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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王朝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化社会——《中国文明的反思》节选萧建生宋朝以文立国、以仁义治国、实行中央集权加仁政的政治模式和和平发展的基本国策，对外和平，对内宽容，建立起了一个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多元社会。人道的文明的统治方式宋朝实行人道的、文明的统治方式，官府对人民不是采取控制、压迫和剥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对人民采取了尊重、保护、帮助和开放的政策。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愚民政策，没有文字狱，没有特务横行，人民无忧无虑，具有安全感，所以充满了宁静、祥和、自然而又健康的气氛。生活在大宋王朝的人民真正是幸运的幸福的。宋朝的自由开放，首先是宗教信仰自由。大宋政权不是政教合一的政权，国家没有强制推行一种单一的宗教信仰，没有强制人民信奉哪一种宗教。没有把任何一种宗教作为人民的行为准则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没有强制推行的官方意识形态。人们的宗教信仰完全自由。在宋朝，人们可以信仰儒教，可以信仰道教，可以信仰佛教，也可以信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什么宗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在宋朝开国之初，宋太祖就改变了后周皇帝柴荣禁止佛教的政策，招令300人前往天竺国求取经书与舍利。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在北宋的首都汴梁和南宋的首都临安以及中国的沿海城市，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及其他教徒，拥有自己的房舍、教堂，至于佛教和道教，则在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建有许多寺庙和道观，使得中国的宗教繁荣昌盛，由此成为多种宗教并存的开放的国度。不拒绝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不禁止任何一种异端的思想，这就是大宋王朝的立国精神。宋朝的自由开放，还体现在它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社会一样，宋朝是一个容多种种族、各种肤色人种的社会。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商业空前繁荣，各种宗教的迅速传播，前来中国的外国人日益增多，远远超过唐朝的水平。早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之前，意大利的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就于1271年来到了中国的泉州，并记下了自己的见闻。当时的泉州就生活着几十万日本人、高丽人、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以及黑人，还有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等地的人。这些定居或者经商的欧洲人以及亚洲人，与中国人自由来往，甚至杂居在一起，相互通婚。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混血儿。这些外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穿着宋人的服饰，其生活方式、礼仪已经与宋人没有多大的差别。除了泉州之外，还有临安、广州等城市都居住着大量的外国移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还同化了大批的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除了中国的大宋王朝同化过犹太人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同化犹太人。如果宋朝不是高度自由开放和幸福和平的社会，如果大宋王朝没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怎么可能同化非常优秀的犹太人？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史载北宋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在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的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于中国。同化犹太人显示了大宋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和繁荣，足见中国文明对世界的影响。自由开放的社会带来学术思想高度繁荣宋朝的自由开放，还表现在学术自由方面，是继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可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宋太祖制定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政治纲领，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权力，实行包容和鼓励各种思想自由发表的政策，所以在宋朝，没有思想的禁区，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没有以言治罪的恶法，没有出版的检查制度，任何书籍都可以自由出版销售，普通的市民也可以对朝廷官员乃至于政府提出意见批评，甚至上诉至法院，这种政策使整个社会出现了思想空前解放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宋朝的教科书里有这样的话：“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皇帝之私有也”（见《吕氏春秋》），老师告诉学生们：“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皇帝之私有也”。在当时西方世界还是专制制度的时候，中国的学生却沐浴着民主的熏陶，而不是灌输着奴化的教育。 所以，宋朝人能够以天下为己任。当时的中国大臣们敢于对最高统治者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一人之天下”。而皇帝也明确地意识到“天下非一人之私产，需与文人治天下。”这是了不起的思想。然而，遗憾的是，一千多年后的中国，却没有人敢在教科书里写上这样的话：“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党一人之私产也。”这一现象令人深思。当时思想开放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学术思想的繁荣。