墓前烧了些纸，自己也在墓前捻了三拄香作揖：“好姐妹，放心去，孩子我们会帮你照看。”说着拉起衣角，抹了湿润的眼睛。 做完这一切，大包嫂拉着锦秀并排坐在坟前。阳光一览无余地照着整个沙丘，照在她们身上。但锦秀的心却是冰凉的，泣不成声地诉说了昨晚被强暴的经过。 她们身后的坟茔，犹如逝者盘坐着，凝听着女儿的凄诉，凝视着脚下湍急的溪水，不舍昼夜地穿过千山万壑，汇入闽江，奔向东海，奔向“一湾浅浅的海峡”！ （十二） 大包嫂和锦秀回到村里，都得到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村里的柯官生、“红仔”和金根，三个人被戴上手铐，抓到公社去了。说是昨夜有人在生产队办公室门上，贴了两张反动标语，一张写“打倒三面红旗！”一张写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缺衣少食”。都是用铅笔写在小学生作业纸上的。早上被人发现，公安特派员下来作一番调查，认为这三人有重大嫌疑，带走作进一步审查。 “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当时最响亮的政治口号，谁反对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严惩不贷。 锦秀一听弟弟被抓，一下子吓呆了，欲哭无泪地半天说不出话。至于为什么抓这三个人，村里人心里多少有点底。 柯官生20出头，是土改时评上地主并被处决的柯阿焕的养子。见人都是笑，却一脸的麻豆，那是四岁出天花留下的。那年他随父母逃荒途中失散，一个人昏倒在村路边。是村民柯阿焕路过看到抱回家，精心护理了两天两夜未见醒来。柯家人只好用几块柯木板，钉副小棺材装了，准备第二天扛上山埋了。没想到半夜听到小孩哭声，柯家人起来翻开棺盖一看，小孩竟睁开眼睛怯生生地看着陌生的一切。从此他被柯家人收养下，取名官生。意即棺材里重生。 这柯家在村里算是第一大户人家，祖辈从南安落脚此地后，经三代人愚公移山式的开垦，到了阿焕这一代，已有田园大几十亩，积有一定的家财。因田亩多，大忙时雇过工，也分些田地给人种，收些田租。还放过高利贷，给小镇上的生意人。当过国民党的“甲长”。但平日里夫妻仍是克勤克俭。勤到无论寒暑，起早贪黑下地干活；俭到清茶淡饭，旧布粗裳。土改阿焕被镇压，官生养母收尸时，抱着丈夫的尸体哭道：“阿焕呀，你做人不值呀，一辈子没穿过袜子。” 阿焕夫妇节俭，却乐善好施，每年修桥铺路修路宴他家都出大头。官生小时聪明好学，柯家送他上私塾念过两年书，村人戏称“秀才”。 土改那年官生十二岁，养父被拉到镇上集中公审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时，混在看台下的官生，竟然冲过去咬押他养父的民兵的手，被当场捆绑起来一起押到刑场。枪声响后，一排“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分子，全都面朝下趴倒了，唯官生没倒下，他一看身边脑袋开花的养父，便嚎啕大哭。 原来官生是被临时决定带到刑场“陪毙”的。“陪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刑罚”，就是把认为罪恶轻一点的、可以不立即枪决的人，在事先不告知的情况下，与被执行枪决的人混在一起，押往刑场。但负责执行“陪毙”的行刑者，枪里不上子弹。枪声响后，一排人都倒下，包括并未被真枪毙的人，也会下意识地栽倒。 据说“陪毙”的人，有当场吓死的，有回家后死于精神错乱的。但12岁的官生当时居然没有倒下，事后也没有精神错乱，算命先生说他:“命大”。 识文断字，又有如此大的“阶级深仇大恨”，被列为“反标案”的首选嫌疑人，是用脚都想得出来的。 至于抓“红仔”，那是他若干年前曾公开说过“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缺衣少食”这话。 （十三） “红仔”，四十出头。因脸上有块紫红色胎记而得名。村里人不分大小，都这样叫他，他的真实姓名没几个人知道。 他身材矮小，应了那句“浓缩的是精华”。年青时在集镇书场当跑堂，九流三教认识多了，脑子灵光，村民又叫他“鬼精”。因为人太精了，娶过两个妻子，其中一个还是过路的女乞丐，都跑了。一次村民在风水树下歇脚，有男有女。有人笑话他人长得矮小，那条命根子肯定也小得像条蚯蚓，女人才跑了。他竟“嚯”地站起来，走到那人的老婆面前，边解裤子边说，叫你老婆当场试试我这是蚯蚓还是棒槌。搞得那对夫妇都下不了台。 他还做了件挨全村人骂的事。大跃进各地农村大放“卫星”时，他给驻村工作组出了个“放卫星”的馊主意，说采取“并丘”办法，实现低产的山垅田变高产。就是到稻子扬花授粉期时，把其它山垅田的稻子，拔了集中到样板山垅田里。其结果是没几天那些稻子全部枯萎了。因为密度太大，不透风，发生稻瘟病，造成颗粒无收。