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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北方民族驯服了马，便世世代代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历史长河中，马始终是游牧民族生命力的代表，是他们生产、生活中亲密的伙伴和助手，也是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正是这种漫漫的马背生活、艰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北方民族刚健的意志，粗犷、豪放的性格，能征善战的本领和宽阔的胸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马背英雄。
雄浑壮阔的中国北方草原，曾是远古马类繁衍、辐射的中心，也是现代马生息、驰骋的乐园。它骠悍威武、神态优美、顽强有力、性灵善跑，在动物群中堪称无与伦比的佼佼者。它的起源和进化经历了始马、渐新马、中新马、上新马、真马五个主要发展阶段，近6000万年之久。其中始祖马的化石在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以及中国山东、湖南省都有发现，说明马的起源是多元的。下面谈谈马的起源发展以及它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不解之缘。
马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息息相
骏马春秋——马的起源和发展
中新马的出现（距今2600万年至1200万年前的中新世）是马类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阶段，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马是在此时形成的。中新马，也称草原古马或原马，它们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北美和非洲大地，渐渐离开森林，走向草原。在蒙古草原和华北地区多有发现这类草原古马化石，说明中新世的黄河流域及北方的广阔草原，是马类繁衍发展的区域。
迄今为止，内蒙古地区发现最早的草原古马化石是距今2000万年前中新世中期的戈壁安琪马。从其共生的25种哺乳动物化石看，森林动物大约占84%以上，说明这种马主要生活于湿热的森林草原环境。后来至更新中期以后，受冰期的进一步影响，欧亚北部和北美候日趋寒冷。原有的马种相继消失于大自然的旷野中，崛起而取代的是各大洲成群的野马，进化成很多支系、马区和马种。
活跃于蒙古草原和黄河南北有三门马演化来的蒙古野马、普氏野马、拟普通野马等， 后又演进为现代北方马。它们主要生活于较冷的干旱、半干旱草原或荒漠草原环境。
汉代彩绘木马，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
至距今1万年至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野马已成为人们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它们经长期驯养成为家马，由自然演进成为具有人为因素促进的驯化改良。野马经人类驯化后，弱化了其暴烈的性格，而耐力奔跑、与大自然的竞争和自卫能力都有所下降、它们依赖人类而生存，如驯养者为其选择牧场和水源、关照其后代的繁衍、疾病的防治等。同时也使它们受人类所役使。
内蒙古广阔的草原地带，为野马提供了优越的生存条件，这里奔跑的成群野马，最初只是远古居民的食物来源之一，后来经古人长期驯化和调教，逐渐成为北方民族得心应手的代步拉载工具，弥补了人在行速和力量上的不足。蒙古马的特点是头大、身躯粗壮、四肢较短、能粗食、耐力好。
在内蒙古中西部的阴山山脉、甘肃贺兰山脉、嘉峪关黑山头等著名岩画中，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古人对马各种姿态的刻画，有生动的单马、双马、群马嬉戏、奔腾的场面，也有古人骑马射猎、放牧场景的刻画，简练而实地反映了北方草原的自然情景，同时也说明当时北方民族已成功地驯服了马。
几千年来，北方游牧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养马经验，培育出许多优良马种，成为向朝廷进贡的主要贡品。
鞍马饰具的产生和发展
自中国北方民族驯服了马，便出现了驰骋在草原上的马背民族。为了使马更适于人骑乘、控驭，他们创造发明了具有实用和艺术价值的鞍马饰具，并经历了由简到繁、由拙至精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北方骑马民族的聪明智慧和独具匠心的创造力。
古人驯马，最初采用的工具是用鬃毛、皮条编结的网状络头（及笼头），主要从马的头部控制和驾驭马匹。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中国北方东部草原东胡民族创造了实用的青铜马面饰，这一时期以赤峰宁城县小黑石沟出土的一套青铜马面饰最为精致，其中包括固定于马面正中防箭击的人面形当卢、还有控制马头的马镳、马衔及马络头上的节约等， 说明此时东胡人使用的马面饰已经完备并富有装饰性，为后来蒙古草原鞍马饰具的发展开创了先河。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西部草原也大量出现了匈奴民族使用的马面饰和马鞍具，亦具有驾驭和防护的双重功能。
春秋时期东胡族青铜马面饰
