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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江红英，今天给大家说说中国古代小故事
褚遂良直书无隐
唐贞观(公元627-649)年间，褚遂良任谏议大夫，兼任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唐大宗问他:“你幸管起居注，记载哪些辛?大概能给皇帝看看吧?”
褚遂良答道:“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记言、记辛的左、右史，专记君主的言论行李，而且好的、坏的都要如实记载下来，作为对君主的检查和规戒，希望君主不要有非法的言行。起居注是不能随便给人看的，我还没有听说过帝王亲自查看史册的先例。”
唐大宗说:“倘若我有不好的地方，你也一定要记下来吗?”
褚遂良回答说:“奉守忠君之道，不如格守职责。我的职务是记录事实，君主一言一行，都必须记载。”
大臣刘泊也对唐太宗说:“就是褚遂良不记载，天下的人也都会记下来的。”
贞观中，太宗谓褚遂良曰。“抑知起居注，记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时日:“今之起居注，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亨，且记善恶，以为检戒，庶乎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联有不善，抑必记之那?”遂良曰:“宁道不如宁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刘泊进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三尺阶前便是万里
于延陵被授子建州(今福建建欧县)刺史，他向朝廷上晚表示谢意。唐宣宗问他:“建州离京城远还是近?”于延陵回答说:“建州离京城有八千里远。”宣宗说:“我的前后左右，都是建州人，建州那地方条件很不错，你若是为我廉洁奉公，安抚建州百姓，解除他们的疾苦，那你虽远在万里之外，也像在我身旁一样。如果你办率不遵法度，胡作非为，搞得建州民不聊生的话，那我这三尺台阶之前，就是万里建州，你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知道不知道?”于延陵听了，吓得不知所措。宣宗又安慰勉励了他一番，送他走了。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申讲。上问之曰:“建去京远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联前后左右，公建人也。郡极不恶，抑若为我康洁奉公，按择凋奈，长在我面前无异。或挠法度，使远人无脚，即肤三尺阶前，便是万里，卿知之否？延陡悸慑失序，上抚而遣之。
不务实学只尚新奇者戒
《欧阳文忠公外集》中载有欧阳修给石公操的两封书信，信中说，他曾见石公操的一幅石刻文字中，有两个字形状古怪，批评石公操有意标新立异，表现自己的才能。石公操就是石介，字守道，如今在他的《祖徕集》中，还可以看到他当年给欧阳修的复信，信的大致内容是编造了一些理由来为自己作辩解，他甚至说:写字只不过是六艺之一，虽说像三国时的钟由、晋朝的王羲之、唐朝的虞世南、柳公权等书法名家，也只不过是长于一艺而已，而我所学的是尧、舜、周公、孔子之道，没有必要精通书法。
欧阳修又写了封回信给石公操，信中说:“《周礼》的六艺，讲六书之学，每个字的一点一画，直笔曲笔都是有根据的、有讲究的。而现在你把直笔写成斜的，把方形写成圆的，反倒说自己是遵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这就说不过去了。打个比方说，人们把饭菜放在案桌上，把帽子戴在头上，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然后再吃饭，这是通常的做法。如果把帽子套在脚上，将衣裳反过来穿，坐到案桌上，把饭装在酒杯里吃，却说:‘我奉行的是尧、舜、周公、孔子之道’，可以这样说吗?我认为是不可以的。”欧阳修的这番话，确实是说中了石公操好标新立异的毛病。
石公操的字画，现在已经再也看不到了。既然当初他的字刻在石头上，显然不是随手写写的。从他给欧阳修回信中的话来看，确实是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用唱高调来掩饰自己的缺点，当时他那种拒绝别人的劝告、自以为是的态度可以想见。欧阳修在信中称石公操为“推官”，大概是在他任南京(今河南商丘县)推官时写的。这样推算，那时石公操还很年轻，不知道他后来的态度是否有所改变。然而，欧阳修在石公操会世后给他撰写的墓志铭与《读祖徕集》两首诗中，对石公操的长处大加称道，也足以看出欧阳修的公正、与人为善、对人不求全责备。
近年来，也有几个年轻人，虽说出官发论不无精采可喜之处，然而，他们总是不肯遵循既定之规，喜欢追求新奇怪异，每碰到一事，就轻率地发表自己的高见。他们写的字那更是随心所欲，本想以标新立异来表明自己的高明，却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法恰恰幕露出自身的轻浮与浅薄。阳修批评石公操的话，实在是治疗这些年轻人毛病的良药。
《欧阳文忠会外集》裁《与石公操推官二书》，言尝见其二石刻之字险怪，讥其欲为异以自高。公操即宁道也，今《祖株集》中扰见其答书，大略皆谏辞自解，至谓书乃六艺之一，虽善于钟、王、皮、柳，不过一艺而已。吾之所学乃尧、舜、周、孔之道，不必善书也。文忠复之曰:“《周礼》六艺，有六书之学。其点画曲直，皆有其说。今以直者为针，方者为圆，而曰我行尧、舜、周、IL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设撰于案，加帽于首，正裸而坐，然后食者，此世人常尔。若纳其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饭实酒厄而食，曰:‘我行尧、舜、周、孔之道，，可乎?不可也。”此言诚中其病。守道字画，世不复见。既尝被之全石，必非率尔而为者。即其答书之词而观之，其强项不服义，设为高论，以文过拒人之态扰可想见。称“推官”者，盖在南京时也。计其齿方甚少，不知后竟少俊否?然文.忠志其墓与《读祖抹集》二诗，盛道其所长。亦足以见公与人不求备也。近岁有一二少年，虽开言有可喜者，而不肯循蹈挽矩，好奇尚怪，遇事概发，其书字尤任意，本欲以为高而不知自陷于浮薄。文忠公之言，真此辈之药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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