而年底上面按上报放卫星的产量，计算村里的年产量来征购粮食，村里只得将留作社员的口粮，拿去完成征购任务，加快了饥荒的到来。 这人最致命的还在嘴碎。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解放了，他还时不时地说些不合时宜的话。把革命胜利，说是“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当”，直称伟大领袖“皇上”，开大会宣读中央文件，他就说“金銮殿圣旨到”，更把驻村干部，叫作“衙门当差”等等。土改评成份时，工作组想治治他，可他穷得吃嘴穿身，一个农村无产者，一时拿他没办法。 正好这时发生一件事。红仔挑芋头到小镇墟场赶集，想换点盐巴。芋头还没卖，戴着红袖标的市场管理员来收费。他不但不交，还公开嚷道：“盘古开天地，都没见过收什么墟场费，你们共产党还要收！”当即被抓到镇上训斥了一顿，加倍罚款，这事让“猪头温”知道了，马上叫人把他平时对现实不满说的牢骚怪话，收集起来，加上他与某个村妇有染，乱搞男女关系，就给他定制了一顶“坏分子”帽子戴上。从此他的嘴巴才老实了。而这次“反标案”的“无衣无食”一语，就曾收集在他当年的牢骚怪话中。有案底在。 第三个嫌疑人也非空穴来风，单凭两张“反标”都是用小学生的作业纸写的这一线索，目标很快锁定在有“前科”的小金根身上。 自母亲被开除出教师队伍，接受村民监督改造后，平日的小朋友们都有点疏远他，有的跟他吵架时，还当面骂他“小反革命”。去年村里办起公共食堂，各家各户不准自家做饭，锅都砸了上交去“大炼钢”，全村人集中到旧仓库改成的食堂，吃共产主义大锅饭。小金根生性懦弱，怕大场面，装饭夹菜都抢不过人家。每餐都吃不饱。有一天，他跟平时要好的小朋友“牛倌”说：“食堂有什么好，那么多人挤在一起吃饭，我就讨厌！讨厌！讨厌！”连说带顿脚的。 没想“牛倌”马上向“猪头温”打小报告，学校下午就组织开批斗会，说他对食堂不满，就是对“三面红旗”不满。 三个嫌疑人，“反标案”最终花落谁家呢？ （十四） 整个下午，正当锦秀为弟弟揪心，欲哭无泪，度时如年地挨到太阳快下山时，有人跑来喊：“金根回来了！金根回来了！”锦秀和大包嫂，闻声几乎是同一时间，冲到门外。只见村妇女主任吴金妹，正牵着垂着头的金根走来。妇女主任说，查了没他的事，我下午正好在公社办事，叫我带他回来。锦秀一下子扑向弟弟抱住他双肩，失声哭了起来。金根却挺直着腰杆反安慰说：“姐，别哭，我没做坏事！”那镇静的神情，让人感觉他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大包嫂忙上前，掰开姐弟，一手牵一个，拉进自己的屋里。 妇女主任刚离开几步，突然回头招大包嫂出来，小声地说，土旺下午也在公社，不知道什么事，神色有点怪怪的。本来孩子叫他带回来，他说他不管，叫小孩自己回去。还说他这几天有事。我这才把金根带回来。说完用期待的眼光，看着大包嫂，大包嫂只“哦”了声，但没说什么。主任又试探性地问：“听说你早上痛骂了他一顿.......” 大包嫂“呸！”朝地面吐了口口水，“是呀，他能把我怎么样？”说完转身进屋。 进了屋大包嫂先交代金秀姐弟：“你们两晚饭就在我这吃，晚上我叫老二陪你们，那个人晚上不回来了。”说完进厨间煮了两个荷包蛋加块冰糖，端出来给金根压压惊。等他吃完了再问他被带公社后的经过。 金根下意识地搓了几下自己的手腕后，说起这大半天的经过。他说被带到公社后，在一间办公室里，办案人员先当着金根面，把他书包里的课本、作业本都翻出来，问还有没有其它本子，回答没有后，他们把作业本，翻了又翻，没发现他们想找的东西。就把两张写有字的作业纸，排在金根面前，让他看后，先是和颜悦色地问金根，那些字是不是他写的，或者说出是谁教他写的。还说坦白承认了，马上就可以回去。又拿出诱人的糖果、小人书，说了这些都归你。金根又是摆手，又是摇头。办案人员便开始凶神恶煞般吓唬他说，不承认也可以照样把他关起来，然后跟你妈妈一样开除出学校，下地干活，劳动改造。再不认罪，可以把你枪毙。再后来，办案人员就拿了张白纸，叫他照墙上一行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写一遍。写完，他们就拿走，关了门。再后来，他们就叫主任阿姨带他回来了。 大包嫂小声地问金根：“你被铐了抓去害怕吗？” “怕，我不是怕我做了什么坏事，是我被戴上手铐，以后学校同学更会欺负我，可我没干坏事呀！”金根用近似哭腔说完，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现在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眼睛里像喷出两道火，牙齿咬得“咯咯”响。 幼年的苦难，可能炼就一个人未来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也可能让他从极度的自悲走向自毁，成为一个叫人闻风丧胆的撒旦。 