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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六世纪的明代万历（公元1573-1620）初年，明王朝管理养马业的最高机构——太仆寺的所在地滁州一带，突然暴发了一场十分严重的牲畜瘟疫。官府和民间饲养的马，牛大量死亡，那时虽有国家“群马监”的兽医治疗，但无济于事，瘟疫照样进行。正当大家十分惶恐的时候，从外地聘请的两位兽医到了。他们细心观察，针砭治疗，染病牛马无不应手痊愈。不到一月时间，疫情迅速控制，群众无不为之叹服。这两位兽医神手是谁呢？他们就是我国明代被誉为“师皇再世”，“伯乐重生”的民间兽医——喻仁，喻杰兄弟，也是后来传世最广，为中兽医奉为经典的兽医著作——元亨疗马集，疗牛集，驼经的作者。
喻氏兄弟，兄喻仁，字本元，别号曲川；弟喻杰，字本亨，别号月川。庐州府六安州人。他们大约生活在明代的嘉靖到万历年间。在明代养马业恢复发展时期和明王朝实行新的马郑管理制度的影响下，他们一生从事民间兽医工作。
早在明代以前的元朝时代，因为军事的需要，曾大量征用民间马匹，因此，当明王朝刚建立时期，由于马匹缺乏，不得不大力恢复和建设新的养马基地，首先在都城南京附近的江，淮地区，大力提倡和鼓励民间养马，以应军事急需。在此同时，还专门设立了群马监，苑马寺等专门管理马政的机构，兴办军马场。永乐以后，明王朝又渐渐着重于发展北方地区的养马业，并且吸收唐，宋，各代养马制度的一些管理办法，创立了一套新的，更为完备的，而且也是对农民最严苛的“民牧养马”制度。
明王朝实行民牧养马制度，最早是为了满足都城一带对马匹的需要。当时，曾下令应天，太平，镇江，庐州，凤阳，扬州六府；滁，和二洲养马；规定江南地区每十一户养种马一匹。江北各地因水草便利，规定每户养马一匹，并设立群长，群副，掌理，兽医人员。嘉靖二年时，又重新规定，民间凡养马五十匹，需设群长一人，一年后方许替换一次。在每个群长的管理范围内，又挑选民间聪明子弟二至三人学习兽医，学成后定业一人，专门负责医治马病，保护马匹的健康和繁育。对从事兽医无成绩，医疗技术水平低劣者，应予以淘汰，另选人才。
正当明王朝极力推行民政养马制度及管理办法的时候，庐州府六安州的喻仁，喻杰兄弟被选中学习兽医。当时，民间几乎都养有马匹。喻氏兄弟，从小在家庭和民间经常接触养马和兽医，对兽医产生特殊的爱好。他们被选中学习兽医后，参加了民间马群的管理机构，有了更多接触和学习兽医的机会。喻氏兄弟勤奋好学，时时跟随师傅深入养马人家，一边帮师父拉马，投药，一边细心观察和学习师父诊断，开处方的经验和技术知识。在这个期间，他们又受到了比较专门的文化教养，阅读了不少当代和前人的兽医典籍，大大地丰富了兽医知识，开阔了眼界。从此，他们对民间马群进行疫病防治，不仅可以在师父的指导下进行马的一般疾病的诊治，而且又有机会把自己从一些兽医典籍上学得的兽医知识，在实践中施用和验证。这样，他俩的兽医技术提高很快。不到几年，年轻的喻氏兄弟已经成为独立工作的民间马群兽医。
喻氏兄弟并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兽医技术和本领，他们从实践中发现，由于养马业的发展，民间丰富的兽医技术和经验也在不断的提高和发展。为了提高自己的兽医技术和经验水平，还必须不断地向民间学习，从此，他们在防治病马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搜集民间的兽医验方，询问和学习民间兽医的治疗技术和经验，进行认真的记载，并在自己的兽医实践中运用。这样，他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兽医技术提高很快，成为六安州很有名气的民间兽医。
大约到了万历初年，也就是明王朝的“官牧制度”日益废弛，对民牧养马制度控制得更加严苛的时期，太仆寺所在地的滁州一带，畜疫流行，马牛大量死亡。为了控制疫病流行，主管全国马政的滁州太仆寺官员，四处访求名兽医。已初具名声的直隶庐州府六安州的喻氏兄弟，受到了聘请。当喻仁，喻杰兄弟来到滁州后，立即深入官府马场和民间马群中去，诊断疫情，亲自动手治疗，迅速控制了疫病的流行。不少濒临死亡的马匹又渐渐恢复了健康，接着，喻氏兄弟又到农村专治牛病，使大批病牛脱险。