北宋前期，学者李觏就公开反对官府历来的禁榷政策，在《富国策》的文章中主张：“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北宋中期，吕陶肯定仁宗在位时期行之于东南地区的茶叶通商政策，批评神宗在四川地区实行的榷茶政策。此前司马光在给仁宗皇帝的奏折中，也充分肯定工商业的合理性，批评汉唐以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认为手工业、商业与农业一样，都是财富的重要来源，没有本末之分。而南宋学者郑至道更是认为士、农、工、商都是百姓的本业。这些都显示了宋朝思想家经济学思想的突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不少学者开始探讨有关宇宙形成及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起源和构成的原理，导致各种哲学流派的产生。如周敦颐结合道家“无极说”和儒家的“太极说”，首创探讨宇宙本原、万物演化及人性、道德的综合理论学说。邵雍上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阐发《周易》经义，构建了成数的图式，形成新的象数学。 张载在《易传》的基础上提出了宇宙发生论，特别强调“气”的观念，是一种唯物论观点。后来，程颢、程颐形成了理学体系，将“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于理气说、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方面提出了相对系统的理论学说。而朱熹集北宋以来的理学之大成，最终建立起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外，还有陆九渊创立了“心学”。宋代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还有王安石、苏轼、沈括、陈亮、叶适、吕祖谦，等等。程朱理学虽然在社会道德伦理方面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和在人性论方面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为皇帝维护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把中国的哲学系统推向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并深刻地探索了宇宙系统的本体和深层内在联系，把宇宙的发生演化学和横向结构说融为一体。宋朝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发展辩证逻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说宋朝是一个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并不是说宋朝没有发生过文祸的事件。谢苍霖在《三千年文祸》一书中，记录了宋朝欧阳修《与高司谏书》事件、苏轼的乌台诗案等30多次文字祸。但是，仔细研究这些文字案件，就可以发现这些文字案件的发生，其原因除了党派斗争之外，就是官场倾轧，或者是奸臣当道对正直人士的迫害。真正由于皇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采取镇压手段，一件也没有，这与后来明清社会皇帝对思想的禁锢和对舆论的控制，是根本不同的。例如北宋时苏轼遭到诗文祸，并不是因为朝廷要控制学术思想，而是因为党争而遭到报复。还例如南宋时对朱熹理学的打压和禁锢，就是当时朝廷的一些政治人物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是政治斗争，并不是对舆论的控制。这种文字祸的结果，一般也是贬官或者流放，受害者不久又东山再起，案件也随之平反昭雪，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然也重新受到肯定。宋朝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有力地推动了出版业和教育的发达。宋代是学者出版著作最多的朝代。例如司马光著的《资治通鉴》、李焘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沈括的《梦溪笔谈》等，都是伟大的著作。宋朝的教育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当时的中国，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学费和生活费用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15—16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朝除了官府兴学之外，还导致了世界上最早的私立大学的产生，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闻名全国的私立大学，有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四大书院，其中“岳麓书院”还是宋真宗亲自题写的匾额，至今留存。此外在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嵩阳、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地的书院。这些私立大学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更加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他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为了鼓励人们自由发表对国家政治的看法，国家在科举考试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考试策论，让应试的举子发表自己对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的看法，提出自己政治上的见解，这种由官方鼓励的言论自由，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思想的空前开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宋朝自由、开放，有着良好的社会风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朝有一个公平竞争的透明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这就是科举制度。这一制度被西方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迄今为止中国最科学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的。在宋代，国家建有国立大学，用以培养人才，但更多的是民间的教育，国家只负责选拔民间培养的人才。也就是说，宋朝国家政权是完全向人民开放的。在“以文为贵”、科举选士这一政治导向的鼓舞下，整个社会形成了发奋读书的良好风气。宋朝广为流传的《神童诗》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宋真宗为了让人民读书，他写诗鼓励人民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黍。”