又是一个漫长的冬夜。屋外的寒风中，依稀传来熟悉的管乐吹奏声，却是变幻莫定的一会竖吹，把那首陕北民歌，吹得似丧家在低泣慢哭。一会横吹，笛声骤起，却是高亢的时下传唱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多来米梭辣来多，多来米来来多辣梭梭......” （十五） 转天一早，村子里传出了两个爆炸性：一是昨夜留在公社审查反标案的红仔，畏罪自杀了，说是用裤子扯成绳条，挂在双层的床架上；二是富农分子李阿茂夫妻，昨晚跑了，留下一纸字条。村里人闻讯纷纷冒着袭人的寒气，有的来不及多穿衣服，向村部跑去，探听消息。 只见村支委老池，火烧眉毛般忙得团团转。安排人去把红仔尸体运回来埋葬，向公社报告富农分子逃跑的事，派人看住红仔和阿茂的家。 一会，村民都聚到出事的两家门口，交头接耳地议论开。 红仔家大门是虚掩着的。其实那门关不关无所谓，破旧的木房，楼下只有一间房可住人。四周板壁都是裂缝，大的巴掌可以伸进去。顶上半层没铺地板，盖着一张晒谷子的破竹席。席上有口棺木，压住破竹席。 山区农村说上了五十岁要做寿，寿礼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部棺木。贺寿的那天，棺木要放在二楼显目处，让来贺寿的人，进门抬头就能看到。家有几个上寿的老人，楼上就搁有几部棺木。棺木有讲究，家景好的，要找整株直径两人合抱以上的老杉树制成。家境差的就用一般大的杉树板。更差的就拿四块薄板钉一下。村民说，红仔这口棺木还算不错，是他30来岁时盖这座房子，将原本用来铺二层楼板的省下，先为自己打张百年“睡床”。要不今天只有拆几块门板，钉一下送上山了。 有村民看了看木屋边上连门都没有的小草棚。里面既是厨房，也是堆放农具、杂物的地方。灶台上用来烧饭煮菜的，竟然是一个缺了一边耳朵的砂锅，这种砂锅本来是用来熬中、草药的。去年国家号召集体吃食堂，家家户户把自家锅砸了支援大炼钢。后来食堂散了，锅却一时又买不到，村里像这样单身或家口少的人家，至今还有人用砂锅煮食的。 有村民把红仔家大门推开个缝，只见他家的大黄狗，正趴在红仔的睡房门口。那样子好像已经趴在那里一墼天了，还发出“嘤嘤”的婴儿般哭泣声。 要说红仔有什么家产，这只狗就算是他最大的家产了。这是只母狗，体形硕大。它原是只流浪狗，前些年的一天，在红仔破房子前打转，又向红仔腿上蹭，连着几天这样。红仔就动了心留下它，不为看家护院，只为作个伴。 开始红仔还担心养不起它，自己都吃不饱，哪有剩饭残羹给它吃。后来发现，它根本不用喂食，自己会四处翻找吃的。尤其嗅觉、视觉特灵敏。一闻到茅坑有人拉屎，或老远看见小孩蹲地上，就冲过去，常常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每次饱餐之后，都会到水沟喝点水，又将嘴使劲在水中划来划去，那分明是在洗嘴巴。 更绝的是这只黄狗有着惊人的繁殖力。发情时满村子里追公狗，个头小的公狗都吓得躲开。它一年两胎，每胎多则九、十只，少则四、五只。养大点红仔就抱到墟场卖，换点油盐酱醋。自己留两只养大杀了，部分现吃，部分腌、晒成狗肉脯。常年饭桌上都保持有一道晕味。也因了这，每逢黄狗哺乳期，红仔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省下些米，煮碗粥给它吃。 每天晚上红仔上床睡前，大黄狗就趴在床前，红仔一边抚摸它的头，一边对它说上一段义犬救主的故事。 当天，红仔尸体抬回埋到后山，那只黄狗也跟着上山，一路叫，那叫声有点像人号啕大哭。 打那以后，村里人就再也没看见那只大黄狗了。第二年清明有人上山扫墓，经过红仔的坟堆时，发现土堆前有一具狗的遗骸。 （十六） 阿茂家的大门是开着的。聚着许多村民，有大胆的往门内探头探脑的。厅堂正墙上方，仍然贴着张毛主席画像，慈祥、徽笑地看着大家。下方原先挂的几幅祖先像，和案桌上列祖列宗的牌位不见了。正堂一边的房门是开着的，另一边的门是锁着的。开着的是阿茂一家住的。村民低声交谈着阿茂为什么选择这时候逃离。 有说阿茂土改时评上富农，土地被分走了一大半。再后来土地都入社成集体的了。没有了土地，走到哪里还不都是靠出卖苦力吃饭，又何必要困守在这里呢？ 有说是因去年他唯一的女儿，跳河自尽了。去年初国家颁布了《户口登记条例》，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二元化管理制。允许城镇人口往农村迁移，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迁入城镇。其中最要命的一条是，男女婚生子的户口落户，随母不随父。这样城镇的男孩就不敢娶农村的姑娘，农村的姑娘难嫁城镇的男孩。可阿茂的唯一的女儿，去年初就找了个城镇男孩，到下半年要去打结婚证时，才发现未来自己生下的孩子户口，要落在村里当农业户，男的就吹了。