滁州牲畜瘟疫短期内防治的成功，使直接参与这一大规模畜群疫病防治的六安州兽医喻仁，喻杰的名声大震。他俩的名字很快地传遍了庐州府及附近的广大地区。喻氏兄弟，不矜其功，不计其力，他们离开滁州又回到家乡六安州，继续出入民间马群，进行疫病防治。长期与民间的接触，喻氏兄弟深刻认识到，明王朝计户养马，计丁养马，计亩养马，征驹，以及官府马匹寄存民间饲养管理的“官府寄牧”制度，给广大农民带来沉重负担和灾祸。而那“马亡人逃”，“马壮人乏”的痛苦现实，更加激起了他俩深切的同情。喻氏兄弟除更加尽力为民间马群防治疾病外，还十分重视牛和骆驼等畜病的治疗。
因为他们知道，特别是耕牛对农民和农耕生产十分重要。喻氏兄弟曾十分感慨说过：“我们虽然不是务农耕田的，但生长在农村，却知道养牛的重要”。他们一方面以自己高超的兽医技术防治马牛驼病，解除民间痛苦；另一方面还想把自己多年的心得，民间验方以及前代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搜集民间验方，并对当时广为流传的各种有关兽医的典籍，诸如司马安骥集，司牧安骥方，以及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农书中的兽医内容，进行反复阅读和研究，对这些著作中的兽医技术和经验，经过自己反复地实践和验证，达到融会贯通。这样，他们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万历三十六年前撰写成疗马集，疗牛集和驼经三部著名的兽医专著。
疗马集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卷。
春卷有十二论。其中八论讲诊断，一论讲针灸治疗，一论讲保养，饮喂，一论讲马齿年龄鉴定，一论讲外形鉴定。这一卷的内容，不仅包括兽医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知识，而且在理论上也有许多创新。尤其记述马的诊断，如诊脉歌，察色歌，定症歌等极为详尽，单讲马病的口色就有四十七种。如说：“色须有泽“，是指细胞粘膜湿润，光亮，晶莹，生理活动正常的状态；若细胞变性坏死则无”泽“。又如“色脉相应”，是说口色变化应和脉象的变化是一致的。色脉相应则生机旺盛；否则就是病态，应抓紧进行诊治。这些从实践中得出的诊断经验，言简意赅，不仅发展和提高了前人的色脉诊断的理论，而且成为后来中兽医诊断疫病的重要方法，是中兽医诊断学的宝贵遗产，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兽医诊断学发展的水平。
夏卷，包括七十二种大病的诊断方法，是马病治疗的各论部分。这一部分分类细致，对每一病症都阐明病因，病机，生死转归，调治方法，注意事项等，对诸症候的综合特点也有详细记述。特别是症状相同时，则又能正确指出其相互间的区别要点。例如明确指出：症状虽然相同，但病因，病机不同时，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治疗，这样才能有效。这种对类似症状鉴别的理论原则，不但是七十二症辩证论治的基础，而且成为后来中兽医治疗学的基本理论和典范，是我国中兽医发展史上的重大成就。
秋卷，内容包括“评讲八证论”和“东溪素问四十七论。这一部分根据古代中医科学的医学原理，将马病错综复杂的症状，综合归纳，创造性地总结为”八证“，即寒证，热证，虚证，实证，表证，里证，邪证，正证。这些理论原则，成为我国明代以后中兽医辨证施治的准绳。“东溪素问四十七论”，则是喻氏兄弟对当时兽医学中一些疑难问题的专门论述，也是对兽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冬卷，是本草的应用和兽医经验药方。疗马集共记载药方四百多个，介绍的药物多达四百多种，而且十分实用。
中华民族的兽医科学起源很早，几千年来曾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兽医书籍，可惜在封建统治下，兽医历来被看做是“贱业”而得不到重视，许多兽医书籍失传了，但元亨疗马集却以其超群的优势，广泛流传于后世。至今，它仍为广大兽医人员所喜爱，它的理论原则仍被广泛引用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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