马具中鞍、镫的产生比马面饰具要晚得多，早期乘骑马时，只在马背上铺一块毛皮或毛毡类坐垫，以防止摩擦并保护马背。从陕西咸阳杨家湾出土的前汉时期骑士陶俑的马背上可以看到涂绘的坐垫式样，在秦兵马俑2号坑出土的马俑背部也有这种圆弧形坐垫，均无马鞍和镫。由于马的背部较平坦，骑者遇上下坡地或马俯首、昂起时难以坐稳，古人便想到提高前后鞍体以作挡护。也可推测古人由驼峰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前后略起鞍桥的马鞍。从漠北出土的前后略凸起的鞍座和马镫推测，匈奴人可能是最早使用马鞍和马镫的民族之一。
西汉末期，这种鞍体低缓、略起鞍桥的马鞍逐渐推广开来。至东汉时期，前后鞍桥凸起已比较明显，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铜骑马仪仗俑中，可看到马鞍前后两端鞍桥已明显隆起，骑者双腿自然下垂，没有脚镫。为了乘马之便，人们又发明了马镫，最初只有上马之左侧的单镫，后来又增加了右镫，这样在骑乘过程中也更稳定。马镫的材质最初只是简易的皮圈，后来逐渐为金属马镫所代替。在内蒙古乌拉特山脉发现的岩画中就有绘刻早期马镫的画面，其造型似金属马镫，当为匈奴族或其他游牧民族的作品。
在青海省族自治县一座东汉墓中，曾出土过一件马纹青铜饰牌，在其马腹部也有一宽大的方形马镫，从其形制看似金属马镫，是典型的匈奴文化产物。至今发现的早期马镫实物是1993年吉林长春市郊区出土的一副铜皮包裹木芯的吊环形马镫，以及辽宁省朝阳地区鲜卑墓出土的吊环式铁马镫和铜鎏金马镫，为至今发现时代最早的金属马镫。这种马镫在辽宁北票、吉林集安等地都有出土，均属东晋慕容鲜卑三燕文化的遗物。
马纹青铜饰牌
金属马镫的发明使用，在游牧文明发明史上具有重大革新意义，标志着鞍马文化的一大进步，骑者不仅上下马方便自如，在跃马飞奔时身体也容易保持平稳和稳定。在马背上可坐可站，还可以靠马镫的支撑把双手解放出来，自如的使用兵器。金属马镫发明后，很快传到朝鲜、日本，同时向西方流传，首先传到土耳其、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大地。
鲜卑族在东汉末年时已是 “兵力马疾，过于匈奴”。(《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至魏晋十六国三燕时期，从东部进入辽西地区的鲜卑族经过百年发展开始强盛，其鞍马饰具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迅猛的发展。从辽西地区出土的大量精美绝伦的成套鎏金马饰具来看，前后鞍桥明显加高，属高鞍桥马鞍，其工艺的精湛，形制的美观，马具的完备与成熟是前所未有的。马鞍具的主体纹饰有龙、凤、鹿、羽人、怪兽、射猎纹，地纹有连续龟背纹等，不仅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特色，也吸纳了中原文化风格。同时还出现了作战披挂的马铠甲。
因此，学术界有中国马具是魏晋时期发展并完备起来之说，认为这是古老的鲜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贡献。
汉代兵马俑
继鲜卑之后，又一支游牧民族突厥族于隋唐兴起，活跃于北方广大草原，其不断扩大强盛，成为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势力。突厥族十分重视养马业，不断以良马贡于大唐王朝。《唐会要》载： 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突厥族不仅养马业繁荣，他们制作的突厥鞍也非常著名，对唐代鞍马具的制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属东胡系的游牧民族契丹，于公元十世纪称雄北部草原，公元916年建国立号，初称 契丹，后改大辽，定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辽文化，鞍马历史也进入了灿烂的时代。辽代马鞍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皇家贵族鞍马饰具的制作更加精美、华丽，马笼头、攀胸、鞍座等更讲究艺术装饰性。辽鞍整体加宽、加高，前鞍桥高于后鞍桥，骑乘舒适平稳。由于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契丹贵族所用之鞍均用金、银、玛瑙、玉石等贵重材料制作。此契丹鞍名传中华各地，与当时的蜀锦、端砚、定瓷并称天下第一。
如1954年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的大量马具随葬品，其质地有金、银、玛瑙等多种，在金属马具上，大都饰有繁缛精美的龙、凤、鹿等动物纹和花草纹图案。无论是马具的种类和数量，还是纹饰的华丽精致，都是罕见的。
东汉鲜卑族飞马纹鎏金铜带饰
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和他的铁骑兵曾以势不可挡之力横跨欧亚大陆，为世人所惊叹，而蒙元时期的鞍马饰具也以其制作的精良和丰富的种类，对中外鞍马饰具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代契丹族鎏金龙纹马鞍具
蒙元时期，蒙古人养马业空前发达，马鞍制作也更为考究，其工艺讲究简洁美观，更便于跃马飞奔。马鞍的种类有鞍体细窄、前桥高、后桥较低的征战狩猎马鞍；有鞍体较宽、前后鞍桥较平缓的大尾式生活马鞍等种类，纹饰以龙、凤、卧鹿、牡丹、卷草、云纹为主。
蒙元时期卧鹿牡丹纹金马鞍具
如内蒙古锡盟镶黄旗出土一套浮雕卧鹿牡丹纹金马鞍具，是迄今发现最精美的蒙元时期马具。元朝时国家在上都还设有官办的“鞍子局”，有工匠数千人之多，这是前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曾有过的。由此可以想象，蒙古骑兵装备的正规化也是前所未有的。从这点可看出，蒙古族将北方草原鞍马文明推向了峰。