阿茂的女儿想不通，就往村东头溪边一跳，了结自己的生命。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新的户口管理条例，也就是若干年改革开放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奇怪的人群叫“农民工”，他们在自己祖国打工，却要办理“暂住证”的原因。 阿茂房子的另一半是土改分给农会主席赵土旺作办公、住宿两用的，现在已经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自农业社成立后，农会就解散了，“猪头温”调走了，土旺没了靠山，但还安排个村治保主任给他当，管几个原来的“四类分子”，和后来又加了一个“帽子拿在手上”的安老师。 所谓“帽子在手上”，戴或不戴，都掐在土旺手中。这个私下被村民叫作“猪公”的治保主任，对这个长得娇小的安老师，早已垂涎三尺。公开场合下是假公济私，刁难她，派重活、硬活，软硬兼施，暗地里则什么下作事都使得出来。半夜从窗里往她房间扔石块，装鬼叫，喊些污秽不堪的话。安妮曾找过妇女主任，妇女主任却劝说：“你和他都是单身，你又拖儿带女的，半边人日子也难呀，不如合了，这样他也会关照你母女仨。”见安妮满脸通红，主任又开导说：“农村人，说话直来直去。我们做女人的，嫁给哪个男人，灯吹了，不都一样？只要男人会对我们好，日子也就这么过就是，什么感情不感情的。” 有口难言，求告无门的安妮，听了只能是默默地走开。后来又在妇女主任的撮合下，她心里纵有千般不甘，最终只得屈服于形势，让恶棍堂而皇之地搬进自己的住处，同居了。 傍晚，官生也回来了。说验了笔迹，跟他们三人都没关系。至于有人问挨打了没有，他淡淡地说：“那些人手痒得很，能不受点皮肉苦？” 要说官生这人命大着呢。小时没冻死，出天花没病死，陪毙没吓死。“大炼钢铁”那年，被派到深山老林烧炭。半夜草棚着火，几个年纪大的睡眠浅，及时逃了出来。官生年轻贪睡，未逃出。草棚火灭后，大家心想他肯定烧死在里面。不想他趴在棚里的一条水沟里，拉他起来时，发现除了凸起的屁股被烧伤，其它地方都没大碍。浴火重生后落了个“烂屁股”的绰号。 一放、一死、一跑。死对于红仔，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像祖上当年从江西上饶逃至此地一样，谁又能说李阿茂夫妻的出逃，不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昨夜的笛声仿佛又在耳边响起。 （十七） 庙小妖多，村小事多。一天的骚动、喧嚣，随着夜的一双巨手，从村庄的上空拂拭过去，像给大地万物，抹上了层厚厚的黑漆。 当渐渐宁静下来的村民们，却隐隐约约听到，断断续续的连哭带唱的声音。侧耳细听，是村里的“四类分子”，土改时与红仔同时戴上“坏分子”帽子的胡凤英。此时她正在红仔破房门口哭丧：“红仔呀兄弟，你怎样就这么走了呀！兄弟你如同一筒材，倒在地下不起来；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与你做了一百八十五日半的夫妻呀，你如今却千言万语喊不应。两盏灯笼熄了一盏，叫我怎不痛伤怎不惨凉啊！人活世上要凭天理哟，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你怎么就看不透人间世情呀红仔……”是物伤其类，还是另有隐情，这一字一句，听得人心头酸楚。 胡凤英是本村乃至邻近几个小村都很有知名度的“能人”。时下村人叫她“长生嫂”，之前叫她“阿七嫂”，再前却叫她“红仔嫂”。也就是说，这女人最早是红仔的老婆，后来又做了村里“陈田七”的老婆，再后来变成村里“魏长生”的老婆。 早年这闭塞、杂姓聚居，人口流动性大，又重男轻女的贫困小村，男女之事相对随便些，不受一村一姓宗族宗法的约束，故胡凤英前后三改其夫称，也算寻常事。 长生嫂姿色算不上，但却有几分能耐。中国自古对下层社会的女能人，归纳为“三姑六婆”。而长生嫂则一人占有“两姑四婆”。 她原为下道樟坂人。当地人以敬拜蛇神而远近闻名。每年祭蛇神日时，大人、小孩，以将一条蟒蛇缠在自己的脖子上游街为荣，鞭炮、鼓乐齐响，热闹非凡。故当地人多信仰多神祗的道教。 少女时，巧舌如簧又善于鉴貌辨色的胡凤英，丰满的胸脯、圆滚滚的大屁股，很招人眼，唯那双眼睛破了相，看人时，两粒黑眼珠向上翻着，白多黑少。某日一道士见之，建议她进道观修炼，改改命数。她便去道观当了两年道姑。后又经一高僧指引，说她有佛缘，进寺庙做了两年尼姑。说是修来世，身居深山，远离俗世，却一样面对生老病死，七情六欲，只是多点神秘，不为外人知晓而已。这就成就了她后来的“四婆”：“媒婆——说媒；师婆——装神弄鬼；药婆——卖秘方草药；稳婆——接生”的职业生涯。这在封闭落后的乡村，她想不出名都难。 四年的道、尼生活，虽然“食色性也”，一样不少，却毕竟误了明媒正娶的佳期，加上又盛传她与道士、和尚那些不清不白的事，眼看三十就到跟前，婚嫁之事无人问津。