不管你是农民，还是富家子弟，还是官僚的后代，一律要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参与考试，才能进入政坛。这就迫使人们必须勤奋读书，独立思考，做一个有知识、有道德修养的人。科举取士所产生的社会导向，就是一定要努力读书，一个人才会有前途。正因为如此，宋朝人的读书风气，比任何朝代都浓厚。《容斋随笔》描绘当时的情景说：“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北宋晁冲之在《夜行》诗中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人读书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而历年参加贡举的人不断增加，太宗即位第一次贡举（977年），已有5300人参加考试，到真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98年），参加贡举人数达到了2万人。湖南在古代是一个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后来岳麓书院的湘人子弟殿试中了状元，湘人皆以“破天荒”称之，深深引以为自豪。纵观中国历史几千年，有哪朝哪代能够与宋朝人刻苦读书的精神相比？宋朝人不仅物质生活丰富，更重要的是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很高的文明素养。这样的朝代，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民族素质，这样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自由开放的社会高度尊重人权宋朝的自由开放，还表现在对人身自由的尊重方面。从秦国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通过这种方式，一是进行税收，也就是方便官府按人头来征税，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掠夺；二是方便统治者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这种严密统治限制了人员的流动，把老百姓死死地束缚在土地上，导致了人的愚昧和素质退化、城乡的巨大差别和商业的衰落，使整个社会经济落后，思想禁锢，死气沉沉。宋朝则废除了这种落后和相对野蛮的制度。宋朝也有户籍制度，但只是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只是了解国家人口的数量。宋朝人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流动。宋朝政府鼓励人们外出经商、务工，鼓励人们移居城市，既不要官府的证明，也不要别人担保，更不需要办什么暂住证、计划生育证等，也勿需向官府交纳这个费那个费。宋朝是不按人头征税的，税收是按土地和财产来征收。宋朝没有连坐的制度，一人犯罪一人当。所以，不需要对老百姓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此外，宋朝没有刑讯逼供的严酷刑法，对犯人的死刑判决，必须经过最高法院的审核，所以，宋朝的死刑很少。对犯人的审讯，必须以证据为准，不得屈打成招。如果犯人不服从判决，可以上诉至最高法院。“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件都是从轻发落，不许刑讯逼供，以保护犯人的人身自由权利。正是有了这样的法律保障，宋人才生活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宋朝的自由开放，还表现在对待妇女的尊重方面，充满着人性化的现代文明气息。现在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宋朝出现了理学，什么“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等，还有什么贞洁牌坊、裹脚布、男女授受不亲，等等，以为宋朝妇女是受到压迫和残害的。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宋朝对妇女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社会，宋朝的妇女活的非常独立而有尊严。现在流行的“杨门女将”的英雄故事就发生在宋朝。还有梁红玉亲自在战场上擂鼓给浴血奋战的军人们打气助威，表现了何等的气派。宋朝还涌现了大量的杰出的优秀的女性，如李清照、朱淑真等有名的才女。李清照的诗中既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人比黄花瘦”的小女人的细腻感情，也有“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令男人汗颜的豪迈气概，表现了受过良好教育既柔美又刚强的大宋女人的风范。如果说这只是少数女中豪杰的话，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宋朝普通女人的生活。有一篇小说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说的就是宋朝的故事。一个妓女为了追求爱情舍弃一切，最后因为所爱的人成为负心郎，而一怒之下，将万千财宝抛弃江中，自己也跳江自尽，这是何等的刚烈而痴情！宋朝名妓聂胜琼爱上了一个叫李之问的官员，二人离别之时，她给李之问写下了一首《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后，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李之问回到家中，这首诗被他妻子读到，她的妻子深深地被聂胜琼对自己丈夫的真情所感动，也对聂胜琼的处境和才华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和怜爱的感情，竟拿出自己的嫁妆私房钱，让其夫将聂胜琼娶回家来。我们再看看苏轼为了纪念他的妻子而写的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月明夜，短松岗。”这首词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令千百年后的人们读来也回肠荡气，感动万分，是因为其中饱含着苏轼对妻子无限的深情，这就是一个优秀男人对宋朝女人的刻骨铭心的怀念，可见宋朝的女人的持久魅力与高贵。做宋朝的女人是相当幸福的。还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诗句，都表现了宋朝优秀男人对宋朝女人的一往深情和高尚的爱情观。如果说这是大宋王朝的知识分子的情感，那么，我们来看看宋朝普通女人的生活。吴自牧在《梦梁录》中写道：“在五间楼前大街做瓦铺瓦前，有带三花点茶婆婆，敲响盏灯掇头儿拍板，大街游人看了无不哂笑。”老婆婆头上带着花，这表明宋朝的老婆婆也十分爱美，开放，思想活跃敢出风头。宋朝的老太太很会经商。“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农村妇女有了孩子后也戴花爱美，也和男人们吃喝玩乐。哪有那么多的礼教束缚？“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农村妇女也像农村男人一样下地干农活。农村女人也是半边天。“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年青女人们也出门，也欢笑并漏齿。