卧鹿牡丹纹金马鞍具局部
综观上述，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鞍马饰具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千年历史，从各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精美的鞍马饰具可以看出，它们经历了由朴拙简易到繁复完备的发展过程，并与历代马背民族的发展兴盛有着密切关系，成为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人类所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 — 马
中国古代北方游猎牧民族成功的征服野马后，便世世代代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历史长河中，马始终是游牧民族生命力的代表，是他们生产、生活中亲密的伙伴和助手，也是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正是这种漫漫的马背生活、艰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北方民族刚健的意志，粗犷、豪放的性格，能征善战的本领和宽阔的胸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马背英雄。
战国时期秦国兵马俑
中国北方天然草场水草丰美、地域辽阔，自古以良马骑士名扬天下。几千年来，各游牧民族东胡、匈奴、鲜卑、突厥、乌桓、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一代代相继生息、繁衍在这里，他们从小生活在马背上，练就了一套控马、骑射的马上武功，平时以放牧和狩猎为主，战时可全民皆兵。
作为东亚最初强大的骑马民族而着称于世的匈奴族，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每年“课校人畜”的风俗，即类似现在的越野赛马和竞速赛马，参加竞赛的大者万骑，小者数千骑，上至酋长，下至民，一起上阵参加比赛。可见其对马术竞技的重视与擅长。并从战国时赵武灵王 “变俗胡服、习骑射”的倡导来看，北方民族对马的控驭技能，对中原马术的萌发和形成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至秦汉时期，北方骑马民族势力更为强大，在汉高祖时汉匈战争中，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一次可动用精兵四十万骑。而中原农耕民族控马驾车和骑马之术也日益提高，骑兵在中原兴起，并以其强大的机动作战力称雄于世，由此出现了秦始皇兵马俑坑和甘肃武威雷台汉墓铜车马这样威武壮观的战车骑兵阵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匈奴、鲜卑等民族相继入主中原，马术在各民族中更广为传播。及至唐代，马术被列为重要的军训项目，马术角逐竞技更为高涨，并兴起策马通过障碍的“透剑门技”和马球活动，在唐和辽代的墓室壁画中，均可看到打马球的生动场景。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供奉的征战的马鞍
辽、金、元三朝都是以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女真、蒙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政权，他们都是以马上武功的优势攻入中原的。史书记载：“契丹人祖宗以来，骑射绝人，威震天下。女真人 腋率皆骑兵……其分合出入，应变若神，人人皆自为战，所以胜也。”而后一代的成吉思汗和他的铁骑更是以他们高超的骑术谱写了一部辉煌的英雄史诗。
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后，带领蒙古铁骑，进行长达五十余年的征服战争，相继灭西夏、金王朝，远征中亚东欧，行程万里，所向无敌，建立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研究成吉思汗军事活动的学者万耀煌曾说： “成吉思汗之进兵也，如疾风迅雷，千里瞬至，鹰颤一击，往往覆敌于猝不及防。”美国人海斯穆恩、威兰所著的《世界史》中，也称成吉思汗的铁骑兵为 “蒙古旋风”，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蒙古骑兵急行如风的快速行动和奇变恍惚的战术。
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之所以几乎能够百战百胜，是和他的军事思想及平素的马术训练分不开的，成吉思汗规定军队每年冬季进行大狩猎活动，他认为狩猎不仅可以培养士兵勇敢、机智、顽强的个性，防止人马怠惰，还可以提高士兵的骑射本领和军马的素质，对军队的给养也是一种补充。成吉思汗的用兵，如包围迂回、分进合击等都于围猎相似，蒙古骑兵用的弯刀、弓箭、套绳、投镖也是由游牧狩猎工具转化而来的。在蒙古军队中，人和马的结合，以及骑术的发挥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北方历代游牧民族在过去的岁月中，与马相伴人生，创造了举世瞩目灿烂的鞍马文化，谱写出一幕幕辉煌的历史篇章，将永远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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