她给自己求得一签曰：“万里风云来相会，拨开乌云见春光；行藏无需多忧虑，正好乘时吐芬芳。”签诗暗示不久可远走高飞，觅得良夫好婿。 那年秋后，已当排工的红仔，放排去水口，路过樟坂时打排了，停泊在当地码头修排、过夜。遇见正在码头洗衣物的胡凤英。她主动与排工攀讲，话来话去的，当她知道其中一个矮个头的叫红仔，三十几了未有妻室，就主动说要嫁给他，并要了男方的住址。当年的冬至那天，一村人在修路，看见一个背着个包袱的女人，打听红仔住哪里时，红仔喜出望外地把她带回了家。 （十八） 自胡凤英入村后，凭她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巴，和“二姑四婆”的历炼，上能通天，搬来神兵天将；下可入地，与亡灵沟通。故有人求她、讨好她，也有人怕她、提防她，甚至有人要置她于死地而后快。上门找她的人，从没断过，即使她被戴上了“四类分子”帽子后。不同的只是有明里找她，有暗里求她。这种特殊的身份和人际往来，村间的家长里短，婆媳勃溪、姑嫂斗法、男女苟且、床第私语，没有她不知道的。 邻村有一妇人家里闹鬼，半夜常听到楼上有人走动，瓦片飞落，灶间锅碗瓢盆翻动。一次闪电炸雷，把门前大树削了一节。吓得女主人上门求长生嫂驱妖赶鬼。 长生嫂便施道术“伏桌”。穿上道袍，坐一八仙桌前，上身趴在桌面，伏案入睡。过一会，她开始浑身颤抖，似神祗附体，梦呓般喃喃自语。如此一番后，她便幡然醒来，招手叫妇人过来，附耳说：“我到地府见到你前夫了，满脸黑青，说你给他下了断肠草.......”话未说完，那妇人扑通一声跪下，求仙姑千万别说出去，救救她。 长生嫂从神龛前取下两张“符箓”，交妇人拿回去如此这般交代一番，收入那妇人塞给的大红包后，又附耳道：“放心，你知我知。” 早期本村、邻村的孩子，十之七八都是她接生的。凭着一把剪刀，一段蜡烛。孩子接生下来后，她会顺口就阿狗、阿猫、阿宝、阿金的叫一声，许多孩子的小名就由她嘴上叫出来，等大点要上学了，才请先生取个正名。 对这些孩子中有来路不正的，她会一边给孩子擦洗，一边旁敲侧击地说： “阿狗呀，你嗓门这么大干嘛，要跟你爹一样当农会主席管人？ “阿猫呀亏你娘有块好田，长大了也能背把驳壳枪，威风威风呢。 “阿宝呀，你长大了咋叫你爹呀？他可是你哥呀，真便宜了你爷那老光棍。” 有个孩子大头，好费周折才生下来，她就说：“你这个大猪头，苦了你娘不说，叫人一眼认出你是谁的种！” 这些话听得产妇心惊肉跳，脸是红一阵白一阵，只得连声求长生嫂千万千万莫说出去，忙加塞个大红包。长生嫂也心领意会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这类产妇，日后逢年过节，都会知趣地以孩子的名义，给长生嫂送礼。 在这些有求于长生嫂的人中，最可怜、可悲、可叹的当数安老师了。说来令人心酸，唏嘘！ 安老师在赵土旺的淫威下，做出与之同居的决定前，最纠结的是，她可以忍辱让那恶棍沾污自己的身子，但决不为恶棍留下孽种。后在妇女主任的暗示下，她万般无奈地向长生嫂乞求到避孕秘方。 也就是这秘方的长期服用，造成她消化功能的严重衰退。遇上饥荒，到了今年中，开始出现双腿肿胀。吃了政府发放的以米糠为主，加些红糖、面粉和食油的“糠饼”，一方面补充了营养，另方面又难以消化，产生大肠梗阻，导致肾功能衰竭，腹胀如鼓。维持不到三个月后，病榻上的安老师，抚摸跟前一双儿女，拉住来看她的大包嫂手，交代了后事，就溘然闭上双眼，含恨离世。 安老师，成了这个村三年困难时期，第一个死于水肿病的村民。 （十九） 自“反标案”发生，村治保主任赵土旺，当天上午跟着去了趟公社后，几天了不见他回村子，村民开始打听起来。新上任的中心村支书老江说，他被县里有关部门叫去问话。又透露说李阿茂走时留下张纸条，说出土旺土改抄他家时，私存三十块大洋事。 而大包与大包嫂却多了个猜想。因前天，大包嫂叫官生来替锦秀写了个书面控告材料，第二天让大女儿到河对岸的大路上，等回县城的邮差带到县上给县公安局。 又过了两天，江支书说土旺已被某外地一公安局人带走了。这消息一传出，最解气的的自然是锦秀和大包嫂，希望这个坏蛋受到严惩，永远回不来。最纠结的却是村妇女主任吴金妹了，多少有点“割不断，理还乱”的思绪。 吴金妹是出生于一个十分封闭的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十八岁那年，被人用三块大洋买来后，又转手以五块大洋，卖给这个村里的单身汉池春生为妻。雄浑的大山，孕育出她一副大身板，孔武有力。 早年农村有个习俗，成亲后三天内，男人要给女人个下马威。否则以后就镇不住她，就会遭村人嘲笑怕老婆，没出息，在村里抬不起头，说不起话。 这三天里，春生几次找好理由和机会了，可一走近她身边，感到无论是个头还是体重，自己与对方，犹如两个不在同一级别的摔跤手站在一起，赶忙缩了回去。眼看过了三天期限，邻居们都还未听见他有动静。