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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初年，张居正曾联系古代帝王的实例，多次教海明神宗要崇节俭、戒侈奢。说天子富于四海，以四海为家。家国应当一致，国家的财富就是皇帝的财富。道理虽然如此，但明神宗却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体验到，太仓库的储银虽然堆积如山，但自己既看不到又摸不着。如果下旨取些银两作内用，不是辅臣谏止就是言官谏诤。所以认为张居正所说的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总不如像太监们所说的那样将金银储在内库，看着亲切用着方便。因此，从万历三年（1575年）八月开始，便以种种理由，向光禄寺、太仆寺和太仓库索银储入内库。
万历三年（1575年）八月，第一次由司礼监传出谕旨，说因内库缺乏，令从光禄寺暂取白银10万两来用。因为数额太大，光禄寺承受不了，所以立即受到户科给事中光懋等人的谏诤。光懋说，光禄寺的银两，专供内宫膳飨、祭飨之用，当今该寺只有储银33万两，尚不足三年之费。
万历十一年（1583年）九月，又以典礼用金短缺为理由，令将云南每年供金由2000两增加到3000两。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再令增至5000两。云南当时绝少产金，只产铜、锡。年例贡金2000两，始自嘉靖十三年（1543年）。为了筹办贡金，云南布政司官，只得用白银和其他实物从别省购买。
一年筹办还可，如果年年如此，且又屡屡增额，其愁困之状可以想象。针对明神宗的“四病”（酒色财气），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进行了大胆、剀切尖锐的谏言。大意是: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ト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则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民。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
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抶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最后又说:“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既然药石不能医治，所以雒于仁特进“四箴”，陈请明神宗自行根治。明神宗览奏以后，火冒三丈，怒不可遏。谕令重处。但是由于雒于仁所上的建言既符合实情，又获得文武百官的支持，经过申时行等阁部大臣的奋力论救才未受到重刑，但还是被害官为民。雒于仁虽然为此而丢官，但他所讲的“四病”，不仅紧紧地缠绕了明神宗的一生，且因此而加速了大明帝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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