“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女人们大胆约会，勇于追求爱情。“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宋朝女人与男人自由恋爱，感情纯真，追求幸福的生活。可见，宋朝是一个充满着人性化的社会，残酷的礼教在宋朝是不存在的。妇女的社会地位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状况，从宋朝妇女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社会具有很高的文明水准。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有着积极健康的人生，人们的生活是乐观而向上的。宋朝社会与后来明清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残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朝以仁义治国，对人民的生活非常关心。每当遇到天灾，政府就会拨出大量的钱粮来救济灾民。与此同时，政府还采取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措施，那就是大量募兵。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世界上第一支雇佣军是宋朝建立的。宋朝之前和之后，直到现在，实行的都是强制性的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当兵靠自愿，但你当兵国家要发给你薪金。宋朝士兵都是招募来的雇佣军，有非常优厚的薪金，以至于在其他朝代常常成为农民起义导火索的当兵和抓壮丁，竟成了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措施。每当一个地方出现自然灾害，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通过这种方法改善人民的生活，稳定社会，这也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募兵制的实行，其实并不完全是“军费开支”，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财政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所付出的代价。有人以此批评宋代“冗兵”、“积贫”，导致国家财政出现赤字，然而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也与现代宏观调控手段十分相似，可以起到拉动消费、促进生产和市场流通的作用。所以说，宋朝的“冗兵”、“积贫”不是外敌的压力造成的，而是宋朝政府制定的开明政策的结果，是政府主动关心民生、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此外，宋代慈善组织众多，有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人的福田院，有施医给药的安济坊和惠民药局，有负责安葬的漏泽园，有专业收养遗婴弃儿的举子仓、慈幼局和婴儿局，有负责灾荒救济的广惠仓、常平仓和义仓，还有承担家族内互助的义庄。在当时的各个城市，都建有施药局、慈幼院、养济院、漏泽园等医疗福利设施，对生活有困难的人、孤寡老人、无依无靠的儿童进行医疗和生活救助。政府明令建立育婴慈善机构。《临安志》卷中有记载：南宋淳佑七年1247十二月，“有旨令临安府创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乳养。安抚端明赵与筹奉行惟谨，于府治侧建屋，而凡存养之具纤悉毕备，其有民间愿抱养为子女者，官月给钱米，至三岁住支。”这是南宋政府明令建立的育婴慈善机构，经费主要源于官府。除政府开办的慈善机构外，宋朝私人开办的慈善机构也遍及全国各地。如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于1049年以苏州灵芝坊祖宅创立范氏义庄，购置义田千亩，作为宗教公产，用以周济平民，并附设义学供平民子弟免费入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义庄。其遗址至今仍存于苏州，供人瞻仰。惠民药局和漏泽园建于北宋初年。宋仁宗在位时，因体恤病者缺医乏药，颁《庆历善救方》，同时在东京设立惠民药局，依处方制药施给贫病之民。后来它又逐渐推广至全国各府州县，置设于城乡之间，时人称之“货药济四方，甚盛举也。”当时宋朝人看病很方便，城里到处是药铺和医院，宋朝的医疗技术也是历史上水平最高的朝代。宋朝还经常把皇宫药品低价在市场销售，以调控药品的价格不致上涨。政府还设立漏泽园这一官办墓地。由政府出面为因饥疫死亡者或因贫穷无告而葬之家者，出钱择地，听其安葬或由官府代为安葬。总之，宋代慈善机构的发展，规模之大，设施之全，内容之广，为历代所罕见（以上见赵海林：《宋代慈善组织的组织运作》，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4卷第六期）。正是在国家这一系列开明政策的推动之下，宋朝出现了自由开放和积极健康的社会局面。就像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所赞美的大同之世的理想社会那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试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哪朝哪代出现如此美好的社会？在大宋王朝这个美好的社会里，人民生活富裕、幸福、自由，社会和谐稳定，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不仅宋朝人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而且文化和医疗普及率也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以写作散文和政论文章著名的唐宋八大家，除了韩愈和柳宗元是唐朝人外，其余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6人都是北宋人，而且不仅知识分子可以写诗做文章，就是一般的人也可以写出很好的诗歌和文章。琴棋书画是一般宋朝人都非常喜爱的。宋人追求真善美，人和人之间亲密相处，讲究诚信，乐于助人。不像后来的明清社会，人格被扭曲，性格被异化，生活在谎言的环境里。宋朝人不仅知识分子士大夫活得有尊严，有自豪感，就是一般的人，也都活得很有尊严，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他们受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的尊敬，他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代表者。宋朝的确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社会，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社会，是一个光明的社会。（本文采用了东方飞龙：《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的部分内容）萧建生，历史学者，著有《中国文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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