村里一伙人就逗他，说以后有你跪地板的苦头吃。 终于有天早上，春生借口自己脚腕崴了，大声叫正在灶间做饭的金妹进来帮他穿鞋子。金妹进来他便骂她拖拖拉拉，等她蹲下身子帮他穿鞋时，春生突然扬起一脚把金妹蹬倒在地，还没等春生扑上去要揍她，金妹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一把揪住春生的衣领，像捉只猫一样提起来，再把他摁在地上，抡起拳头正要砸下去，春生鬼哭狼嚎般求饶后，才免受一番皮肉苦。从此，这个家金妹说了算，就连后来有人说他的孩子不像他，春生心里明白，嘴里却一个字也不敢吐。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妇女主任人虽强悍、泼辣，却勤劳实干，农活样样拿得起，赚的工分比她丈夫还多。心地也良善，富有同情心。谁家女人有个难处，她敢仗义执言，村里男人也服她。 村里有个男人，老婆生下个女儿后，中产风死了。他把唯一的女儿拉扯大，却是个智障女，十几岁了，还只会说两个字：饿了叫“吃”，内急了叫“便”。双手畸形，生活不能自理。男人每天下地干活，就把女儿抱放门口坐着看家。 要命的是夜里要照顾她，父女两睡一起。偏偏女儿除了智障，却长得一身的肉。这个丧偶久了的男人，便做出了不齿的事。当他发现女儿有身孕了，慌忙求妇女主任帮助。主任就帮他把女儿带到卫生院打了胎，把事情瞒了过去。 后来主任想了想，这次解决了，难免不会有下次。走时，她留下话：“你以后别再对你女儿下手了，要实在想.....”停了一下，她没把话说明白就走了。 男人愣愣地站在门口，琢磨着主任后面没说完的话。突然好像明白了什么，得意地朝主任远去的背影喊：“我知道了！” （二十） 转眼新一年的农历春节也近了。那些年，大陆有海外亲友的，一改过去这期间汇款，周济国内亲属为直接邮寄粮油食品类包裹。 一天中午，县邮局人员通过一番周折，来到村里查找安妮女士。递送从香港寄来给她的信件和邮包领取通知单。查明收件人已不在后，就交给了收件人的女儿锦秀，并嘱咐带上相关证明，抓紧到县邮局领取。 邮局人员走后，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惊住的锦秀，先拆看了来信，写信人只说他是受海外友人委托，寄上若干款目和食物，请收到后回信香港某地址等。至于他受哪个海外朋友嘱咐，信上未说。锦秀猜想只能是自己的父亲了，而她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又只有前几年被上交的几张旧照片。此时此境，想到母亲如今已看不到这信，不禁潸然泪下。 不知所措的锦秀，只是木木地看着大包婶，大包婶更是一脸茫然。在一旁的大包嫂的二女儿忙说，她去叫秦老师，让他陪锦秀妹妹去县城跑一趟。说完就跑村小学找秦老师了。 秦老师是去年刚来，教低年级复式班的，刚二十岁。平时也很关心锦秀姐、弟。果然一会他就过来，了解了情况后，答应与其他一位老师调课，陪锦秀去趟县城。并说如果当天去了来不及回来，可以到他城关的舅舅家住一晚。 那时村子去县城没有公路交通车，只有火车，但火车站离村还有十里路程，而且是夜间一班，村民去县城多数都是步行，单程30里，来回60里。 三天后，锦秀在秦老师陪同下，去了县城。回来时各背了一大包东西。村民们好奇地围满一厅堂。 锦秀把包裹打开。有罐装猪油，袋装面粉、暹罗米，和形状花色各异的巧克力糖果。锦秀姐弟俩，把糖果一一分给村民尝尝。有村民好奇要看外国钱是咋样的。秦老师说，外国钱国家收走换成人民币了。那时，凭外汇还可以领到些副食品供应票，但县里每周才杀一次猪，县城人半夜排队才能买到一两斤肉。所以锦秀领的那些票证也买不到东西。 这时锦秀小声地对大包嫂说：“婶，我们在副食品站领票时，有个人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锦秀，我认出他是阿清表叔，没理他就走开了。”大包嫂“哦”了声没说什么。 秦老师对大包婶说，外汇是在县银行领的。留少部分带回来，其它都存银行了。以后要用再去银行取，这样不会丢掉，还有利息。锦秀从内衣里掏出储蓄本，塞给大包婶。大包嫂犹豫了下，秦老师忙说：“大婶，还是你帮她保管稳妥些”。大包嫂也就小心翼翼地收下。 有个小同学偷偷告诉金根，牛倌站在门外没敢进来。金根转身，果然看到牛倌半遮脸地趴在门边，连忙拿了一块四方型的巧克力，走过去塞在他手里。 小村子人，破天荒地看到从“外国”寄来的食品，好奇之外暗中议论。因为在他们多数人的认知上，只听说这世界上，除了苏联老大哥国家的人民，和我们大陆的人民，过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等着我们去解放。而看到眼前这些东西和早上村里一对老人，因饥荒饿死。村民们一时脑子转不过弯来。 （二十一）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那晚，锦秀在收存海外那封来信和有关票证时，想到在食品站遇见阿清表叔，联想因表叔告发妈妈收存爸爸信物，而改变了她们三口人的命运。不免心事重重，担心那天表叔碰见了她，了解到她领外汇和海外包裹后，他会不会又生出什么麻烦事来呢？多了一份与她年龄不相称的敏感和思虑。 阿清自当年告密检举表嫂匿存“变天账”，将安老师推入深渊后，也许是良心未泯，感无脸见表嫂，也许出于划清界线自保，他再也没去见过安老师一家三口过。 这些年他先是进县供销社当营业员，又因工作积极培养入党，当上一门市部主任，年前又提拔当上了县食品站副站长。曾经一度因嫌妻子长得丑闹离婚，后看在妻子为他生下两个男孩，才勉强维持住了表面上的夫妻关系。 阿清的妻子水莲，得知表嫂安妮的遭遇后，一来不晓的是丈夫所为，二来考虑丈夫现在的身份不宜与表嫂接近，但想到当初表嫂夫妻待他们一家不薄，这些年每到大的年节时，她会来村子看望落难的表嫂，送些钱物。阿清知道妻子去看表嫂后，利用自己在供销社的便利，走后门弄些紧俏的副食品，让妻子带上，但交代妻子不要提及他。每次来，水莲都会说上几句阿清忙，不能来看她，求表嫂原谅的话。安妮总是表示理解，宽慰说自己这样身份，不要去连累他，只要他们夫妻过得好她就高兴了。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一直到一次水莲与邻居吵架，相骂无好话，邻居女人就把丈夫当年在“肃反办”工作时，知道水莲丈夫当初告密表嫂的事，抖了出来，骂水莲的老公是个无情无义的人，水莲也是没好货，亏她平日待水莲如何如何好的。 晚上阿莲见阿清回来，质问丈夫，阿清不吭声。水莲知道邻居所言属实，从此去看望表嫂更勤了。得知表嫂病重，水莲曾跪在丈夫面前，求他去看看表嫂，但阿清终不为所动。水莲在表嫂病榻前长跪不起，替丈夫也是为自己忏悔。 几年后，阿清又派到乡下当某公社领导，也少回家，又风闻与其他女人有染。水莲看孩子也大了，便开始在家里吃斋念佛，要替丈夫和自己洗愆过。 过两年，全国开始“四清运动”，阿清挨上了“四不清”，靠边站，不久得了肝癌，死于省城一家大医院。火化前，家人请了一大班和尚、尼姑，做了场热热闹闹的超度。 进入60、61年，越来越严重的饥荒在城乡蔓延，特别是农村，水肿病人越发严重。国家一方面开始陆续放宽了农村自留地与自养的限制，允许农民发展副业，自种自养的产品，可以上墟场销售，不再以发展资本主义和投机倒把罪进行罚、没、抓。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压力，又掀起新一轮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落户的热潮。 春节过后，村子迁来了两户有老有少的人家。这两户人家的出现，又会给村子带些什么故事呢？ （二十二） 1960年农历年春节刚过，一天下午，江支书到锦秀住处，把锦秀叫到村部办公室，说有县里来的干部要找她了解些事情。同时被叫去的还有大包嫂。 原来是外县公安局和本县公安局的共四个办案人员，来搞外调和查办案件。收集证人、证言，作当事人的谈话笔录。 调查结束，两人走出村办公室，大包嫂心里别说多高兴，说她刚才对公安人员提出要求，要枪毙赵土旺，替锦秀和她母亲报仇。 办案人员随后搜查了赵土旺的土改分房，搜出一本小学生作业本，内中有不同内容的“反标”几张。村民私下传说，在土旺的枕头下，还搜出几条女人的短裤。 就在离清明节还有两天，县法院人员送来了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土旺的刑事判决书。判决书认定其历史罪行和现行罪恶，包括张贴反动标语，私吞土改没收钱款，强奸少女，数罪并罚，本应从重处罚，因其对所有犯罪事实坦白如实交代，并有捡举他人的立功表现，被判无期徒刑。“死罪可免，活罪难熬”。也算是一个应得的报应吧。 判决书认定，赵土旺原名晁火旺。现年40岁。原籍尤溪中仙。年少失教，为非作歹，横行乡里，为族人所不容，被逐出乡里后，加入当地匪首卢兴邦手下一股小势力。在得知自己觊觎已久的一女子，将与自己有过节的一乡人成婚，在女子出嫁前夜，带数匪徒撞入女家，奸淫了该女子。后男女两家人四处打听赵的下落，赵恐被抓，改入一丐帮。临解放前丐帮纷崩离析，他行乞至现住村落。解放后，当年受害者仍四处寻找仇人，获知他改名换姓藏匿本村，遂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至于写反标一事，据他自己交代，因见自己在村里逐渐不被看好，想不时制造一些案件，好让他这个村治保主任有事干，有能耐，受重用。便利用自己平常装不识字，却偷走金根的一作业本，用左手写了数纸反标，伺机张贴，制造案件。算是作茧自缚。 收到法院对赵土旺的判决书后的第二天，锦秀又收到了香港代转的一封来信，附有父亲写给母亲的一纸“祭文”。 文曰： 卿安妮，乳名小梅，少失怙恃，未弥月遭弃，民国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幸由马尾婴脰山之育婴堂收养，为修女玛丽.安娜义女，取名安妮。及长，送华南女子学校就读。卿天生丽质，性极贤慧，天资聪明，学有所成，本可嫁一好人家，却天公作美，二十岁与卿相识，一见钟情，两年后喜结良缘。互誓白头到老，永不分离。婚后卿生一女冯锦秀，一男冯金根，贤妻慈母乃尔。怎奈时局动乱，聚少离多。更岂料吾匆匆退离大陆，盈盈一水，如隔天涯，吾未尽夫君之责，使卿多受磨难，更那堪卿以徐娘之年，先吾而去，思之不禁涕泪交流。 呜呼，卿纤纤一女，人亡魂飞，唯夫之哀痛，子之哭念，情何以堪！唯遥望大陆，回归可期，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 夫冯国雄於民国48年春於台南泣拜 当夜，锦秀在油灯下，含泪把祭文工工整整另抄一纸，第二天清明带往母亲的坟前，将祭文点燃，看着随风升起的一缕青烟，姐弟俩情不自禁小声喊着：“妈，爸跟您说话呢，您听见了吗？”哽咽之语，不忍卒闻。 （二十三） 否极泰来。还未从伤心欲绝的清明思亲的痛苦中缓过神来，却传来一个即将改变锦秀命运的好消息。 秦老师从县城带回一个消息，说本地区一正在兴建的国家级大型企业“361厂”，创办了一所技工学校，为两年后工厂投产，培训急需的各类初级技工。技校面向省内招生，招收对象为年满16周岁与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男女青少年。秦老师因不满自己现在这种临时性的小教工作，有心想去报考，同时他想到锦秀，如果锦秀能考上，可以从农业户转成城镇户，改变了她将来的人生道路。 秦老师回来后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锦秀。但锦秀面有难色，因为她只念过小学，没上过初中，怕考不上。但秦老师却认为，虽然她没上过初中，但在母亲长期熏陶和辅导下，她的知识量不亚于上过正规初中的人。更重要的是，该技校招生考试科目只设语文、数学和政治时事。何况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准备。 在秦老师的鼓励和大包嫂的支持下，锦秀与秦老师，又请另一位正规师范毕业的张老师作复习辅导。月底，他们参加了该校的统一考试。半个月后公布录取名单，双双被录取，通知办理户口迁移，限期入校报到，参加学校的前期建校劳动。 可接下来新问题接踵而来。去办户口迁移手续时被告知，新实施的户口管理条例中，只明确规定几种情形，允许农业户转为城镇户。如参军转干，大、中专毕业生入学，以及工矿企业直接面向社会正式招工的等。而该技校招生均不在规定中。但学校给出的答复是，他们已申请有招工指标，只要学生能把户口迁出来，学校保证负责落户校内集体户。关键在当地让不让锦秀户口迁出。而这批准权在村支部书记老江手上。 锦秀只得按程序，给江支书打了个报告，并附上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江支书看后，一时拿不定主意，先搁在一边。 眼看报到时间越来越近，锦秀正焦虑时，江支书把报告批了，还亲自交给锦秀，叫她抓紧去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事后才知道，这中间多亏一个大恩人，公社供销社的严主任，一位原军队连级干部，年初刚转业安排到这里任职的。人高马大，一口北方口音。是他知道了锦秀的情况后，出面跟江支书说情的。事后有人私下说，严主任原也是国民党兵，投诚后加入解放军的。 拿到批条后又碰上个难题。那时农业户迁出，规定迁出人要先向国家，缴足半年城镇人口粮食供应量144斤大米（按月供24斤计），折合谷子210斤后，才给予办理迁出手续。这210斤谷子，相当于生产队发给锦秀姐弟俩半年口粮。这些口粮是按月发的，本来就不够吃，现在叫他们去哪里拿出这么多谷子？ 村里人知道后，纷纷慷慨相助，这家十斤那家二十斤地送来谷子。凑足谷子后，两个壮小伙子又自告奋勇，帮助挑到国家粮库，开出收条后才得以办出户口迁出证。 一切办妥，最让锦秀挂在心上的有两件事，也有了着落。一是各家送的谷子。托人到黑市买了相应数量的粮票，补上粮价，逐户付清。二是弟弟金根今后的生活，大包婶一再拍胸脯说：“金根就是我亲儿子，你只管读书去。” （二十四） 锦秀上学的头个晚上，那笛声一轮又一轮地吹响着那支令人意气风发的旋律：“......梭梭多，米来多，辣希多希来多辣梭梭.....”欢快的笛声，分明是在为锦秀送行的。 其时锦秀心里在牵挂着一个病人，住在村东头的陈昊峻。他今年28岁，才结婚一年。婚后半年，正为妻子怀有身孕高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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